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李先念来医院探望朱德，朱德不放心特别叮嘱：将来不可收拾

1976年夏日的一个下午，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弥漫着凝重的气氛。躺在病床上的朱德元帅已经病重多日，但他仍然牵挂着国家大事。当李先念副总理走进病房时，这位89岁的老人坚持要从病床上坐起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朱德对李先念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这番话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忧虑？这位为新中国奋斗一生的革命元勋，在弥留之际为何如此不放心？这段看似简单的临终嘱托，又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折射出什么样的时代意义？让我们回到1976年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去寻找这位老人最后叮嘱背后的深意。

一、朱德的最后时光

1976年6月21日，北京医院的一间特护病房内，朱德的病情突然出现恶化。当天，他原本安排了一场重要的外事活动，要接见来访的外宾代表团。医护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都劝他取消会面，改由其他领导同志代为接待。然而，朱德坚持道：＂这是党安排的工作，不能因为我身体不适就随意推掉。＂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他强撑着精神完成了会见。回到房间后，他的体温骤然升高，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医生们立即展开会诊，诊断结果显示他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肺部感染。

6月25日，朱德的病情进一步加重。尽管如此，第二天他仍然坚持要参加一场重要的外事活动。这一次，他的身体终于支撑不住，不得不同意入院接受全面治疗。

7月1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这天，朱德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除了原有的肺炎，他又并发了肠胃炎和肾病。高烧持续不退，但他仍然惦记着这个特殊的日子，要求秘书将当天《人民日报》上的社论念给他听。

在医院的这段日子里，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寸步不离地守候在病房外。每当朱德睡着后，她才敢轻轻走到窗前透透气。这些年来，她最了解丈夫的性格。即便在病重期间，朱德依然关心着国家大事，时常询问当前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发展状况。

7月2日，朱德最疼爱的孙女专程从外地赶来探望。那天，老人的精神稍有好转，努力支撑着与孙女交谈。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们的大学生来了...要做无产阶级...＂后面的话因体力不支，未能说完。

7月4日，朱德的病情已经到了危急关头。他将女儿朱敏叫到床前，想要交代些什么，却已经说不出话来。朱敏俯身说道：＂爹爹，您放心，我明白您的心意。永远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革命到底。＂听到这些话，朱德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李先念副总理来到医院探望。尽管身体虚弱，朱德仍然坚持要从床上坐起来。他紧紧握住李先念的手，用微弱但坚定的声音说：＂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这句话说完，他又强调了一遍：＂生产为什么不能抓，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所以，一定要抓好。＂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朱德安详地离开了人世。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本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为国家的发展担忧。

二、一生勤俭的革命者

1955年9月，朱德被授予元帅军衔时，中央专门为他安排了一栋独立的住所。这座位于中南海的住宅装修考究，配备了多间套房。然而，朱德看过之后却坚决不肯搬进去，他说：＂我住在这里多年了，已经习惯了，搬家太麻烦。＂最终，这栋为元帅准备的房子一直空置着。

在朱德的办公室里，一直使用着一张老式的办公桌。这张桌子是解放战争时期从山东带来的，木质已经有些发黄，桌面也有不少磨损的痕迹。工作人员多次建议换一张新的，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他总是说：＂这张桌子用着还好，不用换。＂

1960年，德国出版社要出版朱德的回忆录《朱德自传》。按照合同约定，出版社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稿费。收到这笔钱后，朱德立即指示秘书将全部稿费用于购买科技书籍，并将这些书籍全部捐赠给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当时有人劝他留一部分用于改善生活，他却说：＂个人的生活已经够好了，国家现在最需要的是科技发展。＂

在朱德家中，一直保存着一本存折。这本存折是他和康克清共同的积蓄，直到1976年他去世时，存折上的金额只有两万余元。这笔钱大部分来自他们多年的工资积蓄，其中还包括一些稿费收入。对于这笔存款，他从未动用过，而是留给家人作为日常生活之需。

1975年冬天，朱德的一件军大衣已经穿了十多年，袖口和领子都磨损得很厉害。工作人员准备了一件新的呢子大衣送给他，他却说：＂旧衣服还能穿，为什么要添新的？＂最后在大家的坚持下，他才勉强同意更换。但他特意叮嘱说：＂旧大衣要好好收起来，还可以给别人穿。＂

