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超，管理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基层治理、社区应急管理。

陈芷怡，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生

摘要：乡村文化既是乡村发展的基础要素，也是引领与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动能。然而，传统的文化兴村模式依赖的单一化路径往往容易陷入文化融入的在地化困境，强调优势互补的复合型路径也因缺乏可持续的动力而在实践中受到质疑。本文基于对乡村在地文化的“结构—功能”分析，以苏北马庄村的文化兴村史为考察对象，探究乡村在地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实现逻辑。研究认为，文化兴村是在地文化资本的培育创新与价值转化过程，隐含着在地文化从“对象”到“工具”的角色转变。这一过程包含两个前后衔接的逻辑：一是结构聚合逻辑，即松散的在地文化通过结构性嵌入与整合来构建乡村文化共同体、打造乡村文化空间、重塑乡村文化秩序，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二是功能共振逻辑即以在地文化资本为纽带，深度连接与赋能乡村人才、产业、组织、生态等治理要素，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本文的主要价值在于从文化资本视角在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之间建立理论联结，提炼根植于中国文化兴村实践中的共同缔造模式，为构建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参考。

关键词：在地文化资本 乡村振兴 新内生发展路径 结构聚合 功能共振

中图分类号：G127；G249.2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价值

（一）研究背景

乡村治理实践由来已久，特别是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实践呈现一种整体性转向，即从过去对以精准脱贫为导向的物质文明建设的关注逐渐转向对乡村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关注。乡村文化是乡村场域的基础性要素，在推进乡村发展过程中可以激活与赋能乡村治理资源，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动力支撑。

然而，实践经验表明，文化兴村并非易事，乡村文化在嵌入乡村治理体系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阻碍，主要表现为乡村文化“失根”、乡村文化传承主体空心化、乡村文化建设形式化以及乡村文化建设模式同质化等。这反映出，乡村文化仍是作为一种悬于乡土社会表面的治理要素而存在，尚未有效嵌入乡村治理过程并转化成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目前，学界认为文化兴村的路径大致有三种：一是依靠政府或市场力量来弥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短板的外生吸纳型路径；二是注重乡村内部资源开发和整合的内源激活型路径；二是强调内外优势互补的复合治理型路径。然而，无论是外生吸纳型路径还是内源激活型路径，都存在由对单一化路径的依赖导致的文化在地化困境，而强调融合发展的复合治理型路径也未能对文化兴村提供强有力的操作性解释。

（二）选题价值

1.理论价值。一是全过程揭示了在地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实现逻辑，有助于在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二者之间建立理论联结。本文运用“结构—功能”分析范式，以苏北马庄的文化兴村史为考察对象，揭示在地文化这一要素的结构特征与功能作用，以及在地文化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现逻辑，阐释了文化振兴到全面振兴的转化逻辑。

二是探索性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兴村共同缔造模式，有助于推动与构建中国自主的乡村振兴知识体系。本文在反思文化兴村现有路径基础上，基于马庄村实践中形成的“主体—文化—工具—目标”多维紧密衔接的行动者网络，探索性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兴村共同缔造模式，为理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和构建新时代中国自主的乡村振兴知识体系提供新的认识。

2.实践价值。一是回顾与描述了马庄村文化兴村史，为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兴村实践提供了鲜活的典型样本。本文的调研对象苏北马庄村，该村不仅是中国探索与开展文化兴村实践较早的典范乡村之一，而且通过对在地文化的培育、发展与创新，实现了从过去的贫困人口多、不良风气盛行的落后村到“中国十佳小康村”“全国文明村”的转变，具有很好的先行性、创新性和典型性，能够为学界理解与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兴村实践提供鲜活的样本。

二是总结与提炼了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下文化兴村实践的基本经验，为我国不同地区乡村发展和文化治理提供借鉴。通过对典型案例的经验挖掘，从组织引领、文化培育、村民认同、利益分配、秩序规范以及治理创新等六个方面提炼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下在地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经验认识，展示了中国文化兴村实践中全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典型样态，能够充分展示和回应马庄文化兴村“何以可能”这一基础性问题，有望为我国其他乡村的文化治理实践提供经验参考。

二、主要内容和边际贡献

（一）主要内容

1.理论分析。本文结合乡村在地文化资本的基本构成及其形态，运用“结构—功能”的分析范式，构建了乡村在地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框架。从一般路径来看，可以将文化兴村的实现逻辑分为文化振兴与乡村全面振兴两个阶段。其中，文化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前提基础与内在要求，乡村全面振兴则是文化振兴不断发展与持续追求的自然结果。从在地文化资本的形成、发展与转化路径来看，可将文化兴村过程分为在地文化资本的生产创新和价值转化两个阶段。其中，在地文化资本的生产创新旨在解决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的“外部悬浮”“内部脱嵌”等文化在地化难题；在地文化资本的价值转化则重在发挥文化资本对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赋能作用和积极影响。

2.案例深描。在马庄文化兴村过程中，乡村在地文化资本与其他治理要素相互联系和作用，共同形成了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复合系统。这种系统能够以结构化形式嵌入乡村治理体系之中，实现乡村文化的振兴，并以此为纽带深度连接与赋能乡村人才、产业、组织、生态等治理资源，从而推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具体而言，一方面，不同的在地文化资本形态可以通过组织嵌入、空间嵌入、制度嵌入等不同方式有序嵌入乡村治理结构，从而推动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另一方面，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在地文化资本发挥着重要的生产功能、联结功能、依附功能和统合功能，有助于实现乡村场域内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

