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河北自古人文根深基厚，星光璀璨。为推动更多河北文艺名家走进全国公众视野，助力河北构建“老中青梯次衔接，省内外交相辉映”的文艺人才格局，我们将陆续推出“名家 致敬河北文艺力量”系列访谈报道，对话30多位河北文艺名家，讲述他们的故事，分享他们的艺术创作经验。
本期推出采访人物——旭宇。
旭宇是书家，也是诗人，此前我们是知道的。我们甚至知道作家管桦笔下那条还乡河，流经丰润，流经玉田，过净觉寺后，再向前不太远，傍河就是那个生他养他的村庄。我们甚至还知道他原来叫许玉堂。甚至由他这个名字我们想到了元人王恽《玉堂嘉话》和明人焦竑《玉堂丛语》中的故实。然而，无论如何，彼此相见，对话之余，看到具有视觉和心灵双重冲击力的“何黄会”，一场“三人行”般的粉丝聚会，我们是未曾想到的。
记者：您有很多著作。有一部与众不同，就是《寄给历史之书札》。
旭宇：2016年，《书法报》的主编在上海出的书法杂志上，看了我写给王羲之的一封信，感到很新鲜，说我们今天的人给1600年前的王羲之写信，信写得很短，但是很有内涵，他们很感兴趣。他们说，旭宇老师你在历史上的研究不光是书法，在其他领域也读了很多书，你能不能就以信的这种形式，多发表点看法？我说可以吧。因此，我思考我读过的书，在读书过程中，我对哪些人印象比较深刻，或是有所感悟，然后提出我的个人看法，用短短40个字、70个字，但不超过100字，来表述我对这个人的评价。出发点就是把我的所学，通过我写给古人的信表达出来。
记者：其中有一封是写给老子的……
旭宇：老子的思想，我是在有意无意当中接触的。1967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读老子《道德经》。那时候是朦朦胧胧的，感觉很奇特。后来我当了兵，把《道德经》还带在身边，1976年到了文联工作，也一直在读老子。读到现在读了五十几年，一直没有放弃。
我读老子，首先是修身。《道德经》中有这么一句话，“修之于身，其德乃真”。我读老子，想既修其心，也修其志。我把自己的所学所得，所理解的东西，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上要体现出来。在书法上、诗歌创作上、文学的评论上，甚至在我最近的绘画上，都体现了老子思想给予我的智慧。我感觉读老子晚年非常受益，就是把自己变成老子的粉丝。
记者：您也追星。
旭宇：追星很正常，我也追星。我是“两族”出身，其中就有一个“追星族”，我追的星是古代的贤圣之星，老子、孔子、屈原、司马迁、王羲之、颜真卿……这些人是我心中的明星，他们照亮着我。我可以做他们的粉丝。
记者：80岁之后，您开始画画儿。
旭宇：我从小时候就一直喜欢绘画。上中学的时候，老师就想把我培养成画家，但是因为我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就把这个爱好给“枪毙”了。后来，上了大学，我几乎把河北大学图书馆所有的画册、所有的书法集都翻阅了一遍。从那时起，我就对绘画有一种独特的想法。绘画和书法一样都是艺术，艺术应该传道。真正的艺术家得有责任心，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疫情期间，在家读书，有所感悟，我就用绘画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因为绘画比较具象。
记者：在画儿上您还题了诗。
旭宇：如果说没有诗，没有情感，没有温度，那么这幅画就是没有生命的。我的绘画，我自己叫它文人画。因为我是个学生，是个文人，我追求的绘画和那些专业画家是不一样的。我不是为了绘画而绘画，是为了载道而绘画，是追求一种思想，追求一种道德。所以我的每一幅画都有一个题目，都有一首诗，甚至是四首诗。诗和题目就传达了我为什么要画这幅画。
我没有想当个画家，现在也不是个画家。80岁以后学习画画，画得不好，但是表现了我的一种追求。
记者：最初，您被人认识，还是因为诗。
旭宇：我从中学时代就写诗。第一次发表诗是在1959年的《唐山劳动日报》。那时候能够在报纸上发表一首诗，是多么受鼓舞。学校同学们还朗诵过，在墙上贴过壁报。那时候的梦想是当诗人。我好多同学给我泼冷水，但是，我还是有这个梦。我要追梦啊。最后，还真成了诗人。
有的朋友说这诗人呢还不如卖油条、豆浆的，卖油条、豆浆还能够解决吃的问题，诗能解决什么呀。但诗是精神食粮，我们中国是诗的国度，不能离开诗。我新诗写得最多，从1958年开始写，一直写到现在。在写新诗之余，我更喜欢古典文学，喜欢唐诗、宋词、元曲，但是更多地喜欢古风。古风相对来讲比较自由，讲究文辞，基本上不讲究平仄。我写古诗词，大概算起来有三百首了。我偶尔写律诗，但是不主张写律诗。
