戴笠早在西安事变前就知道张杨会发动兵谏，为何蒋介石还偏要去？

1936年的深秋，戴笠匆匆步入蒋介石的办公室，手中握着一份绝密情报。这份情报的内容关系重大：张学良和杨虎城可能会联合发动兵谏。戴笠作为军统特务处的掌门人，他的情报向来准确。然而，面对这个惊人的消息，蒋介石却显得异常平静。不仅如此，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他反而更坚定地决定要亲赴西安督促＂剿共＂。这让戴笠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是什么让蒋介石如此执着？他是否真的完全相信自己的结拜兄弟张学良不会做出对他不利的事情？还是说，他另有打算？而戴笠又是如何在张杨二人严密防范的情况下获得这个机密情报的？这其中，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

一、西安事变前的政治局势

1936年的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在东北地区的扩张愈发猖狂。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日军的铁蹄已经践踏到了平津地区。面对这样的局势，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方针。

这一年的春天，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会议桌上摆着一份详细的军事部署图，图上清晰标注着准备在陕北地区发动的第六次＂围剿＂计划。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看着这份计划，不禁握紧了拳头。

就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宣布了一项重要决定：命令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前往陕西，与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一同对陕北根据地发起进攻。这个决定立即在军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东北军将领们私下议论纷纷。他们的家乡正在日军铁蹄下哀嚎，而他们却要去打内战。一位姓赵的旅长在军营里愤愤不平地说：＂咱们的枪要打向日本人，而不是自己的同胞！＂

与此同时，在西安城内，杨虎城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变化。1936年3月的一天，杨虎城召集了十七路军的几位核心将领。他拿出一份来自东北的情报，上面详细记录了日军在东北的暴行。看完这份情报，会议室里一片沉默。

更让杨虎城难以接受的是，他多次向南京请求补给和军饷，但得到的回应总是敷衍了事。一次，他派心腹赴南京请饷，等待了整整半个月，最后只带回来一纸空头支票。

共产党方面则抓住这个机会，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在陕北，红军战士们经常用辽宁话和被俘的东北军士兵聊天。一些被俘虏后释放的东北军士兵回到部队，开始在战友中传播红军的抗日理念。

1936年5月，一份《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传单在西安城内悄然流传。这份传单很快传到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营房里。许多士兵看完后，都陷入了深思。

就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个意外事件成为了转折点。5月下旬，东北军一个连队在剿匪行动中与红军相遇。双方没有开火，反而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和平对话。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张学良的耳中。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展，使得原本就对＂剿共＂政策心存疑虑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始认真思考与红军合作的可能性。而此时的南京政府，却还在加紧部署新一轮的军事行动。

二、军统特务处的情报渗透

1936年夏末的一个傍晚，戴笠正在南京城外的一处秘密据点翻阅情报。桌上堆满了来自各地的电报和密件，其中大多数都标着＂绝密＂二字。自从建立特务处以来，戴笠就在不断扩充自己的情报网络。

特务处在江浙一带的情报网已经相当完善，但西北地区却一直是个难啃的骨头。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纪律严明，内部团结，这让军统特务很难打入其中。一份来自西安的情报显示，杨虎城的亲信们大多是跟随他多年的老部下，想要收买和策反都极为困难。

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了。特务处的一名情报员报告说，在南京的一场私人聚会上，发现了一位能说会道的女子，此人便是向影心。这名女子不仅与胡逸发有着特殊关系，还与西北军的几位将领有所往来。

戴笠立即派人对向影心展开调查。调查显示，她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陕西话，还精通歌舞，在社交场合极受欢迎。更重要的是，她表现出了对军事和政治的敏锐嗅觉。

通过精心安排，戴笠在一次茶会上与向影心＂偶遇＂。短暂的交谈让戴笠确信，这个女人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随后，他通过特殊渠道将向影心招募入特务处。

在特务处的训练基地，向影心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她不仅掌握了密电码和暗语技巧，在射击训练中的表现更是出色。一次实弹演习中，她在复杂地形下完成了一个连男性特务都难以完成的任务。

1936年春，向影心以胡逸发夫人的身份前往西安。她带着一批价值不菲的古董字画，以收藏和鉴赏为由，开始在西安的军政界活动。很快，她就在西安城里组织起了一个＂文物鉴赏会＂，吸引了不少军政要员参加。

在这些聚会中，向影心巧妙地运用她的社交手腕，逐渐接近了杨虎城的几位亲信。她时常举办茶会，邀请这些军官的夫人参加。在闲聊中，这些夫人不经意间透露出的信息，都被她用特殊方式记录下来。

