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于爱成|回望深圳打工文学40周年——一份史的描述，兼及“后打工文学”的可能》

一、“打工文学”命名的由来、讨论

新时期以来，随着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南中国沿海地区率先涌起打工大潮。伴随大量“三资”企业与“三来一补”企业的兴办，伴随“东南西北中、打工到广东”的潮流，成千上万的外来劳务工蜂涌而来，怀着美好梦想，参与经济建设，这些被称之为“打工仔打工妹”的年轻人，迅速形成一个庞大的打工群体。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753万人。据不完全统计，广东的外来务工人员接近4000万，从深圳到东莞约40多公里的107国道承载了珠三角将近2/3的农民工足迹，2600万农民工的汗水和泪水汇聚在107国道旁，构筑了出口创汇的辉煌，成为一个新的举足轻重的社会阶层。

国内的舆论环境中，流传着这些词汇“民工”、“农民工”、“流动工”、“外来务工人员”、“新产业工人”等称呼，其实往往指代的就是农民工或民工，人们习惯的思维也已经把“民工”和“农民工”等同起来，前者就是后者的简称。

农民工主要分布在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工作领域，如采矿业、建筑业、传统农业，以及其它产业的低端产业链。尤其珠三角地区各个产业领域的劳动密集型岗位均以农民工为主，但因为区域的差异，城市就业岗位差异，还有人口迁徙的问题，也已形成了很多流动工人（Migrant Workers），不管他们的户籍是否在农村或者是城市（镇）,这一群流动的工人也和农民工一样，扮演着弱势的角色奔波劳碌在城市。农民工的户口在农村，流动工的户籍多在城市或城镇，主要指尚未找到工作的人。因此流动工不能严格地等同起农民工，因为户口的不同，其涵盖的是两个不同的人群范畴。这种区分过细，具有社会学、统计学意义，但从文化概念上讲，意义不大，不妨使用“打工”进行涵盖。

（一）何为打工？

“打工”一词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从香港传入中国内地，最初在广东省流行开来，后来逐渐流行到中国各地，在广泛在中国内地流行之后，词语的含义发生了变化。

在香港，打工的意思是“受雇于人”，是“工薪阶层”或“从事受薪工作”的口语表达，本身没有贬义。打工在香港的含义包括以下三个要素：一，受雇于人，替别人工作（包括为政府或者为私营机构工作）；二，本身不是老板；三，收取工作的薪酬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如打工皇帝：从事工薪工作但收入特别丰厚的人；打长工：从事比较稳定的全职工作；打短工：从事短期的、相对不稳定的工作；打散工：从事临时的、或每天工作时间不稳定或每周工作天数不稳定的工作；打政府工：为政府工作，例如担任公务员，或者成为政府的合约雇员。

广东省居民所说的“打工”指的是除自己做老板以外的劳动者，国企职员和公务员都是“打工者”的一员。随着时间的推移，“打工”一词在中国内地的含义一般包括：一，受雇于人，替别人工作；二，离乡别井到外地、外省工作；三，包括体力工作和文职工作，但多指从事比较劳累、每天工作时间比较长、收入不高的体力工作；四，一般来说，指从事不太稳定，不属于铁饭碗的工作；五，往往带有寄人篱下、忍气吞声、忍受低收入、长工时工作的意思。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内地，打工是一个界限模糊，定义混乱，而且在一定时期专家和学者又不能准确界定的名词。有人把其定义为：一个描述社会生产关系的俚语，主要是指从业人员在某个固定或不固定的利益主体下，获取一定生活资源的劳动手段。

改革开放后，随着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发展，全国各地农村一些剩余的劳动力就离乡别井，来到南方发展，由此出现了“打工”一说，并让这个词语广泛流传开来。

市场经济、城市化进程和社会流动，造就了中国打工大军的汹涌浪潮，打工，深刻改变着当代中国人尤其农民的生活样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是当代中国极其深刻、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从打工群体中结胎、孕育、萌生、发展起来的打工文学，即是伴随就业空间变化、就业方式变化、打工阶层大规模进城的职业变化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更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当代中国经验的文学表达和想象方法。我们今天检讨打工文学的得失成败，研究“后打工文学”的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都是要从“打工”的语义学、流变史这一原点出发的。

