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30日，正在访美的邓小平出席了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会上他被问及：

“中国是否可能进攻越南？”

邓小平的回答是：

“我们可能不得不做我们所不愿意做的事情。”

邓小平给外国人的印象一直是说到做到，美军的侦察卫星也拍到了解放军在中越边境的大规模集结，《纽约时报》报道称解放军集结了两个集团军。

外国媒体不断揣摩中国官方和官员的一字一句，并从各自的立场做出判断：

威慑，还是真打？

在枪声没响之前，终究是个谜。

最紧张的还是越南当局黎笋集团。

从1978年开始，越南情报机构就在密切注意解放军在云南广西的集结，他们初步判断解放军在边境已经集结了20个师（实际为29个）。

过去两年，中越关系剑拔弩张。

越南大规模驱逐华侨，侵占柬埔寨，并在边境上多次与中国军民发生小规模武装冲突，子弹和炮弹还落到了中国学校附近。

因此越南当局并不存在某种幻想，他们对于挨打是非常敏感的，边境的军事工事修筑从四五年前就开始了，并且不断警告中国，“要汲取美帝国主义的教训”。

但最关键的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判断解放军发起进攻的日期。

越南情报部门一开始判断是在1979年元旦节，这一天越南北部的所有单位接到了其上级传达的战争警报，从一线边防军到公安民兵全都做好了战争准备。

但是是虚惊一场。

随后又警告“1月5日”。

一天的心惊胆战后，又是虚惊一场。

此后，几乎每隔五天就是一次战争警报，将越军一线部队搞得十分疲倦，一些士兵甚至出现了精神上的问题。

同样紧张的还有苏联、美国等国，每天的新闻头条基本都是“爆发日，你在哪里？”

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同日，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大使，抗议越方侵犯中国领土，制造流血冲突。

中国以最强烈的宣传方式，毫无保留地宣布了中国的最后抉择。

2月17日凌晨，火箭弹铺天盖地的红色弹道让越南北部的黎明提前到来，坦克集群的轰鸣吵醒了熟睡中的越军边防军。

在第一声枪响后，新华社发布声明，谴责越南当局不断侵犯中国领土，宣布解放军边防部队被迫奋起还击。

尽管越南当局左防右防，但解放军仍然达成了进攻的突然性。

预料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2月17日的北京，外国人比中国人还忙。

一封封加急电报和传真，争分夺秒从北京发往全世界，国内的外国记者们不断请求采访我国官员，国外的外国记者们也敲响了中国使馆的大门。

但中国官员对此守口如瓶，一个字都不愿透露，于是在外国人在焦急等待了一天之后，又都集体守在电视机前。

等待“新闻联播”发布最新信息。

2月17日，纽约，联合国大楼。

第四任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紧急取消了当天所有的日程安排，急急忙忙赶回了联合国总部，嘴里一直在念叨：

“怎么搞的，怎么搞的？”

中越战争爆发的消息确信无疑，但详情不明。当天下午，他约见了时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陈楚，后者亲手将新华社的声明交到了他手里。

与此同时，瓦尔德海姆被告知，越南驻联合国代表何文楼正在他的办公室里等他，有紧急的文件需要他过目。

于是他在接待完陈楚后，又急急忙忙回到办公室，倾听何文楼对中国的“控诉”。

虽然大部分都是例行的谴责和要求，但瓦尔德海姆还是从他嘴里得知了解放军在越北的丰硕战果，这是他现在最想知道的战况信息，尽管这一消息已经滞后。

何文楼喋喋不休地指责中国，但他并没有注意到瓦尔德海姆的难堪的表情，因为在他面前的案头上，还摆着一份文件，上面是多国谴责越南入侵柬埔寨，要求越南撤军的议案。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

2月17日这天，越南河内的报纸并没有报道中越两国的冲突，反而是十分喜庆地报道着越柬所谓的“友谊”，以至于很多越南人都不知道两国开战了。

开战第一天，全世界都在谈论这一惊天动地的大事，除了越南人民。

消息被封锁只有一个原因——越南当局对局势完全失控。

河内的越南领导人根本联系不到前线的作战单位，得到的消息中有不少还是假的，比如有报告称中国出动了空军轰炸，但实际上没有。

越南当局不得不从国外的媒体报道和联合国发布的消息中寻求前线情况，但因为中国官员的守口如瓶也难搞清楚，有些联合国所谓的消息，甚至也是假的。

越南当局并不知道该如何向人民交代，尤其是在解释所谓中国“以大欺小”和他们入侵柬埔寨之间的逻辑协同。

绝大多数越南人民是在第二天早上才知道与中国开战的消息，因为当局是在第一天结束前的最后几分钟才公布了短短几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