同时，她还在西安城里开设了一家雅致的茶馆。这家茶馆很快成为当地军政要员议事的场所。茶馆的包间里，都被她秘密安装了窃听装置。每天晚上，她都要整理当天搜集到的情报，用密码发回南京。

6月中旬，向影心通过一位姓李的军官夫人，得知杨虎城近来频繁接见一些来自陕北的客人。她立即派人暗中跟踪调查，发现这些人中有共产党的代表。这个重要情报很快就通过特殊渠道传到了戴笠手中。

随后，她又通过茶馆里的窃听装置，发现有东北军的军官在私下谈论＂联共抗日＂的话题。这些零散的信息，经过戴笠的分析，逐渐勾勒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图像：张学良和杨虎城可能在筹划一场重大行动。

三、张杨二人的秘密联络

1936年7月的一个深夜，西安城内的一处私人宅院灯火通明。这座宅院属于西北军的一位姓高的中将，名叫高福源。此时，院内正在进行一场秘密会晤。张学良和杨虎城坐在会客厅的圆桌旁，桌上摆着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文件。

高福源事件成为了这场秘密联络的重要转折点。这位曾在东北军中担任要职的将领，因不满＂剿共＂政策，多次向张学良进言。在一次军事会议上，高福源公开质疑继续＂剿共＂的意义，这番言论很快传到了杨虎城耳中。

8月初，张学良派出心腹赴西安，以探望老友为名，与杨虎城进行了首次非正式接触。会面地点选在了城外的一处园林，为了避人耳目，双方各自只带了一名贴身副官。在这次谈话中，两人首次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

随后的一个月里，张杨二人通过各种隐秘渠道保持联系。他们采用了一套独特的联络方式：以象棋术语作为暗语，用古董商人作为信使。每次传递消息，都要经过至少三道转手，以确保万无一失。

9月中旬，一个重要的机会出现了。西安的大学生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张学良和杨虎城借此机会，分别接见了学生代表。这些满腔热血的青年学生，不经意间成为了两位将领之间传递信息的重要纽带。

与此同时，红军方面也在积极活动。一位化名＂李先生＂的共产党代表，通过东北军内部的关系网，先后与张学良的几位心腹进行了秘密会面。这位代表带来了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具体建议。

10月初，在西安城北的一座佛寺里，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了最后一次秘密会晤。这次会面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两人详细讨论了行动方案。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还特意安排了一场佛事活动，寺院内香火鼎盛，往来人群中夹杂着不少便衣保镖。

东北军内部对这个计划的态度并不统一。部分主战派军官担心行动失败的后果，另一些人则对抗日主张表示支持。张学良采取了逐个说服的策略，他先后召见了军中的几位重要将领，耐心解释行动的必要性。

学生运动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10月下旬，西安的大中学校掀起了新一轮抗日示威。学生们高喊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在城内游行。这些游行虽然被警方驱散，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感染了不少军队官兵。

红军与东北军的互动也在暗中进行。在陕北前线，经常发生双方士兵私下接触的情况。一些被俘的红军战士主动向东北军官兵讲述日军在东北的暴行，这些故事在军营中口耳相传，逐渐改变了许多士兵对红军的看法。

到11月中旬，张杨二人的秘密联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他们分别在各自的部队中布置了可靠人手，并制定了详细的行动预案。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而此时的南京政府，依然不知道这场即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风暴正在酝酿。

四、戴笠的多重情报来源

1936年11月，戴笠的案头堆满了来自西安的情报。这些情报通过不同的渠道传来，构成了一幅令人担忧的图景。除了向影心这条关键的情报线，戴笠还布置了多条秘密渠道，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情报网络。

其中最重要的是＂西北七号站＂。这个隐藏在西安城内的情报站，表面上是一家经营中药材的商号。站长赵明远以药材商人的身份活动，与当地军政要员建立了广泛联系。每到傍晚，各路情报人员就会以购买药材为掩护，将收集到的信息送到这里。

赵明远在11月初发来一份重要情报。他注意到，西安城内的粮店突然开始大量收购粮食。经过调查发现，这些粮食大多运往军营。这种异常的粮食调动引起了他的警觉。随后，他又发现军营中开始秘密储备弹药，这更加印证了他的猜测。

另一条重要的情报来源是＂红袖章＂小组。这是一个由退伍军人组成的情报小组，他们以在街头维持秩序的志愿者身份为掩护，监视着城内的重要场所。11月中旬，他们发现东北军的几位高级军官频繁出入杨虎城的私人住所，每次会面都持续数小时。

