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军从解放战争后期开始佩戴“八一”五角星帽徽。但具体是什么时间，历来说法不一，有不少资料上说是1949年初，即全军后勤部长会议之后。

实际上，我军开始佩戴“八一”五角星帽徽，是在1949年6月“八一”军徽出现之后。

1949年2月3日，东北野战军进入北平，都没有佩戴帽徽。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7年下半年转入战略进攻后，全国战局迅速发生了巨大变化。1949年初三大战役结束后，战局已经清楚地表明，人民解放军不久即可向全国进军，彻底打垮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但是，这时人民解放军尚没有统一的旗帜和个人佩戴的标志。因此，设计统一的军旗、军徽及帽花（帽徽）、臂章，让人民解放军以崭新的面貌挺进新区就成为迫切需要。

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研究决定，由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一份指示电，经毛泽东修改过，于1948年2月21日发给各中央局、各军区、各野战军前委，征求对设计全军统一的军旗、军徽的意见：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帽花和臂章，均尚无正式规定。现我军向外进攻，发展新区，已渐感觉有此需要。过去使用国民党党徽作帽花的，自应宣布一律取消。惟有些部队已自动带上红五角星作帽花，亦显与苏军帽花完全混同，不甚合适。兹特通电，征求各中央局、分局、各军区、各野战军前委及中工委、中后委意见，望于一个月内外提出你们对于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帽花、臂章的具体意见。

此后，一个征集军旗、军徽图案的活动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军在全军展开。军旗、军徽样式的汇集、综合和研议工作由军委作战部一局承办。

1949年3月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之后，周恩来对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作战部一局副局长兼作战室主任张清化等说：“军旗图案已经原则通过，但五角星和‘八一’两个字的位置怎么摆放，你们再具体设计几个方案，待进一步审议后，确定一种样式，制作标准样旗､军徽。”

遵照周副主席指示，军委作战部在设计军旗样旗的同时，按照毛主席关于军旗上要有五角星和“八一”二字的精神，加紧设计军徽，并很快上报了八一军徽的图案。周恩来在书记处会议后对张清化等同志做了进一步交待。指出制定军旗、军徽是国家的一项大事，还应该再征求一下在北平的中央委员们的意见，请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征求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人物的意见。我们解放军很快就要渡过长江向全国进军了，不能等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再批准颁布，要尽可能快些，以便解放军能戴着新的军徽，把军旗插遍全国。

最终确定军徽的样式，是将“八一”二字置于五角星中央，字体为宋体汉字；五角星的周边和字均为金黄色。军委作战部迅速做出了样品，送给了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很快批准了他们的设计。

以军徽形式缩小制作帽花（帽徽）的标准样品，是由军委作战部的作战参谋赵光琛承办的。他将图纸拿到北平前门外西河沿的一家工厂，制作了一枚将五星周边和“八一”二字镀成银色的帽徽。周副主席看过后，说电镀得太亮、太耀眼。于是赵光琛又到那家工厂制作了一枚涂上黄红两色珐琅釉的帽徽，再次送到周副主席的办公室。周副主席审看后，让赵光琛把帽徽缀在帽子上，戴上给他看看，赵光琛听后，先是一怔，他以为只是请首长看看样品，没想到周副主席这么心细，忙说：“帽徽后面穿铁丝的铁片还没有焊上。”

周副主席听后，说：“固定帽徽不要用铁丝，铁丝容易扎伤战士的头，还是用棉线固定好。”赵光琛把帽徽放在帽檐上，用手按了按，周副主席仔细端详了一阵子，满意地点点头，说：“现在这样可以了，就按这个上报中央，征求意见吧。”

随后，赵光琛拿着这个样品，去征求在京中央委员们的意见，朱德、聂荣臻、李先念等人都对这一军徽样式非常满意。

1949年5月30日，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周恩来名义下发了《启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的命令：

