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17日拂晓，曾泽生军长率滇军60军在长春宣布起义，与此同时，我军悄然进入长春东半城接替60军的驻防。
事实上，直到此时，国民党军在长春的布防已经被完全撕裂，已经再无打的可能。
就在曾泽生将军起义的两天前，即10月15日，蒋介石还以极其严厉的措辞发来一则电文，要求郑洞国突围，只是当时国民党长春守军60军以及新七军在被我军围了大半年以后，早已经兵无斗志、将无战心，突围计划后来就成了郑洞国口头安排，会上其他人只是唯唯诺诺而已。
郑洞国原打算在10月17日凌晨突围，只是60军起义的消息传来，直接破坏了郑洞国誓死突围的想法。
没办法的情况下，郑洞国只好召集新七军师以上干部开会，但会上大家仍然不说话，只有暂六十一师师长邓士富站起来讲话，但他也只是建议维持现状，郑洞国只好采纳他的意见。
整整一天，郑洞国都处于一种彷徨状态，按照他的话来说就是度日如年。
一从后来的结果来看，长春基本上是兵不血刃拿下来的。
曾泽生率领六十军起义以后，新七军整体也开始军心动摇，而且私底下已经开始同我军联络，为了方便联络，新七军甚至直接架起了一条电话线直通我军，新七军的许多官兵因为饿了半年多，早已经疲惫不堪，纷纷跑到我军阵地上就食。
甚至就连周恩来给郑洞国写得一封信也能直送到郑洞国面前，可见当时长春的情形。
尽管如此，郑洞国仍然抱定了杀身成仁的决心。
在焦急无奈的情绪中，郑洞国度过了这难熬的一天。
10月17日晚，郑洞国动身到新七军军部去探望生病的军长李鸿，李鸿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只轻声说了几句话，便装作气力不支的样子昏昏睡去。
郑洞国心知肚明，事后他回忆起当时到新七军的情形：
“当晚，我到新7军部看李鸿，他虽在卧病，看来并不那么严重，却故意装成不能多说话的样子。军部的高级人员也都有意无意地避开我，我感到情况有些异样（后来得知他们当时确实已经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新7军副军长史说，是我在驻印军时期的参谋长，他劝我留在军部过夜，我坚决要回兵团司令部。当时我感到很难过，随时准备牺牲。”
史说之所以想留郑洞国在新七军，是想在关键时候，让郑洞国站出来振臂一呼。
郑洞国虽然不知道新七军私下里与我军已经有了接触，但也察觉到了有些不对劲儿，因此坚决要求返回兵团部。
对于国民党军驻长春的各部队而言，新七军的行为可以说开了一个很坏的头。
曾泽生将军率领六十军起义以后，在长春的国民党军正规军其实就只剩下新七军，他们装备比较好，物资相对也很充足，可就连新七军都不愿意防守长春，剩下的一些地方部队、保安团更不愿意在守下去。
10月18日，新七军参谋长龙国均来找郑洞国，并告诉他：
“新7军官兵已决定放下武器，希望司令官能够同我们一起行动。”
郑洞国一听，顿时勃然大怒：
“龙国钧，你和史说随我做了几年事，我待你等不薄，今日为何要学张学良、杨虎城卖我求荣呢！”
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郑洞国平素就对部下很好，从来也不红脸，这次突然大发雷霆，实属众人意料之外，龙国均呆呆地站在原地愣了一会儿，满是不可置信，郑洞国也自觉失言，但他这时心烦意乱，也顾不上理会众人，一个翻身躺到床上去了。
龙国均回去以后不久，就传来消息，新七军全体放下武器投诚。
与此同时，全城大大小小的保安团、地方部队也都陆陆续续的放下了武器，整个长春就只剩下了郑洞国兵团部所在的中央银行大楼还在死守。
二既然能作为银行大楼，那么此地作为堡垒，其坚固程度不言而喻。
不过，在全城国民党军都放下武器投诚的情况下，一座小小的中央银行大楼，还挡不住我军前进的步伐，但我军在入城以后，并没有对这座大楼发起进攻。
因为当时郑洞国的副参谋长杨友梅将军及司令部一些高级幕僚已与解放军取得了联系。
尽管那时大家已经决定一切投诚事项，但最重要的关键点反而集中在郑洞国身上。
“如何才能让他体面的接受这一现实呢？”
郑洞国毕竟是黄埔一期出身，又是抗日名将，他的态度能够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起到轰动效应，因此我军必须慎之又慎。
出奇的是，对于部下们的“僭越”举动，郑洞国没有理会。
大概郑洞国也默许了部下放下武器，“起义”基本上已经成定局。
据韩先楚回忆长春解放，郑洞国在大势已去之时，曾向我军提出要求，再“抵抗”一两日，以至于当时连我军也感到纳闷，毕竟已经决定了要放下武器，再“顽抗”一两天，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不过，我军最终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推迟至21日4时出降。