戴笠还在西安的邮局和电报局安插了自己的人手。这些人员负责监控可疑的通信往来。通过这个渠道，他们截获了一些用特殊暗语编写的电报。这些电报经过破译，显示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正在进行某种秘密调动。

军统特务处在西安的一家照相馆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家照相馆的老板是军统的特工，他以拍照为由，经常出入军营和政府机关。11月下旬，他拍摄到了一些军队调防的照片，这些照片显示，张杨两军的部署出现了明显变化。

此外，戴笠还在西安的几家茶馆和酒楼安排了眼线。这些场所是军官们经常聚会的地方。通过这些眼线的观察，发现不少军官在酒后经常谈论＂大事将至＂之类的话题。

一个意外的情报来源是西安的理发店。军统在几家军官常去的理发店安插了特工。这些特工一边为军官理发，一边留意他们的谈话内容。就是在这样的场合，他们听到了一些军官议论＂准备给蒋委员长一个惊喜＂的话。

最后一个重要情报来自火车站。军统的人员注意到，进出西安的火车上，出现了不少可疑的旅客。这些人虽然穿着便装，但举止间流露出军人气质。更引人注意的是，西安至兰州的铁路线上，军用物资的运输突然增加。

通过这些不同渠道收集到的情报，戴笠逐渐确信张杨二人确实在策划一场重大行动。他立即整理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准备呈交给蒋介石。这份报告不仅包含了各种具体情报，还附上了相关的照片和电报译文。

就在戴笠准备这份报告的同时，西安城内的气氛也变得越发紧张。街头巡逻的士兵增多了，重要路口都布置了岗哨。城内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山雨欲来的气息。

五、戴笠的最后警告

1936年12月初，南京城内一片肃穆。戴笠连续三天在军统特务处总部加班，反复核实西安方面传来的每一条情报。12月8日凌晨，他终于完成了一份标注着＂绝密＂的详细报告，亲自送到蒋介石的官邸。

这份报告的开头就提到了一个重要细节：12月7日晚，西安城内的几家银行突然收到军方的通知，要求连夜清点现金。同时，城内多个加油站被军队人员包围，大量囤积燃料。这些异常举动都预示着一场大规模行动即将展开。

报告中特别提到了张学良部下的一次秘密军事会议。这次会议在西安城外的一处军营内举行，参加的都是东北军的核心将领。会议期间，营区实行了严格的警戒，任何外人都不得靠近。军统的情报人员通过望远镜观察到，与会者的表情都十分凝重。

更令人担忧的是杨虎城部队的动向。根据＂西北七号站＂的报告，杨部在12月9日突然调整了防区，将主力部队集中在西安城周边。这种部署明显不同于平时的防务安排。同时，他们还在城内的关键路口部署了大量装甲车。

12月10日，戴笠又收到了一个关键情报。向影心通过特殊渠道报告说，杨虎城的几位亲信在一次私人聚会上谈到＂即将有大事发生＂。更重要的是，她注意到西安的邮局和电报局已经被军队严密控制，所有对外通讯都受到监控。

就在当天下午，＂红袖章＂小组发来紧急电报，报告说有大批便衣军人涌入西安城。这些人分散住进了城内各处旅店，但都保持着相互联系。通过秘密跟踪，发现他们大多是东北军的精锐士兵。

12月11日早晨，戴笠再次向蒋介石呈递了一份补充报告。报告指出，西安城内的军用电台突然增加了发报频率，但所有电文都经过特殊加密。军统的破译专家认为，这种加密方式与平时完全不同，显然是为了某个特殊行动准备的。

当天傍晚，一个意外的发现引起了戴笠的高度警觉。军统特工在西安火车站发现，所有开往南京方向的列车票都被军方以各种理由购买一空。这种做法明显是为了阻止消息传递到南京。

12月12日凌晨，戴笠派出了最后一批特工前往西安。这些人带着最新的密码本和联络器材，分批潜入城内。他们的任务是在可能发生的行动中保持与南京的联系。然而，当天下午就传来消息，说有几名特工在进城时被军队盘查，差点暴露身份。

当晚，戴笠连夜起草了最后一份警告报告。报告中详细列举了所有异常迹象，并明确指出张杨二人极有可能在近期采取行动。然而，等这份报告送到蒋介石手中时，已经是12月12日深夜。而此时的西安城内，一场足以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行动已经开始了最后的准备。

各条情报线都显示，西安城内的气氛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街道上的军人越来越多，城门的检查也越发严格。每个进出城的人都要接受盘查，一些可疑的人员直接被扣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