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华医藏》首批图书发布，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中医药古籍的关注。那么，当前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今后该如何更好地开展这项福泽当代、利在千秋的历史性工作？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江苏省政府参事、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陈仁寿。

中医药古籍整理迎来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

记者：当前中医药古籍整理的总体状况是什么样的？

陈仁寿：中医药古籍是我国古代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对中医药的“传承”“守正”高度重视，各级有关管理部门与广大专家学者积极组织和参与中医药古籍的整理、保护与利用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

“十三五”期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完成了“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整理出版了406种重要中医药古籍；文化和旅游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组织《中华医藏》编纂工作，全国大部分中医药院校参与其中，加上此次亮相的首批图书，预计将有2200多种中医药古籍影印出版；每年均有中医药古籍整理项目被国家和省级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立项，各大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大量中医药古籍单行本和丛书，为中医药传承与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源。

可以说，中医药古籍整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

沉浸到古籍原著之中，挖掘精髓寻找灵感

记者：中医药古籍出版的盛况是否说明其利用价值得到了广泛认可？

陈仁寿：是的。不同于现代医学，中医药的学术精华主要蕴藏于大量古籍之中。我们虽已从古代医籍中挖掘和梳理了大量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并应用于现代中医药教育与临床，但这些还远远不能反映历代医药学家对中医药学术内涵的全面深刻认识。为此，我们必须沉浸到古籍原著之中，继续挖掘精髓、寻找灵感。

青蒿素的发明即是深入研究古典医籍取得成果的最好例证。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青蒿“绞汁”的方法，启发了屠呦呦的科研思路，成为发明成功的关键点。受此启发，许多中医药科研人员开始从古代医籍中寻找灵感与思路，研发新方新药，如治疗新冠的“三药三方”等，均来源于古代医籍中的经典名方，科研人员对其作用原理的阐释主要也是基于古籍的相关记载。此类方药不仅可用于治疗新冠，而且为治疗各种疫病提供了新的处方用药思路。

记者：也就是说，古代医书对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陈仁寿：确实如此。在临床诊断用药上，很多医生已不满足于现代中医教科书中的知识，还从古籍中寻找治疗思路与用药规律，以更有效地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如近年来有医家从古籍中寻找泄泻、水肿、咳嗽、瘰疬、眩晕、失眠、夜盲等疾病的治疗思路，分析古代医家的辨治思维与用药规律，加强对疾病的认识，为提高现代中医临床疗效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不仅如此，还有学者从古籍中梳理中医流派的传承与教育脉络，以传统的培养人才思维与模式为现代中医药教育提供新的借鉴。读古籍、学经典、做临床的氛围与风气也在中医药界日渐浓厚。可见，中医药古籍的内容对当代中医药科研、临床与教育均具有启示作用，因而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与研究。

　　▲7月1日，学生在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碑廊参观学习。（图片来自中新社）

各领域专家协同对中医药古籍开展研究

记者：随着新技术、新理念的出现，目前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有哪些亮点？

陈仁寿：近年来，关注和研究中医药古籍的专家不再局限于中医药领域，很多研究语言文字、历史学、图书情报与文献学专业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中医药古籍中的文字校勘、史料整理、图书管理、版本目录等内容，并形成了新的研究热点。

比如，很多社会医疗史专家深入到中医药古籍中，对我国历代医疗社会史史料进行挖掘，总结出新的理论与观点；敦煌古籍中不乏古医籍，很多专家对敦煌古医籍进行整理校勘，取得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批敦煌医籍文字考证类专著。

中医药古籍的电子化处理和数据库建设也是近年来的研究重点，这种形式便于读者更快捷地查阅文献资料。古籍的电子化与数据库有两种类型，一是将古籍全文录入并转化成现代文本的电子图书或数据库，二是以古籍全图像扫描方式生成电子图书或数据库。