10月21日凌晨4时，中央银行大楼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激烈的枪声。
据说当时双方并无交手，防守中央银行大楼的国民党军对空放了一阵空枪，不仅仅是告诉躲在地下室的郑洞国，也是告诉在南京的蒋介石，我们一直战到了最后。
片刻过后，守卫中央大楼的国民党军放下武器投降，长春正式解放。
在卧室听到外面传来的枪声后，郑洞国把手伸向了枕头下的枪，打算杀身成仁，不料摸了几次都没有摸到，原来早在之前，郑洞国身边的警卫就悄悄把他的枪收了起来。
郑洞国见找不到自己的枪，于是开始在室内转悠，试图寻找自尽的器械，一直关注着室内情况的卫队长文健与4名卫士察觉到郑洞国情况不对，立即一拥而上，将郑洞国牢牢的抱住。
几番挣扎郑洞国终于无奈的接受了这个现实。
杨友梅以及郑洞国的子侄一辈儿知道这位老长官、老长辈的情绪，他们看见郑洞国从里面走出来后，立马簇拥到了身旁，以便随时应对突如其来的状况。
郑洞国被搀扶着来到大楼一层时，发现一层已经站满了解放军官兵。
据郑洞国时隔多年后在回忆录中的记录：
“事后始知，杨友梅将军和司令部的幕僚们，先已通过与解放军秘密接洽，悄悄迎来了解放军代表及少数部队。他们计议，朝天开枪，假意抵抗，造成猝不及防、兵临司令部的事实，促我与之共同走向光明。这样，既避免弃我于不顾，又不叫我过于难过，巧妙地从死亡线上把我救了回来，真是煞费苦心！后来每忆及此事，我都由衷地感激共产党的伟大政策和部属们的这番安排。”
三一直以来，比较有争议的是，郑洞国究竟是算起义，还是算投诚？
按照两个词改概念上的不同，起义是指部队在仍然具备一定战斗力的情况下，旗帜鲜明的亮明观点（比如通电），投奔革命阵营，而投诚等同于投降，一般来讲是在战无可战的情况下，放下武器，投身对立阵营。
以郑洞国所处的情形来看，应该算是投诚。
在不同的文章里，对郑洞国的行为有不同的界定。
也因为绝大多数人搞不清楚投诚起义的意义，因此很多时候有所混淆，甚至称郑洞国是“起义投诚”，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放在一起，本身也说明自身积累的匮乏。
首先是毛主席的电文，在长春解放后，毛主席给东北局的电文中曾有这么一句：
“郑洞国为黄埔高级军官，此次又率部投降”，“应给以礼遇”。
似乎明确郑洞国为投降。
不过，在长春解放后，10月21日，我军发布的报道称郑洞国是“负伤被俘”。
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体面的说法，负伤表明郑洞国是一直“顽抗”到最后，“被俘”是说明身份，当然后来出于实际统战的需要，郑洞国并没有被当做俘虏。
郑洞国后来在接受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萧华宴请时，明确提了两个个要求：
“一不去广播、登报；二不参加公开宴会，只愿意当一个普通老百姓。”
因此，官方发布的消息很具有代表性。
有意思的是，10月23日，国民党当局发表报道，称郑洞国是“以最后一弹壮烈成仁”，蒙蔽了不少不明真相的人，就连郑洞国的儿子也以为父亲死了，后来到了长春以后，才了解到了实际情况。
当然，郑洞国的投诚并非是自愿，因为他直至最后仍然抱定了“杀身成仁”的决心，所以后来也有了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郑洞国是在部下胁迫下被迫投诚。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描述。
“（郑洞国）1948年于辽沈战役的重要时刻，脱离国民党阵营。”
这个说法很耐人寻味。
其实就在长春解放前夕，郑洞国已经无法在管束全城，曾泽生60军起义、李鸿新七军投诚都事先绕过了他，曾泽生60军起义时，有属下建议他派飞机轰炸60军阵地，被郑洞国以徒劳无功拒绝，后来新七军要放下武器投诚，郑洞国也没有表示干预。守卫中央银行大楼的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以及警卫团与解放军商谈放下武器时，郑洞国既不赞同，也不出面反对。
等同于说，郑洞国在长春解放前，已经脱离了指挥位置，也等同于说就是脱离了国民党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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