在朱德的书房里，摆放着一个老旧的暖水瓶。这个暖水瓶的外壳已经有些生锈，保温效果也不太好。秘书曾多次提出要换掉它，但朱德总是说：＂只要能装水，能保温就行。＂这个暖水瓶一直使用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每当有外宾来访，按照惯例需要准备一些礼品。但朱德总是表示，不要准备太贵重的东西，一本画册或者一幅书法作品就足够了。他说：＂我们是革命干部，不能搞特殊化。＂

在饮食方面，朱德也保持着极其简朴的作风。他经常要求厨师做一些普通的家常菜，特别喜欢吃青菜豆腐。每当工作人员想要改善一下伙食时，他都会说：＂粗茶淡饭更有益健康。＂即便在重要会议期间，他也坚持与大家同餐。

这种勤俭节约的作风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他仍然时常关心医疗费用的支出，要求不要用太贵的药品，说：＂普通老百姓用什么药，我就用什么药。＂

三、独特的政治智慧

1975年下半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朱德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些同志动不动就批资本主义，但是对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却说不清楚。＂这番话引起了与会者的注意。随后，他进一步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把生产搞上去，把经济搞上去。＂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朱德对＂四人帮＂的一些做法表现出明显的警惕。1974年初，当张春桥在一次会议上宣称要＂继续革命＂时，朱德立即提出质疑：＂革命是要继续，但不是要把生产搞停了才叫革命。＂这句话虽然简短，却直指问题核心。

朱德与邓小平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1973年，邓小平复出工作后，朱德经常与他进行长谈。在一次谈话中，朱德说：＂小平同志，你搞经济有一套，要大胆地干。＂1975年春节前夕，朱德特意邀请邓小平到家中做客，两人就当时的政治局势和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

作为一位老革命家，朱德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5年10月，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说：＂共产党就是要实事求是，不实事求是就要吃亏。＂他举例说：＂过去在井冈山时期，如果不是实事求是地研究当地情况，就不可能打开局面。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更要实事求是。＂

在经济建设方面，朱德表现出独特的远见。1975年夏天，他到北京郊区农村视察时指出：＂农业要科学种田，不能光靠人力。要用机械化提高效率。＂同年冬天，他又专门听取了工业部门的汇报，强调：＂工业发展要注重质量，不能只追求数量。＂

朱德特别重视教育工作。1974年底，他接见了一批归国留学生，说：＂现在世界科技发展很快，我们要虚心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他还提出：＂要重视基础研究，不能只顾眼前利益。＂

在处理政治问题时，朱德表现出高超的智慧。1975年初，当一些人提出要批判＂评法批儒＂运动时，朱德说：＂历史问题要用历史观点来看，不能把古人都说成是坏人。＂这种观点显示出他对历史的辩证认识。

面对＂四人帮＂掀起的种种政治运动，朱德始终保持清醒。1976年初，他在一次谈话中说：＂现在有些同志搞运动，搞得工厂停工，农民不种田，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这番话显示出他对当时政治形势的深刻洞察。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朱德仍在关注国家大事。1976年6月下旬，虽然身体已经很虚弱，他仍然坚持听取经济工作汇报。他说：＂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把经济搞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是他一贯坚持的政治理念。

当李先念来医院看望他时，朱德特别强调要重视生产建设。这不仅仅是一个临终嘱托，更体现了他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深刻思考。他认为，只有把生产搞上去，才能真正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改善人民生活。

四、面对批斗依然坚持原则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一批＂红卫兵＂闯入朱德的办公室，要求检查他的＂革命性＂。面对这种情况，朱德保持镇定，说：＂你们要检查，可以，但是要讲证据。＂他取出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他多年来的工作记录和重要文件，一一向他们展示。

在1967年初的一次大会上，有人公开指责朱德是＂军阀＂、＂投机分子＂。当时会场上一片混乱，但朱德站起来说：＂我的历史是公开的，党和人民都知道。如果你们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讨论，但要讲事实。＂这番话让会场一时安静下来。

1967年夏天，一些人到朱德家中＂造反＂，要求他交出＂黑材料＂。朱德从容地说：＂我的抽屉里只有党的文件和工作笔记，你们要看可以看，但不能乱翻乱抄。＂他坚持要求造反派按程序办事，不能擅自处理机密文件。

