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介绍
2024年12月17日，俄罗斯放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伊戈尔·基里洛夫中将（Igor Kirillov）在莫斯科被安装在电动滑板车内的炸弹炸死。乌克兰安全局（SBU）宣称对此次行动负责，指责基里洛夫曾下令对乌克兰军队使用违禁化学武器。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谴责此举为恐怖主义行为，并誓言报复。
中将级别的兵种司令被乌克兰成功暗杀，标志着俄乌“暗战”升级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一定程度上都采取了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交战方式。这不仅体现在传统战场上的高烈度对抗，还包括针对对方重要人物的定点清除行动和心理战术。情报机关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例如通过网络平台成规模地公开敌方军官和士兵的个人信息以及证件数据，并通过针对性打击削弱对方的作战能力和士气。
这并不是第一位被类似手法暗杀的俄罗斯军官，乌克兰情报部门似乎已将爆炸物作为一系列暗杀行动的常用手段，其隐蔽性高、实施过程相对高效、爆炸物类型多样，较难防范。
例如，2024年11月，俄罗斯黑海舰队第41导弹舰艇旅参谋长瓦列里·特兰科夫斯基（Valery Trankovsky）在塞瓦斯托波尔驾驶车辆时遭遇汽车炸弹袭击身亡。乌克兰安全局声称对此次暗杀负责，指控特兰科夫斯基曾下令对乌克兰平民目标发动导弹袭击。此外，2024年9月，俄罗斯国防部第924国家无人机中心负责人阿列克谢·科洛梅采夫（Alexey Kolomeytsev）在莫斯科被刺杀。科洛梅采夫被称为俄罗斯的无人机教父，负责培训无人机操作军官。
乌克兰的暗杀活动也不仅局限在军官。2022年8月，29岁的电视评论员达里娅·杜金娜在莫斯科郊外驾驶SUV时，被安装在车内的遥控炸弹炸死，据推测，其父亚历山大·杜金可能是目标，他是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的倡导者。2023年4月，军事博主弗拉德伦·塔塔尔斯基在圣彼得堡的一家咖啡馆内被炸身亡。同年5月，民族主义作家扎哈尔·普里列平在下诺夫哥罗德地区遭遇汽车炸弹袭击，他受重伤，而其司机当场死亡。
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的暗杀行动呈现出既服务于内部士气的提升，也在国际层面寻求支持的特征。这些暗杀行动分为两个主要方向：一是针对俄罗斯的公众人物，意图通过瓦解民族主义宣传散播恐怖；二是锁定军事和技术关键人员，旨在削弱俄军的作战效率。
首先，乌克兰通过暗杀俄罗斯的公众人物，如媒体评论员和民族主义作家，传递出强烈的心理战信号。这些人物往往具有象征意义，是俄罗斯社会凝聚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工具。例如，2022年达里娅·杜金娜被炸身亡引发了广泛的国际关注，她的父亲亚历山大·杜金则被认为是俄罗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中枢。这类事件不仅打击了俄罗斯的宣传机器，还对国内外观众起到震慑作用，通过制造高调事件引发舆论热议，从而瓦解俄方社会内部的凝聚力。
其次，乌克兰针对俄军的关键技术专家与高级军官，试图通过精准打击来削弱俄军的运作效率和决策能力。例如，2024年9月无人机专家科洛梅采夫被刺杀，直接瞄准了俄罗斯在无人机领域的核心技术能力。这种选择反映了乌克兰对于军事行动中的高价值目标的理解。其意图显著延缓俄军关键项目的推进。
这种具有戏剧性与象征意义的暗杀行动，对于高度依赖外部援助的乌克兰而言，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这些高调袭击展示了乌克兰的情报能力与决心，从而提振国内士气和国际声誉；另一方面，这种戏剧性冲突容易吸引外部关注，唤起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同情与支持。通过塑造“以弱胜强”的形象，乌克兰能够更有效地争取来自西方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进一步为其对抗俄罗斯的长期战略提供支持。并通过将暗杀与“为平民复仇”的大义挂钩，塑造了一种“正义之战”的叙事框架。
应对措施对我国来说，为有效应对针对要员的炸弹刺杀，需采取以下综合措施：第一，严格监管爆炸物及其原材料的生产、销售和运输，实施实名制购买和定期检查，防止非法流通。第二，在要员活动场所和出行路线部署先进的爆炸物探测设备，强化安检措施，并对安保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提高其识别和处理可疑物品的能力。第三，严格限制要员的个人信息在公开渠道的曝光，避免在社交媒体、公开数据库等平台泄露敏感信息。同时，定期对已公开的信息进行清理，减少可被利用的情报来源。并强化对开源情报（OSINT）工具的监控，限制未经授权的个人信息收集行为。通过立法和技术手段，打击非法获取和传播要员信息的活动，降低对方获取情报的可能性。此外，要全面认识潜在敌人的暗杀需求和范围，根据要员的重要性和面临的威胁程度，制定分级保护名单，并定期评估威胁，及时调整保护措施。通过上述措施，形成从源头控制到现场防护的全方位安全体系，最大限度地降低要员遭受炸弹刺杀的风险。
而作为同样高度依赖外部援助，以及在历史上高度偏好戏剧性暗杀的台当局来说，在鱼死网破之时同样有可能对我要员进行暗杀活动，需要尽早做好从名单到人力物力的一系列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