诗言志。志应该有一个规范，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这有个道的问题。艺术应该载道。
记者：《长城》杂志创办的时候，您担任了诗歌散文组组长。
旭宇：我转业的时候是1976年。我们河北省文艺组组长是大诗人田间，我愿意到这个单位来，他很欢迎。搞了几年行政工作后，就把我安排在新创刊的《长城》，任诗歌散文组的组长。
任这个组长，我想为河北乃至全国的中青年作家服务。不发自己的作品，要发就发青年朋友的作品，发全国有名的诗人的作品。我推出了“河北青年诗人十一家”，这“十一家”现在都活跃在河北的诗坛上，成为河北诗坛的骨干，乃至成为一代有名的老诗人了。
记者：后来您又当过《诗神》的主编。
旭宇：当时我在办《民间故事选刊》，很盈利，领导让去当《诗神》主编，把这个赚钱的刊物交给文联，我也没有怨言，欣然同意。既然我是个写诗的人，我去办这个诗刊也是一种归位。
记者：《诗神》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你又交给了年轻人来接手。
旭宇：因为我相信青年朋友。你办得再好，也不能终生在这个岗位上。要知止。因为你的生命是有限的。应该有一种让贤的精神，文艺事业甚至所有的事业，都是日新月异，后浪推前浪。什么事都要落幕。尽管是落幕，我们还要有追求，还要精进，晚年不要松懈。
记者：说到诗，不能不说书法。您曾担任河北书协主席，您倡导“兰亭精神”，在业内曾引起相当大的反响。
旭宇：这一晃二十几年了，河北那时处于书法事业低谷状态，书家们都很想改变现状。如何走出低谷？我就想办法，走群众路线。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在三年之内搞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第四届全国新人展，这是国家级的展览；第二件是全国第七届书法篆刻展；然后，又搞了中国书协首届学术研讨会。在这三大活动当中，河北的书法队伍形成了，群众力量形成了。这种情形之下，要搞好书法，把这些人培养成才，我觉得要有一种精神来指导。我提出了“兰亭精神”。
记者：其具体内涵是……
旭宇：第一是团结协作的精神。第二就是学术研讨的精神，切磋砥砺。第三点，就是治学，敬业，一起研究如何把艺术搞上去。兰亭精神是在河北需要的基础上，总结了当代书法的现状之后提出的。
记者：您还提出了“今楷”理论。
旭宇：这也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我当中国书协副主席，兼楷书委员会主任。当时也做了调查研究的，因为参加全国的展览，看了好多的书体，感觉楷书被冷落了。人们都写行书，写草书，尤其是行草盛行，楷书入选率最低。人们都感觉楷书比较死板，一到国展的时候，评委们看这楷书都一个面貌，像印刷出来一样，没有神气。楷书要想振兴，要想符合时代精神，要想让这些书家和我们的时代能够契合起来，需要有一种新的动力和精神。
时代变了，要求楷书要艺术化，要有美感，要有个性，要能适合时代精神。我就在楷书委员会提出这个理念。唐朝人可以写出唐楷，北魏时写出了魏碑魏楷，我们能不能够写出今天人的审美追求，我们今天的楷书。我说我起个名字，叫“今楷”。
记者：听说您编过一本《今楷论丛》。
旭宇：二十几个委员大部分人都同意这个观点，但是也有些委员有不同的意见。后来我说各位朋友辛苦一下，把你们的不同意见都写成文章，反对也好支持也好，咱们在报纸上进行讨论。在河南的全国性报纸《书法导报》上开了一个专栏。关于今楷的讨论非常热烈，公开讨论一年时间，最后支持的人还是绝大部分。我把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批评编了一本书叫《今楷论丛》，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公开发行。我从来不搞什么垄断，也不搞一家之言，我们这个讨论也是百花齐放。
今楷应该怎么写？我总结了几点。比如说楷书好比是站着的，行书是走着的，草书是跑着的，这个人站着立正是一个姿势，稍息也是个姿势，站着像模特一样摆个姿态也是站着，为什么不可以像模特一样摆个姿态让人很欣赏呢。这个楷书就是说在那不动，但是他可以做个姿态。今楷就要把楷书写得千姿百态，只要是楷书都行，你觉得怎么好看怎么写。
记者：您给自己定义为“两子”“两族”。
旭宇：其实人生啊，我觉得都应该有一个目标。在这世上我走过了八十几年的时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两族”“两子”。两族第一族我是草根族。我特别欣赏一部书叫《菜根谭》，里边有深奥的哲学思想的表述，说要是自己能够理解自己是个草根子出身，那就不怕风不怕雨，坚持认清一种道路，继续前进。那么还有一“族”就是“追星族”。