（二）何为打工文学？

自杨宏海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打工文学”这一概念以来，人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就一直意见不一。白烨从写作主体层面对打工文学进行界定，他认为“必须是打工者群体写的，才算‘打工文学’作品”。与这种观点相类似的是雷达，他认为“打工者写的文学”才是打工文学，即“打工者写的文学，写打工者的文学”。陈建功基本也持此论，他眼中的打工文学，也是由“打工者”创作的反映“打工者生活”的文学。但李敬泽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如果仅仅把打工文学看作是打工者自己写的文学，“这在学理上讲不通，就好比我们过去认为的无产阶级文学一定要无产阶级书写一样，这样的观点，未免狭隘。” 他认为打工文学这个概念，包含着不同方向的精神运动：通过文学，通过个人的书写，打工者们逐渐探索和形成自我意识；通过命名和评论，通过对“打工文学”的争论和评说，社会对横亘于内部的这个沉默人群获得意识，试图作出指认和反应。洪治纲认为“打工文学应该是一个题材的概念，这样界定可能比较科学”。何西来也认为“‘打工文学’首先是一个题材概念”，“只要是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无论谁写的，都可以纳入‘打工文学’的范围”。在题材问题上，黄修己进一步认为，“所谓‘打工文学’，就是‘蓝领文学’，不包括白领。已经走出了蓝领阶层，跨入了白领，就不应再叫‘打工文学’”。

尽管上面的争论给了我们种种启发，但总起来说，打工文学的内涵与外延究竟怎样界定，打工文学在当代中国文坛的话语独立性和话语地位究竟表现在哪些地方，似乎仍然没有一个公认的恰切而明确的说法。不过，专家们要么着眼于打工文学的题材，要么着眼于创作者的身份——是打工者本人发声，还是知识分子代言，按照有些专家的思路，非农民工出身的打工者创作的作品，即使表现的是打工题材，仍不能算是打工文学。显然这种纯粹化的指认是一种画地为牢的做法。问题就在于，难道只有农民工才是打工者吗？从城镇或小城市出来，有城镇户口但无工作、也并无社会保障的流动人口，流动工人或者说候补流动工，就不是打工者？这种边界的收缩或者纯粹化的努力，实际上留存下来的大抵只是文学半成品或类文学作品，无法把写打工者生活的优秀作品纳入视野，这场打工文学的狂飙，最终只能为社会学提供若干口述或笔述素材，而不是真正思潮、流派意义上的文学运动。不妨采用一个更宽泛但又不是无限放大边界的“打工文学”界定：农民工、流动工写的反映自身打工生活的作品，以及作家文学中表现打工者生活的作品，都应是打工文学，边界在于题材，而不是身份，否则，身份的认同危机，身份政治的意识形态歧视，只能会使打工文学陷入越做越小的困境，文化的、身份的、政治的困境。我们看到，大多农民工身份的作家，往往抱怨打工是个带有歧视性的用词，他们以被称为、被命名或被归类于打工作家而有耻辱感。有些城镇、县城等中小城市出身的作家，尽管自身从流水线打工或从临时工性雇工起家，但把他们归类到打工文学作家，他们更是啧有怨言，总在寻找一切机会撇清——因为是他们出身或身份是城里人。

有专家称赞包括打工文学在内的底层写作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写作伦理：孟繁华在《中国的“文学第三世界”》中指出，专业作家和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反映底层生活的写作才是直面现实的真实文学，他们的文学所崇尚和坚持的是未被污染的淳朴和诚实，是底层生活的本真、善良和博大。蒋述卓在《现实关怀、底层意识与新人文精神——关于“打工文学现象”》中指出：当前的底层写作与底层意识的表现超越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的限制，而将笔触深入到对社会转型期阶层的分化与身份的转移、社会改革带来的生存困惑和道德困扰以及许多还难以一时作出好坏对错判断的难题。张清华在《“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中指出：“底层生存写作” 为当代诗歌写作中的萎靡之气带来了一丝冲击，强化了一个关于写作伦理的庄严论题。这些记录底层人群生活状态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叙事”，改变了其虚伪造作的现状，字里行间给人以灵魂的震颤，具有丰富而厚重的表现力。

