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梁台诗》据传是汉武帝与群臣登柏梁台所作的联句，参与这个文学游戏的皇帝与臣子都写了一句诗，内容正好与其所担当的职务职责相关，比如联句后半部分有：

蛮夷朝贺常舍其。（典属国）

柱枅欂栌相枝持。（大匠）

枇杷橘栗桃李梅。（太官令）

走狗逐兔张罘罝。（上林令）

太官令是汉代少府的下属机构太官的长官，负责皇帝的膳食。这位太官令在柏梁台所吟的：枇杷橘栗桃李梅，正是日常给皇帝准备的果品。而这些果品未必是皇家园林所种，更多的是来自帝国域内的贡品。

将地方特产进贡给帝王，是伴随帝制时代最悠久的传统，自里耶秦简、松柏汉简等官方文牍，到诗赋民谣，都有痕迹留传。这些贡物里，鲜果是不可少的。荆州出土的松柏汉简，其57号木牍记录了汉文帝时命汉中郡三县向朝廷进献枇杷的诏书。诏书里说，这些枇杷要由邮亭认真递送，要：“日夜走，诣行在所司马门。司马门更诣大（太）官，大（太）官上檄御史，御史课县留穉（迟）者。御史奏请许。制曰：可。”枇杷日夜不停送到长安，由公车司马令收送太官，太官令负责安排将枇杷献给皇帝，还要将一路运送情况的记录送御史验核。御史根据运送记录对其中出现问题环节的负责人提出处理意见。以制度保证特别容易损耗的鲜果能跋山涉水顺利送到皇帝口中，皇帝吃到的，必须是新鲜的果子。那么这一路之上，整个运送流程中，许多职能部门会参与其中，每一个环节，都会留痕，以便在最后御史核查追责时能明确责任主体。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远不是我们读到“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诗句时，笼统地去评价帝王的奢靡生活那么简单。

这些果子，从栽种生产它们的树开始，就是帝国制度的一部分。

“橘监”封泥

“橘监”封泥背痕

“严道橘丞”封泥

“严道橘园”封泥

比如橘子，临淄封泥里有橘监、严道橘丞、严道橘园。依据封泥形制，可知至少从秦至东汉，就有专门负责橘种植管理的官方机构，这个机构，最重要的职责应该是为皇帝提供贡果。而严道，则是秦汉时贡橘产地，严道的贡橘种植有一个完整的官方管理机构。但出自临淄的封泥又告诉我们，朝廷要求进献的果品，不一定只发给首都。这些封泥可以还原其中一个历史场景，汉代临淄城的齐王也想吃橘子，也可能是诸侯国的祭祀活动需要。橘子从其产地严道，今天的四川荥经县，经由负责贡橘生产管理的机关橘园负责官员橘丞检查装车，历涉数千里，经帝国邮路，运送到临淄，由齐太官收货献于齐王。封泥从橘子筐（从今天的封泥背痕，依稀可辨装橘子的容器材质或捆扎痕迹）上拆下来，与其他的封泥混杂保存，定期焚烧掩埋。在两千多年后，被我们发现。

“齐大（太）官丞”封泥

枇杷也好，橘子也罢，文牍与封泥使帝国时代的鲜果贡献史呈现在我们面前，真实可感。作家马伯庸写《长安的荔枝》，长安城的小吏李善德要完成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在贵妃诞日之前，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而岭南距长安两千来公里，这个距离使运送极难保鲜的荔枝到长安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小说中，李善德为了家人，决心放手一搏：“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文学的演绎使历史场景更加生动，但其因艺术的生动而变成与现实相隔的戏剧，历史的读者很容易变成戏剧的观众。而竹简木牍上的公文表述，是真实历史场景的一部分，是留存到今天的那部分，封泥又是其中最直观的那部分，它告诉你参与者不只是一个李善德，进贡鲜果也不是帝王临时起意，它本身就是一个制度，享用它的人绝不只是皇帝或妃子一人，这些果子也不会只运送到首都。封泥上的痕迹，包含了官名所在机构所代表的权力和责任，包含了背痕所代表的那个真实存在的容器，包括了线痕代表的工作的严肃严谨及其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的事实。这一切能使你想象真实的历史情境，这种想象或者说是一种努力还原真实的过程，它仿佛使目睹封泥的我们也成为历史的参与者。

勒内·基拉尔说：诗人在倾向于卑劣的现实之上蒙上了诗歌的面纱。于是，现实蒙上文学的面纱，审美会被强化，现实则会被弱化。文学阅读更容易激起某种情绪，看文物与文牍档案则不同，我们直面真实历史时，“真实”会对抗一切情绪，这也是封泥迷人的地方。

作者:李鸿杰 编辑:徐征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