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剑桥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A·罗宾逊，以表彰他们“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
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介绍，今年的三位经济学奖得主“对各国繁荣程度为何存在如此巨⼤差异提出了新的⻅解”。他们采用了一种创新的实证方法，通过研究欧洲殖民者引入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制度，证明制度与国家繁荣之间的关系。他们还开发了理论工具，可以解释制度差异为何持续存在以及如何改变制度。
获奖者的研究发现，目前，全球最富裕的20%国家的富裕程度，比最贫穷的20%国家高出约30倍。此外，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一直存在。尽管最贫穷的国家在逐渐变得更富裕，但它们始终没有赶上最富裕的国家。今年的经济学奖得主为这种持续存在的差距找到了全新的、令人信服的证据——社会制度的差异。
然而，制度与繁荣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意味着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富国与穷国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不仅仅是制度——因此，导致一国繁荣及其制度类型的原因多种多样。也许繁荣程度会影响一个社会的制度，但制度并不一定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繁荣程度。为了得出答案，获奖者采用了一种创新的实证方法。
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研究了欧洲人对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殖民历史。目前，可以解释繁荣程度差异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殖民者从16世纪开始引入或选择在当地保留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获奖者表明，这导致了财富的逆转。殖民时期相对富裕的地方，现在却是最贫穷的地方之一。
此外，他们还通过研究殖民者死亡率等数据，发现了一种相关性——殖民者死亡率越高，该地区如今的人均GDP就越低。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是定居者的死亡率，即殖民一个地区的“危险程度”，影响了这个地区的制度类型。
获奖者还开发了一个创新的理论框架，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社会陷入了获奖者所说的“榨取性制度”的陷阱，以及为什么人们往往很难摆脱这个陷阱。
获奖者以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诺加莱斯市为例。
如果你站在栅栏边向北看，就能看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诺加莱斯。这里的居民生活相对富裕，平均寿命长，大多数孩子都获得了高中文凭。财产权得到保障，自由选举为居民提供了选取他们喜欢的领导人的机会。
如果向南看，会看到墨西哥索诺拉州的诺加莱斯。尽管这是墨西哥相对富裕的地区，但这里的居民总体上比栅栏北边的居民要穷得多。高犯罪率使创办和经营公司的风险加大、腐败的政客持续掌权。
为什么同一座城市不同的地方生活条件差别如此之大？从地理上讲，它们位于同一地区，因此气候等因素完全相同。两地的人口也有相似的起源，饮食、文化、音乐等也或多或少相同。
因此，决定性的区别是制度。
围墙以北的⼈们⽣活在美国的经济体系中，他们有更多机会选择⾃⼰的教育和职业，他们是美国政治体系的⼀部分。围墙以南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活在其他经济条件下，政治体系限制了他们影响⽴法的潜⼒。今年的获奖者表明，分裂的诺加莱斯市并非例外。相反，它是一个清晰模式的一部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
在欧洲殖民时期，各个地区的制度会发生巨大变化，但变化方式并不相同。在一些殖民地，欧洲殖民者的⽬的是剥削土著⼈⼝、开采⾃然资源，让自己受益。在另外一些殖民地，殖民者则选择建⽴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以从中获取长期利益。
影响殖民地类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殖民地的人口密度。土著人口密度越大，抵抗力就越强。但一旦将此地征服，殖民者能获得更多的土著人口充当廉价劳动力。研究表明，选择殖民人口稠密地区的欧洲定居者更少，选择人口稀少地区的殖民者更多。
反过来，这⼜影响了后来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发展。