对于打工文学的前景，雷达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打工文学在历史上的地位怎么评价都不过分。”陈建功将打工文学与知青文学相对比，指出30年前知青文学、反思文学的产生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进程，究其原因，是由于“我们积压了十年的情感、生活积累一下爆发，形成了文学大潮”。而现阶段的打工文学，也积累了全国各地的情感资源，不知不觉中与三十年前的文学大观形成了呼应。

李鲁平在《城市化进程与打工文学》一文中，也将“打工文学”与“知青文学”对比论证，指出“知青”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中，持续过接近30年的时间长度(当然，其社会影响远远超出这一时间长度)，而农民工现象在当代的历史进程中注定将要持续更长的时间跨度，其社会影响也不言而喻。既然知青文学是可以接受的，打工文学何以不能接受？以关注几亿农民工的打工生涯和生活、反映和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为己任的打工文学，是可以光明正大成立的，无论他们的作者是打工者自己还是职业的作家。因为这是当代中国精神生活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部分。

当然，笔者认为，打工文学的意义，其实还可以更放开来谈：在城与乡、现代与传统、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乡民社会与公民社会之间，打工文学打起了一座桥梁，或者说呈现了一个镜像，乡村何以凋敝，乡土何以空心化、荒漠化？底层何以陷落？乡土文化何以日趋破产？乡民何以没有了尊严？而进入城市化，何以不适应而艰难适应？城市文化何以具有吸引乡村的魅力？打工者何以在城市进退失据、进退维谷、遭受价值和良心的拷问？或者何以从淳朴到作恶没有过渡，没有犹疑，出现了大量的哈姆雷特、唐吉可德，出现了大量的拉斯托涅、伏脱冷，也出现了大量的行尸走肉？为什么？文化的、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伦理的、宗教的，中国人的密码、中国文化的全部复杂性都在打工者群体中、在打工文学中可以找的痕迹，也需要打工文学继续深究细描，打工文学任重道远，打工文学作家当有报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写东西，写出中国的心灵，中国一代人、几代人的精魂！写出历史文化的重负和涅槃。

（三）提出“后打工文学”的第一个理由。

进入2000年后，尤其是2005年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出生的一代人，主要是80后、85后出生的一代新生代打工者进入社会，进入劳动力市场，打工现象开始进入后打工时代。

学者王春光的研究指出，新生代打工阶层群体已经形成，他们表现出不同的社会认同，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在减弱；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他们中有一些人开始试着（或者说努力着）去认同流入地社会，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没有达到实现对流入地社区的认同。

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纪韶教授的调查也发现，新生代打工阶层呈现出“三高一低”的特征，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我们宁肯饿死在城里，也不会再回农村了。”

种种调查研究表明，新生代打工阶层的社会认同趋向不明确和不稳定，他们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的状态，只能长期处于不稳定的流动状态。新生代打工阶层具有一些新的特点：80后尤其是85后这一代新人，知识有所提高，成长环境进入消费时代，生活改善，思想解放，价值崩解，传统宗族文化对他们缺少了内在约束，他们更追求个性解放和奉行自由选择，更追求物质享受和民主公平，而不像他们的父兄逆来顺受，他们甚至不甘于在流水线工作，不甘于常年从事同一种职业，哪怕做工条件已经大大改观。这是与时俱进、城乡趋向一体、价值观城乡接近的一代，从而作为表现他们这一代生活、情感和思想的打工文学，势必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新生代打工阶层的登堂入室，发出声音，这是提出“后打工文学”的第一个理由。

二、打工文学在深圳文学史、深圳城市文学主潮中的定位

（一）打工文学是深圳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打工潮的兴起，是20世纪重要的社会变革，是文化的重要转型。

打工群体催生了打工文学，打工文学与我国改革开放所催生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紧密相连。“打工文学”最早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1984年以来深圳开始推出一些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以反映打工生活为己任，受到打工者的欢迎。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打工作家，如林坚、张伟明、安子、黎志扬、周崇贤、缪永、黄开林、麦知妹、海珠、黄秀萍等。发表大量打工文学作品的杂志《佛山文艺》发行量曾经达60万份，深圳的打工刊物《大鹏湾》发行量也曾经创造10万份辉煌。安子的纪实文学《青春驿站》呼唤“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 这是广大打工者的心声；张伟明笔下的打工者离乡背井到异地他乡，“东家不打打西家，勇敢走向《下一站》”。林坚执着地在《别人的城市》里寻找理想的家园。打工文学作者大都是从生活底层出来的，他们的创作是“心灵的呼唤”，是一种“真实的文学”，有那种“毛茸茸的生活的感觉”。2000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中国改革开放专题片《20年•20人》，称安子为“深圳最著名的打工妹，都市寻梦人的知音和代言人。”