在一次批斗会上，有人逼迫朱德承认自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朱德严肃地说：＂我是共产党员，从来没有走过资本主义道路。我的每一步都是跟着党走的。＂即使在巨大压力下，他始终不肯违心认错。

1968年初，有人要求朱德写检查，声称他在长征时期有＂右倾投降主义＂倾向。朱德说：＂长征是我亲身经历的，每一个重大决策都是集体讨论做出的。如果你们对历史有疑问，可以查档案。＂

在被软禁期间，朱德仍然保持着严格的工作习惯。每天早晨五点起床，照常阅读文件和报纸。有一次，有人嘲笑他说：＂你都被打倒了，还看什么文件？＂朱德回答：＂我是党的干部，了解国家大事是我的职责。＂

1969年，＂九大＂期间，一些人企图在会上公开批判朱德。朱德在会议发言中说：＂我的工作可以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验。如果有错误，我愿意改正；如果是诬告，我会用事实说话。＂这种态度显示出他的原则性。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朱德也没有放弃对形势的关注和分析。1970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说：＂现在的问题是把政治运动搞得太过火，影响了生产建设。这样下去对国家不利。＂

1971年林彪事件后，朱德的处境有所改善。但他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立场，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一次讨论会上，他说：＂要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不能把一切都说成是林彪的错。＂

朱德面对批斗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风骨。1972年，当一些人要求他＂交代问题＂时，他说：＂我的一生都是为党工作的，没有什么不能见人的事。但是，不实事求是的批判我不接受。＂

这种坚持原则的态度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即使在重病期间，当有人向他提起＂文革＂初期的批斗时，他仍然说：＂历史会证明一切。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五、生命最后时期的工作状态

1976年初，尽管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朱德仍坚持参加重要会议。1月8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带着输液瓶出席，专门就国民经济发展问题发表意见。他说：＂现在最要紧的是抓生产，要把去年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2月中旬，朱德因病情加重住进了北京医院。但他仍然保持着对工作的关注，要求秘书每天向他汇报重要文件和新闻。在病床上，他用铅笔在文件上做着批注，有时甚至写得很详细。医生劝他多休息，他却说：＂只要还能动笔，就要为党工作。＂

3月份，虽然医生要求他卧床休息，但朱德仍然坚持听取工业生产情况的汇报。当听说某些工厂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而影响生产时，他说：＂政治运动不能影响生产，工厂就是要搞好生产。＂

4月初，朱德的病情有所好转。他立即要求了解春季农业生产情况。当得知一些地方因政治运动耽误了春耕时，他说：＂春耕是大事，耽误不得。要让农民安心种地。＂他还特意叮嘱秘书，要把这个意见转告有关部门。

5月中旬，朱德的身体状况再次恶化。但他仍然关心着国家大事，特别是经济建设问题。他要求秘书念报纸给他听，并对一些重要新闻做出指示。当听到某些地方因批斗运动导致工厂停工时，他说：＂工厂停工就是最大的政治问题。＂

6月初，虽然已经很少说话，朱德仍然保持着对工作的热情。当李先念来医院看望他时，他用微弱的声音说：＂要抓生产，要抓经济。＂这成为他留给党和国家的重要嘱托之一。

6月下旬，朱德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但他仍然坚持了解国家的重要事务。当秘书向他汇报全国工农业生产情况时，他虽然说不出话，却认真地点头示意。医护人员都被他这种敬业精神所感动。

7月初，已经无法说话的朱德仍然坚持用手势表达他的关切。当听到有关钢铁生产的汇报时，他用手指在床上写下＂多产钢＂三个字。这个细节被当时的工作人员详细记录下来。

7月5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朱德仍然保持着清醒。当值班护士为他测量血压时，他用手势示意要看报纸。这是他对工作的最后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住院期间，朱德始终要求医院按照普通病人的标准来治疗，不要搞特殊化。他多次强调：＂要节约用药，不要用太贵的药。＂即使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然保持着一贯的勤俭作风。

在医院的病历记录中，清楚地记载着朱德同志最后的工作状态：每天坚持阅读文件，关注国家大事，直到无法再工作为止。这份病历成为了见证他始终如一工作作风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