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根据真实经历改编，由网友亲身经历为原型，为增加可读性，部分细节做了艺术化处理，感谢大家阅读。
我是一个出身于鲁东山区的普通人，从放弃学业回家务农，机缘巧合成为农业机械维修站的学徒，再到响应征兵号召，踏入军营，一步步从普通士兵成长为班长、代理排长，并最终提干担任二排长。在连长的热心引荐下，我与部队驻地某局长的女儿晓梅相识，这本是一段美好的姻缘，却因误会差点擦肩而过。
小时候，我生活在鲁东的山区，我们这山区多，但是山都不高，在小山包下面，散落着许多村子，而我们村就是其中之一。
村里的房屋多用黄土和稻草混合筑成，有着独特的乡土气息。
我们村大概有18户人家，周边的村庄规模也与我们相仿，这一带共有十二个自然村，都归属于同一个乡镇。
由于地处偏远，学校并不多见，通常几个村子才合办一所小学。我们每天上学放学，需要翻山越岭，来回都得约一小时，尽管山区辽阔，但附近村里年纪相仿的孩子们几乎都熟识彼此。
到了1977年，我完成了初中的学业，自觉不是读书的料，不顾父母的劝阻，坚决地放弃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回家帮忙打理家里的苹果园，而父亲见我对果园里那台老旧的收割机颇有兴趣，便安排我跟随着村里的老李叔学习，老李是村里负责操作收割机的能手，村里唯一一台收割机，虽然是公有的，但农忙时都是老李叔在操作。
一次巧合，我随老李叔前往镇上的农业机械维修站去检修收割机，那里停放着几台新型的收割机，技师们正忙着对一台机器的传动系统进行细致的检查和维修。我满心好奇地站在一旁，仔细观察着技师们的每一个动作，心中不禁对他们精湛的技术充满了敬佩，时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流逝了……
回到家，我向父亲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维修站里见到的一切，父亲察觉到了我对农业机械维修的浓厚兴趣，于是萌生了让我正式学习这一技能的想法。
不久后，在一位远房亲戚的帮助下，我被介绍到了镇上的农业机械维修站，成为了一名学徒。
未曾想，我在那里度过了充实的两年时光，多次跟随师傅深入田间，实地解决收割机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也在这过程中逐渐掌握了维修的技术。
1979年，正当我在维修站工作得如鱼得水之时，老李叔因家庭原因需要搬到外地居住，村里的收割机因此面临无人操作的困境。
村长了解到我在镇上不仅学会了维修，还掌握了驾驶收割机的技能，便向我父亲提议，希望我能回到村里，接替老李叔的工作，确保村里的收割作业顺利进行。
在维修站的学习不仅让我掌握了修理技术，还让我学会了驾驶收割机。
回到村里，既能帮忙家务，又能驾驶收割机为村里做贡献，而且，村里还会给我记上成人的工分，这在村里可是相当体面的差事。
不过到了1981年3月下旬，镇上征兵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村庄。
二哥对我说，军队是个锻炼人的好地方，咱们村里的李建国，去了部队不仅当了班长，还提了干，成了连长，甚至在军队里找到了对象。
其实，二哥不说，我也早已心生向往，从军一直是我儿时的梦想，我虽然舍不得在村里驾驶收割机的活，但毕竟那不是个长期的事儿。
于是，我和村里几个伙伴，在村主任老赵叔的带领下，一同前往镇上的征兵办公室报了名。
体检的各项指标我都顺利通过，当我拿着入伍通知书和那套崭新的军装回家时，全家人都围着我带回的这些东西看了又看。
父亲虽然表面上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但我能感觉到他内心的激动。后来，我特意穿上还没有缀上帽徽和领章的新军装，在屋里屋外转了好几圈，爷爷看着我，摸着他那标志性的山羊胡，眼里满是笑意。
出发的日子终于来临，4月15日清晨，我穿上了新军装，背上背包，和爷爷告别后，提着母亲为我准备的一个大包，在哥哥和妹妹的陪伴下，步行了十几里路来到了县城的火车站。
令一向对我要求严格的父亲，竟然也忍着腿疼，让二哥用摩托车载着他来到了火车站。
平时并不繁忙的火车站，那天却异常热闹，站前广场四周飘扬着彩旗，旁边还有一支吹奏乐队，新兵们已经在广场中央集合，两旁都是来送行的新兵家属。
进站的时间到了，我们排成整齐的队伍，背着背包依次登上了那列绿皮火车。整个车厢都是新兵，我们放好行李，坐到了座位上，看着窗外的家人，心中不禁涌起一阵感慨。我长到19岁，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全家人一起来为我送行，尤其是那个一向严厉的父亲也来了。