百万打工阶层涌入深圳，使深圳成为打工文学的发源地，成为广东文学的独特现象，其影响辐射到各个领域。为数众多的打工阶层“在乡村与城市之间飘流”，于是，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撞击，迸发出打工群落在转型社会中既矛盾冲突又精彩纷呈的浪花。

“打工文学”真实地反映成千上万打工一族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背井离乡，从农村走向城市，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从宗族血统走入契约社会、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漂泊生涯。作品反映鲜活的现实，表现底层的人生，与时代主潮、民族经验息息相关。打工文学展示了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吸引，两种文化形态的对撞、交融，以及置身其中的人的呐喊与彷徨，写出了社会文化转型期进城农民的生态与心态。精彩与无奈，构成了打工文学的文化性格。“打工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作者本人大都是打工的，他们对打工生活稔熟于心，素材丰富活泼，他们对这种情感有独到的体认，创作时信手拈来，无需为文造情去编排玲珑透剔、千回百转的故事。而且随着生活场景的转换，他们也在创造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打工文学的文学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打工文学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相对独特的城市经验。怀抱梦想的农民工在进城之后不仅身处边缘地位，更受到来自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压抑，打工文学写出了种种落差催生的他们面对城市时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身份认同的焦虑。其次，打工文学显示了一种超越苦难的可能，不纠结和沉溺于目下的灰色现实，能够以一种乐观、坚定的生活态度，超乎其上放眼希望和将来。很多作品写出了支撑他们对抗都市的物欲洪流得以继续前行的重要力量。这些对于人性深处的精微开掘，为打工文学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动力，提升了其文学境界。再次，写作技巧上，打工作家大多表现出非常真切的体验和情感，对人物、场景采取白描式的勾勒，体现了一种真正来源于底层生活的原生态和强烈的生命意识。

其实，打工文学以其独特的语境、鲜活的故事情节，体现着对时代的认知，对大众的关怀，对社会的忧患，其价值实际上已超乎文学之上。时至今日，打工文学产生数以千计的打工作者，数以百计的优秀作家，并从中诞生出几十人的佼佼者如张伟明、林坚、王十月、戴斌、徐东、卫鸦、曾楚桥、于怀岸、叶耳、郭建勋、郭海鸿、陈再见、程鹏、唐诗等。尽管打工文学在多种力量的争夺、兼并和自身创作周期、创作规律的影响下，正逐步走向它的泛化期，但这并也不意味着它的消亡，只要伴随市场经济派生的“打工”现象依然存在，打工文学就有可能继续发展，只要打工现象存在，只要存在城乡、地区差异而导致人员的流动性，只要城乡二元体制不消除，任何时期的打工者中都可能产生出代表自己阶层、自己时代的作家。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打工者的主动表达，弥合了原来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底层写作中表述者和被表述者之间由于身份、处境的差异而存在的裂缝，也为城市化的文学语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主体资源。当然，打工文学者一旦进入到主流作家圈，是继续在底层生存，为底层写作，还是以丢弃原来的创作本色，墨守圈内规则为代价，这个问题将是打工文学今后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我们从目前几位打工文学主将创作的转型，已经印证了这种判断。

对打工文学至于底层经验的成功表述，除了打工阶层出身的精英化作家，如盛可以、王十月、郑小琼、塞壬、柳冬妩、谢湘南、戴斌、郭海鸿、陈再见、郭金牛、许立志等之外，还有就是孙慧芬、荆永鸣、迟子建、尤凤伟、王安忆、徐则臣等知识分子的作品，而且随着打工成为城市生活的常态，反映打工生活，表现打工者的人生命运，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作家势必难以绕开的一个题材，比如邓一光的《宝贝，我们去北大》，贾平凹的《高兴》、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伤悲》等。打工生活和打工题材，已绝非打工出身的作者的专利。

