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ynn是无数近期回国的留学生中的一员。她就读于美国顶尖的文理学院——Middlebury College（明德学院），由于美国疫情愈加严重，学校纷纷停课，她所在的Vermont州也出现了病例。是该留在学校，还是回到国内？百般纠结下，Lynn最终决定收拾好全部家当撤回国内。但是等待她的，是另一条漫漫征程……遭遇航班延迟和种族歧视，在纽约机场几近崩溃机票一票难求，直飞的经济舱瞬间就卖到上万块。其余都是至少转机一次的航班，经停台北/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飞行时间全部长于20小时……但毕竟直飞的航班能够减少接触，降低可能在路途中感染的风险。我盯着机票系统，好不容易抢到一张珍贵的，3月13号从纽约JFK机场直飞到上海的航班。

由于所在学校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还是需要先从附近小机场飞到JFK。原本订票时，看准了有六个小时的中转时间，心想绰绰有余。但航班偏偏就在这次严重延误，落地JFK时距离登机只有半小时了。

趁飞机还在滑行，我立刻把普通的外科口罩换成N95，给爸妈发了条微信，表示很大可能赶不上回家的飞机了，但还是得拼一把。于是在飞机舱门打开后，我一路狂奔去行李柜台取完四件行李，将他们高高摞在行李车上，推车拼尽全力赶往换航站楼的轻轨。路上观察到没什么亚洲人，也很少有人带口罩。好在也没收获什么异样的眼光。

轻轨上人很少，我推着沉重的行李车进入车厢，选择了一个靠边的位置坐，内心万分焦急，无数念头在脑海删过：赶不上可能就回不了家了，那带着这么多行李的我又该去哪……

正在焦虑着，轻轨已经驶出站台一段时间，突然就有一个黑人径直朝我走过来，直勾勾盯着我，凑近质问我为何戴着口罩，是不是中国人。恐惧瞬间涌上大脑，不知所措，这是我在美国经历的第一次种族歧视。没想到之前只是在别人口中说出的事，真的被我遇上了。我选择缄默，希望自己尽量不会激怒他，心里紧张地祈祷他别打人。

我偷偷看向车厢其他人，他们也看着我，但没人有上前解围的意思。还好不久后，到达地点，车门开了，他在离开时将我的箱子不客气地撞到了地上。我也来不及跟他纠缠，顾不上松口气，就快速将两个二十五公斤的箱子，一个随身箱，和一个托运包重新全部扛回行李车，跌跌撞撞出了轻轨。一路上想的只有祈祷柜台仍然能办理check-in。 当我终于跑到出发柜台时，东航的柜台和售票台早就没有人了，check-in早就停了，更别说登机。大屏幕上我的直飞航班排在第一个，我呆滞地盯着“checkin closed 办理结束”的字样，感受心凉和大脑放空……

爸妈给我打来微信电话，国内已经凌晨五点了，但他们因为我的回程，一直撑着没睡。我没和他们说碰到的种族歧视，也没提沉重的行李，只轻描淡写的说了句，还是没赶上，随后给话筒静了音。深呼吸，哽咽。

缓神以后，与爸妈商定，迅速订了另外一套票。于是，我从JFK机场坐车到纽约另一个机场LGA，随后连夜飞去芝加哥，转飞台北，最后到上海……（由于当时的隔离政策和机场已经和现在的不一样，就不额外描述，文末附最新的上海机场情况）

居家隔离：我和板凳有个约会

3月15日晚上，在48个小时的辗转后，我终于到了家。根据当时上海的隔离政策及我的旅行史，我被批准居家隔离14天，期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能外出，也不可与家人见面。相比一些朋友，已经非常幸运了。

和我的房间联通的，有一个独立卫生间，和一个用于储物的室内阳台。在我到家前，我妈在阳台内放置了两个板凳，一大一小。我此刻就坐在那个小板凳上。大板凳不能坐的，是用来当桌子吃饭的。那白色破旧的大板凳上此刻正摆放着一次性碗筷和我妈做的三文鱼炒饭，味道很好。由于不能出房间，每日的饭菜与零食由我妈投送到房门口，等她走远，才可以开门去拿，然后立马关门，拿来阳台上，坐在板凳上吃。吃累了，看看窗外的蓝天。

单调的隔离生活如此重复着，一天天过得不太真实。打开微博，关于境外输入的舆论一边倒。娱乐至死般的，那个要矿泉水的留学生被穷追不舍地消费。众多网民用难听的字眼辱骂着她和一众留学生。另一边，中美关系恶化，特朗普公开将COVID-19称作“中国病毒”。

回想过去四分之一的2020，只觉得有些荒诞。

灾难面前，理解与互助的力量

年初，国内冠状病毒全面爆发，原定二月份放冬假回国，因此取消了，没怎么想过家的我想家了。十分担心家里的老人，于是打视频过去提醒外公外婆一定不要外出。一边试图在国外找到口罩的货源往家里寄，挑选靠谱的捐款机构线上捐款，算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异乡能尽的一些微薄之力。

我的室友是个美国白人，是我很好的朋友。期间她向我了解了国内的情况，关心我的家人，并且希望中国的病情能够好起来。

Lynn和美国室友

后来，美国的疫情开始逐渐爆发，然后全面恶化，呈指数式增长。美国人没什么防护意识，心很大，对新冠也是拿流感的态度去看，不少人照常派对，聚会，更别说有人带口罩。直到最近，才没有人认为是“严重的流感”罢了。

学校陆续全面停课，改上网课。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遇到过歧视，和不同国籍的朋友们互相关心着，觉得自己很幸运。学校关闭之前，我的室友难过到哭了，她担心每天要去纽约坐地铁上班的父亲，惦记因为学校关门而失业的楼道清洁阿姨，难过自己的大一就此结束，要和朋友分开，春假出游计划也因此被迫取消。

而我在纠结着是否回国。若不回国，学校只为国际生提供三周住宿，之后我该何去何从？新冠全面爆发，我在的地区一共仅仅35个床位，医疗条件堪忧，我的那个小村里已经确诊了一例，如若病毒传播，我该怎么办？超市被抢空，在村里连基本的物资都可能买不到，我又该怎么办？回国，之后上网课的时差怎么办？怎么回去？回家的路途如此多舛，怎么才能避免感染？万一感染，在路上传播给更多的人，我岂不是罪人？……那些攻击留学生的人啊，我们又何尝不是爱国的中国人。

回到国内，我仍与国外的美国朋友保持联系。他们都很害怕。“我不知道是否九月能开学，不知道美国能不能把疫情镇压”，我的室友和我说。“带好口罩，根据中国的经验来看，口罩真的有用。尽量不要外出”，我回复。她说，“是的，我们在这样做。我爸妈严禁我出门。好无聊”。

其实，被逼急了美国人还是会带口罩的。她们在社交媒体上呼吁着“PractieSocial Distancing”（自我隔离，不要外出）。而在我的中国朋友圈子里，回国与不回国的各占一半。没有回国的提前去超市/网购囤好了一大堆货，不会做饭的开始做饭，那厨艺像是上过新东方。

当飞机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当穿着防护服的海关走进飞机，我很心安。一路，我看到所有的海关防护到位，耐心温柔并且尽责地询问我们每个人的情况，最后将居家隔离的我们一个个护送回家。感谢所有奋斗在前线的人们。而我能做的，除了感谢，便是认真配合防疫工作，好好隔离。

回国真好，祖国，有你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