近年来，包括各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在内的各地图书馆古籍部将中医药古籍扫描后建立数据库，再发布至图书馆网页，供学习、研究者查阅、检索。这些古医籍的电子化、数据化处理均需要计算机专业人员的参与。

各领域专家协同对中医药古籍开展研究，从多角度挖掘出相关学科知识，丰富了学术内涵，扩大了利用范围，同时使中医药古籍阅读和检索变得十分便捷，促进了中医药古籍精华的传播与传承。

分批整理出版，实现“精选精注精译精评”

记者：下一步，如何继续推进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

陈仁寿：首先，加强古籍整理重要性的宣传。吸引更多人学习和参与整理、研究古籍，积极引导古籍收藏单位和个人为古籍查阅、复制、整理和研究提供服务，形成大家关注古籍、重视古籍、支持古籍整理的局面，让中医药古籍在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中发挥作用，作出贡献。

其次，制定古籍整理相关章程。如要求各公有图书馆必须重视古籍的收藏、修复和展示工作，尽量使扫描后的古籍内容实现网络共享，以便查阅。要支持中医药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古籍收藏单位对需要查阅和复制中医药古籍以从事科研与出版的研究者，应及时提供方便，双方要积极合作。研究者在出版古籍整理成果时，要注明所据底本的出处，并对提供查阅、咨询帮助的工作人员予以署名。

对于私人收藏的中医药古籍要制定相关政策，积极鼓励并引导名医名家后人捐献古籍至图书馆。图书馆也可通过购买的形式回收，并对其进行整理和修复。对于捐献古籍较多的名家可以在图书馆专门开设古籍收藏室，并予以冠名，如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的“茧斋书房”，即是以国医大师干祖望个人捐赠的医籍为主要藏品建设而成。另外，对于市场流通的私人古籍藏品，需要购买的单位应当制定相应的财务制度，以方便购买。

第三，不断提高古医籍整理质量。中医药古籍整理出版要始终树立质量为先的原则，对书目选取、出版立项、整理者确定、校勘注释、编审定稿等每一个步骤都要严格把关，以确保古籍的出版质量。

同时，根据现有资源与人力条件，建议对中医药古籍的学术内容与学术价值进行评估和分类，分批次整理出版。先对重点古籍进行整理，慢工出细活；后对非重点古籍进行整理，雕琢出精品，这样才能实现“精选精注精译精评”的目标。

鼓励中医药等学科增加古文献教学内容

记者：在培养古医籍整理人才方面，该如何发力？

陈仁寿：为适应中医药古籍整理需求，应大力培养古汉语功底扎实且掌握历史学、社会学、文献学知识，并具有中医药学术背景的人才。

去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提出“鼓励在文史哲、中医药等相关学科专业教学中增加古文献相关教学内容，鼓励有条件的院校设立民文古籍与汉文古籍兼修的古文献相关学科专业”。

对此，有的学校做得比较好，在中医专业本科教学中长期开设中医文献学课程。应当将中医文献学纳入中医学专业学生的必修或限选课程，以培养中医专业学生的阅读和整理古籍的能力。在中医药院校中还可以通过开展一些与古籍整理相关的活动，如古籍抄写、经典朗诵、碑帖传拓、线装书制作、雕版印刷等，让学生走近古籍、认识古籍、热爱古籍，使其对中医药古籍产生浓厚兴趣，进而树立致力于从事中医药古籍整理的志向。

为了培养具有较高编校能力的中医药古籍整理人才，中医药院校应当重视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与学位点的建设，这是培养中医药古籍整理人才的重要基地，也是承担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的主要阵地，目前这个专业毕业的研究生正在成长为整理中医药古籍的主力军。同时，可以不定期开设中医药古籍整理培训班，举办相关学术交流会，以不断提高中医药古籍整理人员的编校能力与水平。（完）（原标题：古医书给我们带来什么？）

　　▲陈仁寿。（受访者供图）

记者/熊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