泛打工题材的写作时代已然来临，这是提出“后打工文学”的第二个理由。

（二）打工文学与深圳新城市文学主潮

深圳这座城市容纳了形态多样的文学写作，形成了众语喧哗的都市文学景观。从早期移民文学到打工文学到青春文学及城市文学青年作家群的形成，可以大致看到深圳城市文学的发展历程。

20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文学界曾提出过“新都市文学”的口号。尽管迄今为止这一口号的内涵和外延仍不甚清晰，也未上升为创作和批评界广被认同的学术话语，但今天来看，如果要给深圳文学树一面旗帜的话，“新都市文学”显然仍有其生命力。如前所述，考虑到都市更多着眼于城市规模、影响，新都市文学容易令人看重“北上广”等特大城市群，而忽略当代中国全面的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嬗变和文学生长；同时深圳原本是一座新兴城市，并没有辉煌的都市文化的历史，只有40多年的城市文化的脉络——没有旧，故曰新。因此，笔者也愿意用“新城市文学”来为深圳新文学形态命名。

任何文学的风格或流派的形成，都离不开本土文学运动的萌生与发展。新城市文学是在深圳本土文学运动实践中应运而生的。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容纳了“移民文学”、“打工文学”、“底层写作”、“网络文学”、“青春文学”等深圳文学形态（尽管它们之间相对独立而又紧密相关）。笔者认为，用解读深圳文学文本的方式，探索新城市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应当是一个脚踏实地而避免空泛的尝试。

总体来讲，就深圳城市性文学的“新”，首先表现于深圳文学在中国新时期文学中较早表现了个性觉醒；较早表现了现代化行进中的劳资关系，比如打工文学；较早表现了开放城市青少年的独立观念，比如郁秀的作品；也较早表现现了边缘女性及更广泛范围内的都市女性在资本和性别政治中的觉醒，比如缪永、盛可以等的作品。此外，深圳文学中的底层写作，还较早表现了劳资冲突和现代化公平正义矛盾，比如曹征路的作品；较早出现了文化冲突和身份认同的主题，比如吴君、戴斌等的作品。其他，谢宏、刘静好、丁力、央歌、梅毅、厚圃、毕亮、蔡东、刘利、钟二毛等的作品，也都写出了自己观察到包括体验到的深圳人的生存面貌。在文学形式上，深圳作家更是各显神通，各有特点，不相雷同，其丰富性、先锋性、多元性，在国内任何一座城市的文学版图中都是少见的。由上所述，我们不能看到，深圳文学对于深圳经验的文学表达和文学叙事，其实打工文学和底层写作占据了半壁江山。

而所谓底层写作，与打工文学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分开。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哪里有什么底层文学？无非是劳工文学、左翼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当代复活，是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延续，是文学载道正统的回声。而打工文学则是实实在在新的时代和家国经验的叙事，也只有打工文学才真正构成底层写作（如果权且认可这个概念）的最核心内容。打工文学显然已经成为深圳文学的盐，成为所有深圳作家都无法绕开的元素或者起码是参照。

因此，新城市文学中的深圳，不单是白领金领的深圳，不仅是工商巨子、高富帅白富美的深圳，不仅是富贵、冒险、悬空、奢靡、颓败的深圳，也不仅仅是欲望化叙事、时尚、奇观的深圳，还有原住民的深圳，流水线上的深圳，打工者的深圳，在路上的和流动中的人群的深圳，深圳文学要有以深圳城区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出去的开阔自由的空间意识。深圳之为深圳 ，就在于吸纳了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寻梦者、逃难者、失败者，就在于给本无可选择的中国人以选择的机会，以重新开始的舞台，以实现自我的期许。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深圳人”，没有从来如此的“深圳人”，这是这座城市的“新”。如果文学写不出这个“新”，而停留在阶级论、阶层论、厚此薄彼的身份论上，对底层的作者，对流水线上的题材，统统以等级尊卑草草打发，认为深圳不需要打工文学，认为打工文学遮蔽了深圳文学的光荣、矮化了深圳文学的形象，那就大可不必了。

打工文学当然是城市文学、城市叙事，而绝不是乡土文学、乡土叙事。这是事实。而且这种文学，经过了自身的40年的发展，已经在文学性上大大提升，比如王十月、郑小琼、戴斌、曾楚桥、陈再见、郭金牛等作家，显然都早已跃入当前国内最优秀的同龄作家行列。当然，对作家的出身、对作品的题材进行划分，是历史的产物。我们需要的是，赶走文学上空笼罩的阶级论的幽灵，重新回到文学就是文学，作家就是作家的基本原点。