随着一声悠长的鸣笛声，火车缓缓启动，我把头伸出窗外和家人告别，母亲和姐姐都哭了。
1981年4月17日凌晨，载着我们400余名新兵的绿皮火车，最终抵达了一处隐蔽的部队营地。
在连部领导的带领下，我们这400余名新兵被编成了四个新兵连，分别安顿在几栋简易的营房里。宿舍安排基本遵循一个班一个房间的原则，大通铺上铺着由木板和砖块搭成的简易床架，也整洁有序。
尽管抵达时已是深夜十一点多，炊事班还是特意为我们准备了三大锅的鸡肉炖土豆面条。我捧着部队发放的铁制大碗，痛快地连吃了三大碗，面条里鸡肉与土豆，再撒上一把翠绿的葱花，香气扑鼻。
初冬的深夜虽带着寒意，但三碗热腾腾的面条下肚，额头上竟渗出了细汗，全身暖洋洋的……
紧接着就是紧张的新兵拉练，对于我们这批新兵而言，无论是队列训练还是日常生活的规范养成，一切都显得异常严格和苛求。
就连中午和晚上的休息时间，也常常被用来进行额外的体能训练。尤其让我们感到吃力的是，部队里紧急集合的频次极高，几乎每周都会进行两次，有时甚至一个晚上就要被拉起来两三次。
更让我们记忆犹新的是，新兵连的三公里和五公里武装越野训练成了我们的日常。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入伍前，我体型偏瘦，体重只有110斤，而三个月后，我变得身强力壮，体重竟然飙升到了150斤。
后来，我穿着军装拍了照片寄回家，家里人看到照片中那个精神抖擞、体格健壮的军人，都不敢相信那就是我。
1983年末，我荣获了“优秀士兵”的称号，随后在第二年被推荐参加团部的预备干部集训课程，战友们都传言，完成训练后将会被提拔为干部。
然而，集训结束后，我并没有如预期那样被提拔，而是被直接任命为三班班长。
通常情况下，集训结束后会先被任命为副班长，但我却直接跨过了这一步，成为了班长。我明白，这是连队领导对我工作成绩和能力的充分认可。
担任三班班长六个月后，我又被调任到一班担任班长。一班是连队的标兵班，能够担任这个班的班长，无疑是对我工作能力的进一步肯定。同时，我还兼任了代理排长，由于在我们排在全团比武中的表现比较好，我还在年底荣获了团部颁发的“三等功”。
然而，我的服役期即将届满。
这时，连长和指导员分别找我进行沟通，高度评价了我的工作表现，认为我是一名称职且出色的标兵班班长，并希望我能留队继续担任班长。
面对连队领导如此深厚的信任和期望，我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服从组织的安排。
就这样，我选择了超期服役，继续为连队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一决定让我又多穿了三年的军装。
1984年3月，我正式提干，担任后勤连的二排长。
提干后，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不成家立业也有点不务正业，在家里每次寄来的信中，都在催着我回家探亲时“相”个对象，可我习惯了部队的生活，
后来，在连长的引荐下，我认识了我们团部医院的外科医生晓梅。
然而，和晓梅相识不久，我便察觉到她背景不简单，原来她的父亲是部队驻地所在地级市的商业局局长，是实实在在的领导干部，而我仅是一名普通的山区小伙，家境平凡，似乎有些不太“门当户对”。
但毕竟都谈上对象了，我虽然很尴尬，但也不好意思和晓梅说，毕竟人家对我也不错，只是我自己心里比较自卑。
后来连长找我谈起了晓梅的事，原来连长也不知道晓梅是干部子弟，但据连长了解，晓梅并没有那些高官子女的坏习气。
得知这些后，我才重新鼓起勇气和晓梅好好相，后来结婚后晓梅才跟我说，第一次见面时她本来不想相亲，可是见到我时，就觉得我身上有一种正直的气质，给人一种踏实做事的感觉，于是便索性交往试试。
后来我们在部队结了婚，先是在部队所在驻地办了仪式，而我们老家的结婚仪式，则是等到第二年休假时补办的。
1986年，正当我准备在部队再干几年的时候，全军大裁军，我们团精简整编，与别的部队合并，大批干部战士离开了部队，我也于 1986 年脱下了军装。
后来，我和妻子一起回到了我们县，但由于当年大裁军，军转干部安置不过来，我被安排到了当时县里效益比较好的兵工厂工作，生产炸药，三年后我被提拔为了车队队长。而妻子也随我回到了我们县里的医院工作，从一开始的主治医生做起，后来又转到住院部医生，不过由于妻子不太擅长做管理，所以到了退休前，她也一直是一线医生，只是职级提上来了，但并没有行政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