当殖⺠者⼈数较少时，他们会接管或建⽴“榨取性”制度，以牺牲广大民众的利益为代价造福当地精英。这些地方没有选举，人们的政治权利极其有限。相比之下，殖民者较多的殖民地（“定居者殖民地”），需要有包容性的经济制度，以激励定居者努力工作，建设他们的新家园。
反过来，这导致了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当然，早期的欧洲殖民地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民主国家，但与人口稠密、很少有欧洲人迁入的殖民地相比，定居者殖民地为土著提供了更广泛的政治权利。
如果我们将城市化视为繁荣的衡量标准，那么阿兹特克人统治下的墨西哥的城市化程度要高于当时的北美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加拿大和美国。因为在最贫穷和人口最稀少的地方，欧洲殖民者引入或保留了适合长期发展的制度。在最富裕和人口最稠密的殖民地，制度则更具掠夺性，而且——对于当地人口来说——不太可能带来繁荣。
这种相对繁荣的逆转在历史上是独⼀⽆⼆的。当获奖者研究殖⺠化之前⼏个世纪的城市化时，他们并没有发现“城市化程度越⾼、越富裕的地区现在仍然相对城市化程度更高、更富裕”类似的模式。此外，如果是从没有被殖民过的地区，也不会出现任何财富逆转的情况。
诺贝尔奖得主还表明，这种逆转主要与工业革命有关。例如，18世纪中叶前，“印度”的工业产量还高于美国。19世纪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表明逆转主要是制度差异的结果，巨大的技术创新只有在建立了长期造福广大民众制度的地方才能扎根。
因此，对不同殖⺠制度类型的最直接解释是欧洲定居者的数量。欧洲定居者越多，建⽴促进长期经济增⻓经济体系的可能性就越⼤。获奖者表明，导致制度差异的另⼀个因素是定居者社区中传播的疾病的严重程度。
美洲北部和南部致命疾病的流⾏程度差异很⼤，就像⾮洲地区离⾚道近的地区和最南端的地区的差异⼀样。同样，印度的流行病对英国殖⺠者来说，⽐新西兰或澳⼤利亚的疾病要多得多，也更危险。疾病的发病率与当前的经济繁荣密切相关，这可以从殖⺠时期的历史死亡率统计数据中看出。对欧洲⼈来说，最危险的地⽅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经济体系失调、贫困最严重、腐败最严重、法治最薄弱的地⽅。
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还发现了⼀条清晰的因果关系链。为剥削⼤众⽽建⽴的制度不利于⻓期增⻓，⽽维护基本经济⾃由和法治的制度则有利于⻓期增⻓。那么为什么统治精英不干脆取代现有的经济体系呢？
获奖者认为，只要政治制度有利于精英，⺠众就不会相信“改⾰”后的经济制度会发生什么根本性变化。新的政治制度允许⺠众⾃由选举，更换不履⾏承诺的领导⼈，从⽽进行经济制度改⾰。然⽽，统治精英不相信新制度实施后人们会补偿他们所失去的经济利益。这就是所谓的承诺问题。它意味着社会陷⼊了“榨取性”制度、⼤规模的贫困和统治精英的困境。
然⽽，获奖者也表明，即使⾮⺠主国家的⼈⺠缺乏正式的政治权⼒，他们也拥有统治精英所惧怕的武器——民主革命。当这种威胁最为严重时，精英们⾯临着⼀个两难境地，但他们宁愿继续掌权，通过“承诺”经济改⾰来安抚民众。这样的承诺并不可信，因为群众知道，一旦精英继续掌权，局势平息，他们就会迅速用回旧的体制。在这种情况下，精英们唯⼀的选择可能就是移交权⼒并引⼊⺠主。
诺⻉尔奖得主的模型解释了政治制度形成和变化的环境，它由三个部分组成。第⼀部分是资源如何分配以及社会中谁掌握决策权（精英还是⺠众）的冲突。第⼆部分是⺠众有时有机会通过威胁统治精英来⾏使权⼒；因此，社会中的权⼒不仅仅是决策权。第三部分是承诺问题，这意味着精英唯⼀的选择就是将决策权移交给⺠众。
该模型被⽤来解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欧的⺠主化进程。
在英国，选举权的扩⼤分为⼏个阶段，每个阶段之前都发⽣了总罢⼯和⼤规模抗议。英国精英⽆法以社会改⾰的承诺来应对这⼀革命威胁；相反，他们被迫分享权⼒。
瑞典的情况也类似，1918年12⽉，在发生⼤规模骚乱后，瑞典做出了关于普选权的决定。该模型还被⽤来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总是在⺠主和⾮⺠主之间交替。它还可以⽤来说明为什么没有包容性制度的国家很难实现与有包容性制度的国家实现相同的增长，以及为什么统治精英有时可以从抑制新技术发展中受益。
“达隆·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对长期影响国家经济繁荣的因素做出了创新性研究。他们的实证研究表明，殖⺠时期引入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类型具有重要性。他们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改革“榨取性”制度如此困难，同时也指出了在一些情况下可以实现改⾰。
获奖者的研究⼯作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持续研究产⽣了决定性影响。他们关于制度如何影响繁荣的⻅解表明，⽀持⺠主和包容性制度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