如此看来，深圳新城市文学作为主流，不必无视网络文学、青春文学，更无须贬损打工文学、底层写作，无论是移民题材的作品、都市白领题材的作品，还是农民工或说新产业工人题材的作品，都是深圳新城市文学丰富多元的组成部分，是新城市文学母体的血肉，唯此，才能还原深圳文学的真正形态，才能了解深圳城市的襟怀，才能呈现深圳新城市文学的面貌，也才能真正走向多样性、多元化、先锋以及兼容并包的文学未来。

三、后打工时代的文学抑或走向“后打工文学”？

打工文学作为一种底层写作，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坛出现的最引人瞩目的景观之一。新世纪的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文化的转型时期。急剧的社会文化转型，必然伴随着阶层的分化、利益的重组、价值的转换、精神的裂变，这需要我们的文学对此作出客观的反映和深刻的思考。打工文学的出现为反映和思考当下的社会文化变迁与人的心灵嬗变提供了契机和某种可能性。但是，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恶劣的文学生态给打工文学带来的话语困境是十分严重的。如何突出重围，走出困境，这不仅是打工文学作家，也应是评论界必须认真应对的重大问题。

打工文学遭遇的话语困境表现为：

首先是消费主义的侵蚀。有担当、有抱负、有追求的作家，在娱乐至死的消费主义文化和消解至上的后现代文化的入侵下，越来越少。从打工者的身份认同出发，批判社会不公、呼吁人类正义、揭露人性畸变为旨归的作品，也渐渐失去过往的锐气。

其次，以“成功”为标榜的当代主导意识形态对打工文学的渗透，使打工文学自觉认同“黄金世界”的谎言，改变了打工文学的批判特质和话语独立性。由于题材的特点，打工文学最容易受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成为成功人士和财富神话的鼓吹者、倾慕者，成为乌托邦谎言的认同者和盲从者。打工文学的生命力在于揭露底层社会的生存真相，探究诘问底层打工者的心灵困境，而打工文学一旦被新意识形态话语招安或劫持，它的这种话语特质就会被失去，打工文学的话语独立性和话语批判力量就会丧失，这是打工文学的绝路。

其三，被新左鼓吹的阶级论迷惑，被教条的阶级仇恨、虚假的公平正义许诺所绑架，以怨恨情绪的发泄替代文学性表达，从而走向文学之为文学的反面。在社会转型中，因阶层分化和利益重组，整个社会呈现暴戾之气，仇富仇官甚至同类相残，仇恨意识和仇恨情绪在社会中滋生蔓延，这种情绪对打工文学产生腐蚀，使得不少打工文学失去了起码的独立判断和人性良知，也加入这种仇恨大合唱之中。如果打工文学的价值立场是以阶级为本位，那就倒退回了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思维，退回到了早已经臭名昭著的农民起义的水平，而文学本不应该以阶级论出发，而应该从人性出发，从人类的精神出路出发。

其四，在文学进化论、文学血统论的偏见下，打工文学往往受遮蔽、受打压、被妖魔化、被污名化，从而导致打工文学已有的地盘，正在受到剥蚀、流失，打工作家也自觉选择了放弃。在典型的二元对立的城乡体制下，城市总是优于乡村，城市市民总是高于农村村民，城里人更有尊严、有面子、有财富、有地位，而农民包括农村出身的打工者或小城镇、小城市出来的流动工，则是无知、落后、愚昧、肮脏的代名词。这样出身的没有文化、没有教养的打工者写出来的文字，怎么配登大雅之堂？这样的一种傲慢与偏见，势必对打工文学的狂飙心有不甘，阴阳怪气，不惜不择手段打压、污蔑。处于这样的困境，打工文学要想不迷失，不妥协，不自我阉割，就特别有必要重整打工文学的旗帜，重新厘清打工文学的边界，重新照亮打工文学的前路。