3.经验总结。一是建立强有力且稳定的组织引领机制，保障文化兴村的方向性。二是注重乡村文化的本土化培育和挖掘，保障乡村文化的在地性。三是建立以认同为基础的村民参与机制，保障乡村文化的主体性。四是建立兼具普惠性与竞争性的利益分配机制，保障文化兴村的持续性。五是发挥乡规民约等各类规范的约束功能，保障乡村发展的稳定性。六是积极顺应时代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推动乡村治理的创新性。

（二）边际贡献

一是揭示了在地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实现逻辑，进一步弥合了“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二者理论话语体系的割裂。本文基于“结构聚合”与“功能共振”的互动逻辑，在“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之间搭建了理论联结与实践跃升的桥梁，从而清晰建构了在地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理论框架。

二是阐释了化解乡村文化“在地化困境”的可行性，进一步拓展了文化兴村的内生路径。本文从在地文化资本视角出发，提炼了中国本土治理情境中文化兴村的共同缔造模式。该模式不仅从新内生发展视角为有效破解文化在“扎根”乡土社会过程中面临的在地化困境提供了新的解释，同时也为理解中国基层治理有效性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三是构建了文化兴村的“共同缔造”模式，进一步丰富了学界关于文化兴村的理论话语体系。区别于建立在统筹协调和层级关系基础之上的传统乡村治理模式，以马庄村为代表的文化兴村实践强调发挥不同主体的文化治理优势以及不同在地文化资源的禀赋特征。本文将这种具有共同谋划、共同参与、共同享有、共同维系特征的乡村文化治理与发展模式概括为文化兴村的“共同缔造模式”。

三、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一是科学回答文化兴村何以可能。马庄村在挖掘、培育和发展乡村在地文化资源的同时，能够将分散的在地文化资本聚合起来，使得不同主体在乡村文化生态中既呈现不同的文化特色，同时又各得其所地通过有序行动贡献着自身的文化力量，从而形成了人、村庄与在地文化的协调共生关系。二是深刻阐释文化兴村的理论逻辑。从一般路径来看，可以将文化兴村的实现逻辑分为文化振兴与乡村全面振兴两个阶段。具体请参见上文“主要内容一”。三是系统总结文化兴村的经验认识。从组织引领、利益联结、情感维系等方面提炼了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下文化兴村的基本经验。

（二）政策建议

本文的政策建议依据来自于基本经验认识：一是建立强有力且稳定的组织引领机制，保障文化兴村的方向性。二是注重乡村文化的本土化培育和挖掘，保障乡村文化的在地性。三是建立以认同为基础的村民参与机制，保障乡村文化的主体性。四是建立兼具普惠性与竞争性的利益分配机制，保障文化兴村的持续性。五是发挥乡规民约等各类规范的约束功能，保障乡村发展的稳定性。六是积极顺应时代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推动乡村治理的创新性。

四、研究、写作、投稿、修改过程和心得体会

1.写作缘起。本文写作的问题意识最初来自于指导学生参加公共管理案例大赛，当时选取了苏北民俗文化村——马庄村为调研对象。随着调研的深入，在感受马庄村三十年来波折发展及取得当前成绩不易的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马庄村党组织的领导力和责任感，以及马庄村民深刻的文化认同感，由此触发了作者强烈的写作动机。同时，现有研究成果大都是聚焦于“文化振兴”或者“乡村振兴”，但是如何实现“文化振兴”到“乡村振兴”的转变鲜有研究。这也为本文探究在“文化”与“兴村”之间建立理论联结提供了空间。

2.构思过程。本文写作过程的困难也是关键在于如何构建一个具有解释力的框架来说明马庄村如何运用“文化”实现“兴村”。最早作者尝试从“文化资源-文化资本-文化产业”的转化链条以及“党建引领”等传统视角予以理解，但均被内部讨论否定。乡村文化体系的多样性、治理主体的多元性等，为本文从结构视角审视“文化振兴”问题提供了思路，并进一步借助文化功能的多重性理解其与组织、生态、人才等关键领域建立共振共促关系提供了思路。与此同时，作者重点思考了马庄村实践的特殊性，即马庄村实现文化兴村的内生动力。这不由产生了对于当前文化兴村路径的探讨。

3.修改过程。文章不厌改，佳作出苦心。修改过程得到两轮外审专家的宝贵而详实意见，都极为准确地指出了本文专业表述、逻辑结构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表现出深厚的专业功底，在此感谢外审专家的指导。同时，编辑部老师的细致批注和耐心沟通也是促成本文持续完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此也感谢编辑部老师的指导帮助。

总体来看，作为一个关心“乡村发展”却又非三农研究领域的学者而言，在《中国农村观察》发表这样一篇关于“文化兴村”的文章是幸运的，这既得益于前期典型案例的调研机遇，也离不开中间研究设计的反复推敲以及后期投稿中的斟酌修改。同时，在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迫切需求下，如何系统提炼与总结具有可推广、可复制的乡村振兴的典型经验与创新做法仍需继续努力。

文章源自：《中国农村观察》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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