各野战军，各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并各级军政首长：

兹颁发军委制定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七百份，请即点收，并请各野战军、各军区遵式制发各所属部队，并定于六月十五目全军正式开始启用。随电附发之军委命令及军旗、军徽图样……政治机关应按照军委命令在部队中广泛地进行教育，阐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含义，务使全体指战员有深刻的了解，并自觉维护我人民解放军光荣旗帜的严肃。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签署《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兹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如下：

第一、军旗（略）

第二、军徽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为镶有金黄色边之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八一”两字。

(甲)军徽用作帽花时，其制法及尺寸如下：

(一)五角红星的圆周半径为十五公厘(略作二公厘高之凸形)每个角均为三十六度，外镶一点五公厘宽之金黄色边。

(二)“八一”篇宋体汉字，时当地置于红星内。

(乙)军徽用于臂章、奖状、文书、车、船、飞机及建筑等物时，则按照上述尺寸此例放大或缩小。

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多了一个光辉的标志。

49式帽徽（常见的是这种三孔型，另有一种五孔型）

此后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以“八一五角星”军徽作为帽徽，称为49式帽徽。虽然帽徽（帽花）的样式和尺寸正式颁布了，但还有制作和发放等环节，真正佩戴起来已是1949年下半年了，最快也不会早于当年7月。由于行军作战，部队进展速度又很快，甚至不少部队是年底才戴上的。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在街上休息的解放军，还没有帽徽。

上海解放后，1949年7月6日举行入城市的解放军行进在南京路上，已戴上帽徽。

1997年8月11日《解放军报》刊登署名“惠彤”的一篇文章，谈到1949年的11月他第一次戴上八一五角星帽徽的情景：

我第一次戴上“八一”帽徽，是在1949年的11月。在此之前，我刚参军时，军帽上没有帽徽，只钉了两个扣子，后来军帽改成解放帽，就什么也没有了。

1949年11月，我们部队进军闽东北后回到浙东南，领导上派我们去上海购买文化用品。到上海后一天，我走在大街上，迎面来了两位佩红袖章的军人，老远的向我敬礼，说：“请你跟我们到军管会去一趟。”

……一位40来岁的军人脸色略显严肃地说：“你违反了军容风纪的规定。”

我感到有些茫然，来上海之前，我们主任反复交代，到了大城市，要保持艰苦朴素本色，出门要特别注意军容风纪，处处像军人的样子。到上海后，外出我们都很注意军容风纪，这时我又周身检查一遍，觉得没有问题，便说：“我没有违反军容风纪的规定呀！”

“那你为什么不戴帽徽？”他指指自己的头上。

帽徽！我再一看，军管会里的军人，人人的帽子上都缀着帽徽，鲜红的五星，金黄色的镶边，中心有“八一”两个字，我第一次见到帽徽，我说：“我们部队还没有发。”

“噢。”他点点头，“也该发到啦！”

“你不知道，我们这几个月多辛苦。”我向他发起牢骚来，“渡江后，日夜南追，解放了杭州，部队在杭州没住下，又去解放金华，温州，接着又进军闽东北，这会儿又开赴舟山前线，连喘口气都顾不上，可能发帽徽的跟不上我们部队。”

他听了，倒也没生气，只是笑笑，说：“63师是彭雪枫带出来的，能吃苦，能打仗。这样吧，你们共来几个人？”

“3个人。”我答。

“我叫军管会的同志给你们发三份，要不，经常请你们来军管会你们也办不成事。”他领我到另一个房间，作了交代。

我打了一个领条，领了3枚帽徽，还把身上带的路条让军管会同志看了看，因为我没有任何其他证件。领了帽徽后，我问他们刚才那位领导是谁，他们只是笑，不告诉我。回到住的地方，我们3人赶紧把帽徽缀在帽子上。

可见，至少到1949年11月，还有部队没有发到帽徽。

1949年11月与游击队会师的解放军战士

戴“八一”五角星帽徽的解放军女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