打工文学困境突围迫在眉睫，这是提出“后打工文学”的第三个理由。

为了既不否定打工文学的合法性又不狭隘地画地为牢，我们主张建构“后打工文学”理论体系。张伟明等打工文学代表作家也正为此进行着概念探讨及创作转型，但应者尚稀。近10年前出现过“劳动者文学”的官方背景的倡导及尝试覆盖，近3年来，又出现了“素人写作”的新的命名。都显示出这一文学现象和思潮的历史感和现代性。当然，“打工文学”“有其自身的逻辑性及历史语法，部分地已进入当代文学史，从而也就不可能轻易被改辙改名，从而“后打工文学”反而是极具想象力的一个理论方向及批评策略。是“接着说”。

“后打工文学”是在打工文学的基础上融合后现代的文艺思想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写实主义，它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

强调客观真实地反映当下生活。为了达到客观真实地反映当下生活，打工文学注重社会的当代本质真实，敢于揭露社会存在的种种当代问题。为了达到真实的文学效果，他们主张让作者的思想与情感在直呈现实的情节描写与人物塑造中真诚地流露出来，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重视人与后现代社会语境的关系的描写，塑造典型语境中的典型个性，以此作为概括和提炼生活的主要手段。作家在刻画人物形象时，往往注意这个形象的整体生存语境，兼顾它的过去，预测它的未来。作品应避免单一性、线性的形象，而追求形象的鲜活生动性、多元性，每个人物形象都与他独特的经历和语境息息相关。作家对真实的追求，使他力图在作品中表现出社会生活和人类心灵的全部复杂性、多维性和复合性，所以他的人物具有更强的时代生命力。

深刻地分析和展示文学形象的多重精神世界。人物形象是外部世界(物理领域)和内部世界(心理领域)的双重组合。“后打工文学”的创造性和文学性不仅表现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性、多元性上，而且表现在内部心灵世界的深刻性、震撼性上。

多样性的文学表达。可以从写什么鱼怎么写、形势与内容、语言与叙事的范畴进行把握。写什么？除了仍要写打工者、底层人物的人性和人生、状态和灵魂，“后打工文学”可以另外加入一个维度：凋敝后、空心化、荒漠化的乡土的维度，在城市与家乡、在地与田园、天空与大地的互文、对照中，展开更广阔的的文学对话与思考。怎么写？文学发展发展到今天，打工文学显然不能继续停留在传统现实主义一尊，或者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的控诉与呼叫、呐喊与彷徨、批判与抗争，不能停留在平面展示或照相现实，城市文学早已进入多远、先锋、前卫的文学性表达，时代变了，读者变了，创作主体变了，媒体也变了，对“后打工文学”的形式和内容势必提出新的要求，可以说，但凡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法技法风格流派依然有效，中国古典的传统、西方文学的传统、中国新文学百年的现代传统，都依然有效，值得继续汲取营养，进行参照和创新，当前尤其需要倡导要发挥文学以虚击实的特性，发挥文学自由表达的特性，发挥文学以想象力超越现实困境的特性，把打工文学写得更像文学，小说更像小说。这种全面性的文学性的提升，是“后打工文学”的应有之义。

40来，打工文学尽管不受重视，甚至被侮辱被损害被歧视被污名化，被文学阶级论、阶层论之类新旧文学血统论所笼罩，但始终以顽强而倔强存在，逼迫所谓 主流文坛和社会各阶层不得不面对、正视、表态，以至于成为一块试金石，是否具有道德良心、是否正视社会公正缺失的试金石，对打工文学包括对底层的态度，甚至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分化。打工文学以其坚韧的存在，历40年而没有湮灭，甚至完成了自身文学性的成长。今天，打工文学呈现式微态势，或者说打工文学的声音，越来越微弱。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以从官方和主流文坛的可以淡化、打工文学鼓吹者的退出文坛，以及打工文学领袖人物的角色转化找原因，当然更主要的还应该从打工文学自身找原因。打工文学显然并没有形成自身有效的审美规范，没有持续的支持有效的文学美学，甚至没有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所必须的理论口号和自觉追求，更没必要一批自觉担当重任的作家持续发力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从事同人式的创作。当今之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迄今出现了若干新的变化，打工人群、打工身份、打工者主体意识也已经不同于过去，所以非常有必要重新界定新阶段的打工文学。“后打工文学”命名的提出，就是对后工业社会、信息时代、后现代文化背景下打工文学的新变进行当下的反思。

（作者单位：深圳市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