“两族”与“两子”是密切相连的。好多人认为我是书香门第，我说非常不对，我就是农民家庭出身，我是农民的儿子。我今天能够取得一点成绩，感恩我们社会各个方面培养了我。第二，我作为另一个“子”，就是“学子”，做一个终身的学生，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在我个人看来，人品里最高的追求和修养是读书，读好书，读经典之书。人生能够读书才是最幸福的。一生能够与古人相伴，与经典相伴，与古人那种高境界的追求相伴，得到他们的启发，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我之所以80岁以后还继续画画儿，继续写诗，继续写书法，都源于读书。我现在最主要的修身就是读书。只有读书，你才能理解古人圣贤是怎么做的，我们应该怎么做。
记者：2004年以后，您向家乡玉田县以及博物馆、河北大学都捐赠过书法作品，还有珍贵的藏品。
旭宇：我好比是一个冰糕，冰糕上面有牛奶，有彩色的东西，有巧克力，中间就是一个木棍，我就是中间那个木棍。外边的牛奶呀，巧克力呀等等，这就是你所有的名声。教授啊，学者呀，书法家，诗人，这些外在的都是外加的东西。你的本体，你的本真，就是那个木棍。我总结了三句话：对上苍，对自然法则，要有敬畏之心；对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我们的老师，要有感恩之心；对我个人而言，要有知足之心。
知足，又要知不足。对自己所取得的所谓的荣誉、地位，就要知足；知不足呢，要当一个学生，继续地学习下去。学习也包括奉献，这也是一种感恩吧。
杜甫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入过诗圣法眼的南北朝诗人庾信，宋人黄庭坚也青睐有加。黄庭坚是吟出“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诗人，也是臻“凌云健笔意纵横”之境的书家，感铭于心，他曾手书庾信诗册。此书册传至清代，到了何绍基手上。“便拟荒鞋向山院，寻碑去扫荒莓苔”，何绍基是诗人，也是引领风尚的书家，黄庭坚此作，让他不仅见识了书家黄鲁直“笔情闲逸，不为过于遒肆，殆与诗同意”，神驰诗人黄山谷“作诗锤炼密栗，亦于开府有微尚焉”。打动他的还有更多，书法固然妙，但“观此册者，又岂徒重其笔迹之妙也哉”。
关公战秦琼，成为笑话，皆因为虚妄，现实中办不到。不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的两个人打不起来，却有可能穿越，进行灵魂对话。倘若同道知音，便不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局限。通过书写，黄庭坚与庾信进行了一场灵魂对话，同样通过书写，何绍基也与黄庭坚进行了一场灵魂对话。
黄庭坚的书册何绍基看到了，我们没看到。它是否尚存人世我们不得而知。欣赏何绍基与黄庭坚的灵魂对话，我们是通过另一件作品。
它是旭宇的珍藏。
士人的古雅最直观表现于其文其字。更有一种无形的古雅，漫溢于言谈举止之外，是通过与其相关的事或物展示出来。紫红色木制书案和书桌，茶几，相配套的太师椅和藤椅，博古架与木柜上的梅瓶和春瓶，青花瓷葫芦，一尊沁了光阴之色的白石佛首……旭宇家宽敞的客厅，最醒眼目的还是它——何绍基一件行书作品，内容乃黄庭坚一段颇具意味的书论节录：
……夫作字惟尚华藻，落笔不实，以风樯阵马为痛快，以插花舞女为姿媚，殊不解古人用意处……
与今天流传的本子比，何绍基所书，字句稍不同。主人说，原为四幅，首尾缺，存中间二幅，得之保定，原藏袁项城后人手。虽非完璧，然一眼望去，注意力便被甚深吸引。喜出望外，譬如追星，追到了何绍基，同时跟黄庭坚不期而遇。
旭宇是书家，也是诗人，此前我们是知道的。我们甚至知道作家管桦笔下那条还乡河，流经丰润，流经玉田，过净觉寺后，再向前不太远，傍河就是那个生他养他的村庄。我们甚至还知道他原来叫许玉堂。甚至由他这个名字我们想到了元人王恽《玉堂嘉话》和明人焦竑《玉堂丛语》中的故实。然而，无论如何，彼此相见，对话之余，看到具有视觉和心灵双重冲击力的“何黄会”，一场“三人行”般的粉丝聚会，我们是未曾想到的。
同为诗人书家，黄庭坚实践和理论并重，其启迪后生的心得，何绍基深契于怀，故下笔痛快沉着摇曳生姿神采飞扬，而这种契合，年逾八旬自称一介书生的旭宇先生当有戚戚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