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战役结束后，英国路透社记者发出电讯：“世界上没有哪支军队能像他们这样，既赢得战争，又驯服了战争。”
上海的解放1949年初的上海，集中了中国六成以上的现代工业，仅棉纺业年产量便达到全国总产量的70%，但辉煌背后却暗流汹涌：国民党政权在军事溃败中已露颓势，上海正经历恶性通胀。
发行的金圆券在半年内贬值超过十万倍，米价上涨百万倍，市民提着成捆钞票抢购大米的画面成为时代缩影。
中共地下党传回的情报显示，蒋介石已密令汤恩伯将20万精锐部署于沪宁杭地区，妄图凭借长江天堑和钢筋水泥工事构筑“东方马奇诺防线”。
毛泽东面对军事地图上的长江天险，将烟蒂重重按灭：“上海不是锦州，不能打成废墟！”
这一判断基于对城市功能的深刻认知——当时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54%，金融业务量占82%，更掌握着全国九成以上的进出口贸易。
陈毅在受命时对第三野战军将领说：“解放军的刺刀可以拿下上海，但热水瓶、电灯泡能不能保得住，才是真正的考验。”
他亲自主持编写《入城守则》，明确规定入城后不得使用重武器、不住民房、不向市民借粮，甚至细化到“抽水马桶使用培训”等细节。
1949年5月的上海战役，是解放战争史上一次罕见的“瓷器店里打老鼠”式作战。
汤恩伯依托钢筋水泥工事构筑的三道防线，将整座城市武装成“东方马奇诺”：外围阵地密布鹿砦与雷区，主阵地以3800座美制碉堡构成交叉火力网，核心城区更以国际饭店、百老汇大厦等20层高楼为制高点，架设重机枪与迫击炮阵地。
第三野战军创造性采用“多路穿插、迂回分割”战术，某部为保护杨树浦电厂，以血肉之躯连破五道铁丝网，阵亡将士的鲜血浸透了电厂控制室的木质地板。
城市地下战线同步展开惊心动魄的暗战：
中共上海局策反的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作战参谋，将防御部署图缝在旗袍衬里送出；
江南造船厂工人在特务监视下，故意将舰炮仰角调低三度，致使黄浦江封锁火力网出现致命缺口；
最富戏剧性的是邮政系统地下党，他们将国民党军调动命令延迟投递，导致敌54军增援部队抵达吴淞口时，解放军已卡死咽喉要道。
这些“看不见的战线”使汤恩伯哀叹：“共军不仅在陆上进攻，更从电话线里钻出来！”
这场战役的史诗性不仅在于歼敌15.3万，更在于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全市70%以上工厂未停工，高校图书馆藏书完好无损，甚至跑马厅的赛马会仍在解放三天后如期举行。
外国车辆入城仪式原定于解放次日举行，但陈毅特意推迟三日。
1949年7月6日，上海的天空似乎被历史的重担压得格外沉重。解放军队伍正在如潮水般浩浩荡荡地进驻这座城市，伴随着群众的欢呼与期待，上海的街头弥漫着一种凝重而又振奋的气氛。
经过了长时间的战火与动乱，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终于迎来了曙光，民众期待已久的入城仪式即将开始，所有的眼睛都聚焦在这片土地上。
市区的街道两旁挤满了群众，大家的脸上写满了期待和激动。人们的眼神中，有对未来的渴望，也有对过去沉重岁月的告别。这一天，上海不仅是见证一个时代的结束，更是迎来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解放军的进城象征着新政权的崛起，这一切，都将在这场宏大的入城仪式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场延迟三日的入城仪式，是陈毅精心设计的“城市首课”：
他要让市民先目睹解放军清理战场、修复电厂的身影，再以庄严队列完成政权更迭的“文明加冕”。
当三野第九兵团的军旗掠过先施公司钟楼时，围观者发现士兵的绑腿沾着苏州河岸的淤泥，步枪刺刀上竟系着防止反光的黑布条。
就在整个城市的目光都投向解放军队伍时，突如其来的一幕打破了原本庄重的氛围。
上午10时17分，美联社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的镜头里，一辆悬挂星条旗的1947款别克Roadmaster轿车从四川中路急转冲出，司机威廉·欧立夫看起来昏昏沉沉，车头撞飞了女学生献花的竹篮。
工作人员慌忙冲向前去，试图拦下这辆车，但令他们感到震惊的是，车身上赫然标示着“美国领事馆”的字样，车内坐着的是一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他的目光并没有显示出任何歉意或收敛的姿态，相反，他那眼中带有挑衅的神情，以及嘴角浮现的微笑，都似乎在无声地宣告：他不需要遵守上海的秩序。
这个场景对于当时的上海民众来说，难以忍受。围观人群中爆发出“帝国主义滚出去”的怒吼。执勤警察季孝农试图阻拦，却被加速的别克拖行二十余米，藏青制服在柏油路上擦出血痕。
这一场景被路透社记者形容为“旧世界的刹车片在新中国的路面上打滑”。
他们迅速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上海市长陈毅。陈毅深知：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秩序问题，而是一个关乎上海解放后新政府尊严和国家主权的挑战。这个问题必须立刻处理，不能有丝毫怯懦和妥协。
陈毅的态度非常明确，电话那头传来他冷静而又坚定的声音：“管他是哪国人，坏了规矩，现在就把他抓回来！有何后果，我全权负责。”
外交特权与陈毅的坚定立场上海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任由外部势力随意踩踏的城市。从上海战役胜利的那一刻，这座城市要由中国人自己来主宰，任何挑战中国主权的行为，绝不容忍。
那个时候，上海不仅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更是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外来势力在这里的特权无处不在。不论是英国、法国，还是美国，在这片土地上拥有着无数特权，甚至可以说，这里帝国主义的温床。
外国人在上海享有诸多优待和特权——他们在租界内可以肆意妄为，无需遵守中国的法律，甚至连警察的追捕都不能轻易碰触他们。
上海的普通百姓，尤其是那些身处在外国租界外的市民，他们的命运却完全不同。无论是早年间的帝国主义压迫，还是战时的战乱和贫困，普通民众在外部势力的支配下艰难生存。
那种被压迫、被剥夺、被轻视的感觉，已经深深扎根于他们的心中。尤其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许多人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奈和屈辱。
上海的解放意味着，中国的主权得到了恢复，这片曾经被割让给外国势力的土地，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怀抱。
当得知美国领事馆的副领事威廉·欧立夫无视解放军进城的秩序时，陈毅毫不犹豫地下达了“立即抓捕”的指令，这一决策直接触碰了外国势力在上海的根基，也向外界释放出了一个明确信号：无论外国人身份如何，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任何破坏秩序、挑战主权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制裁。
在解放前，外国人被视作上海这座城市的主宰，他们的身份大多是驻上海的外交人员或者商人，但他们的行为深入到上海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
外资企业的利润，他们在上海的土地和物业，还有他们对上海社会局势的潜在影响，使外国人在这座城市中的地位变得异常重要。无论是外交特权还是经济特权，都让他们在与本地居民的互动中显得格外优越。
但在新中国的土地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你是外国领事，还是普通百姓，都要遵守中国的法律与规则。
欧立夫虽然身份特殊，但在陈毅看来，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外国公民，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陈毅的这番强硬举措，不仅是对个别外国人挑衅行为的制止，更是对外界特别是外国势力在中国土地上过往特权的否定。他让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看到了，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外来势力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在中国随意践踏中国人的尊严和法律。
事件的处理与上海人民的反应李士英作为公安局长，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也尤为关键。经过一番调查和质询，上海公安部门确认了欧立夫的行为已经违反了中国的法律，扰乱了上海的社会秩序。
他的执法堪称教科书级操作。6月4日凌晨，十二名公安干警着崭新制服进入美国领事馆，出示的中英文双语逮捕令上盖着上海市军管会朱红大印。
当领事馆秘书试图阻拦时，李士英掏出《国际法》手册，指着“外交人员刑事豁免权除外条款”逐字宣读。欧立夫被带离时，警车特意绕行南京路，沿途市民目睹车窗内那张苍白的脸，卖报童子尖声叫喊：“快看洋瘪三吃官司！”
威廉·欧立夫被带回公安局后，情况迅速变得复杂起来。他不断咆哮、威胁，但局内的工作人员并未因此动摇。
欧立夫以美国领事馆副领事的身份做出强烈反应，试图凭借外交身份寻求特权保护，但这一次，他遇到了不同的中国政府。
在拘留期间，上海的公众舆论迅速发酵。许多曾经长期受到外国势力压迫和轻视的上海市民，看到这个消息后纷纷表达了支持和赞同。
外国人在上海的特权地位已经根深蒂固，民众面对这些“高高在上的”外国人时，往往只能选择忍耐和沉默。然而今天，随着欧立夫的被拘留，上海人民终于看到了他们曾经梦寐以求的正义——那些曾经让他们低头的外国特权，终于在新政府面前崩塌了。
周恩来从北平发来电报强调：“须以个案为突破口，重塑国家司法主权。”
6月8日的公审大会上，法庭特意选用原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旧址，审判长傅况麟用英语宣读判决书时，引用的竟是《大清律例》中“驰马伤人”条款的现代法理转化。
三天后的公审大会上，欧立夫在2000名市民注视下签下悔过书，当庭缴纳的200美元罚金，被兑换成金圆券投入捐款箱，用于闸北棚户区改造。
其被拘留期间写下的检查书后来存档时标注为“沪公字第00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