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段。通过持续的疆域扩张，中原王朝逐渐和周边少数民族产生深入交流，奠定了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

两汉时期的民族融合过程当中，出现了“保塞蛮夷”的特殊民族融合产物。汉代史料记载当中的“保塞蛮夷”，特指居于塞内自保、或者为汉王朝保塞的少数民族。按照汉代的宗藩关系，保塞蛮夷属于汉王朝的内臣，受到官方的认可和保护。

保塞蛮夷在汉代的宗藩关系当中，具有非常特殊的政治地位。作为汉王朝的内臣，保塞蛮夷需要接受所居住的边郡、或者在边郡设置的政府特别机构的管辖；作为内迁少数民族，保塞蛮夷可以合法地保留其原有的部落组织，原有的部落首领仍然可以实现政治作用。

保塞蛮夷的存在，对于汉代的边疆造成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保塞蛮夷的大规模的内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代的民族融合，加速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数量庞大的保塞蛮夷，在相当程度上加重了汉代边疆的不稳定性，导致两汉长期面临严峻的边疆侵扰问题。

保塞蛮夷是汉代特殊民族关系的产物，间接反映了两汉时期中原王朝和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变动。理解保塞蛮夷的历史背景，可以帮助更好地建立对两汉边疆的认识，从而形成对中国多民族文化的认同。

两汉时期是东亚少数民族内迁的重要历史时段，匈奴作为长期存在于中国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同样于两汉时期出现了明显的内迁趋势。保塞蛮夷的出现，是两汉时期匈奴内迁的大环境当中，汉王朝和匈奴民族关系动态变化的结果。匈奴民族的内迁，在两汉时期主要表现为对汉王朝的掠夺。

匈奴民族主要的生产方式为畜牧业经济，受限于蒙古高原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干旱草原的生产模式无法满足匈奴民族的发展需求，导致匈奴民族必须通过掠夺的方式获取足够的生活生产资料。同时，两汉时期的匈奴民族已经基本建立完善的社会架构，军事实力等多方面条件获得显著提高，使得匈奴民族拥有充分的掠夺可能。

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两汉时期的汉王朝和匈奴民族之间长期存在尖锐的民族冲突，双方在政治军事层面保持长期的对抗状态。汉王朝和匈奴民族的长期战争，对于双方的人力物力均造成了严重的损耗；保塞蛮夷的出现，即是匈奴民族和汉王朝为减少战争消耗，主动采取的对外政策调整。

保塞蛮夷的组成主要为匈奴民族，以及部分同样居住在北方地区的其它少数民族，包括但不限于鲜卑、乌桓、羌、西域各少数民族等。造成保塞蛮夷出现的主要因素当中，少数民族的主动或被动靠拢，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相对于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汉王朝所占据的中原地区在气候水文等多方面，均具有明显更利于生产的优势，使得其天然地具有对匈奴民族的吸引力。同时，汉王朝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已经形成完善的文化体系，并且对周边地区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匈奴民族受到汉王朝文化的影响，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对汉王朝的向往心态。

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相当数量的自身实力弱小的少数民族，出于希望以较小代价换取汉王朝物质利益的目的，采取主动成为保塞蛮夷的对外政策，即以自身军事力量作为汉王朝边塞防御力量为交换条件，获取汉王朝的物质、文化等多方面补助。

针对少数民族对于汉王朝存在的物质向往，两汉主动采取了物质引诱的方式，以吸纳尽可能多的保塞蛮夷成为汉王朝力量的一部分，实现壮大自身同时削弱敌方的目的。两汉吸纳保塞蛮夷的物质利益相当丰厚，配合两汉的政治文化手段，导致大量原本处于中立态度的少数民族同样选择成为保塞蛮夷。

除却丰厚的物质条件吸引之外，匈奴民族自身的社会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同样构成了保塞蛮夷出现的基础。两汉时期的周边少数民族部落由于内部战争等原因，同样会主动向汉王朝靠拢。

受限于经济发展状况的相对落后，两汉时期的匈奴民族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奴隶制时代的部落联盟体制，使得匈奴民族因物资分配等原因，同样存在较为激烈的内部矛盾。

《汉书》：“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

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保塞蛮夷逐渐由小股少数民族群体，成为对于汉代边疆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政治实体。

汉王朝接受保塞蛮夷的主要目的，为辅助巩固汉王朝边疆的安全，实现以较小代价维持统治疆域稳定的目的。通过保塞蛮夷，汉王朝在匈奴民族主要活动范围和帝国核心区域之间，规划出较大范围的缓冲地带，极大地缓解了匈奴民族对汉王朝的军事威胁。

汉王朝对保塞蛮夷的军事安排，使得保塞蛮夷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辅助汉王朝维护边疆安全的军事任务。保塞蛮夷协助汉王朝进行军事防御的方法，一般为主动居住在塞内或者塞外临近地区，实现较快的对汉王朝军事力量的支援。

同时，保塞蛮夷需要配合汉王朝的军事规划，在特殊情况需要承担一定的进攻任务。保塞蛮夷特殊的军事性质，使得汉王朝相当重视保塞蛮夷的管理工作。对于保塞蛮夷的管理，两汉采取了相当复杂且严密的组织架构，以尽可能确保外来少数民族在不完全融入中原王朝的前提下，仍然能够在边疆地区保持基本的稳定。

就整体而言，汉王朝对于保塞蛮夷的物质利益，基本进行了全方位的满足。对于保塞蛮夷的部落首领，汉王朝进行了相当宽厚的赏赐，大量的货币丝绸等物质材料，以及加官进爵等名誉材料，被授予保塞蛮夷的部落首领，以彰显汉王朝的重视；对于保塞蛮夷的普通群众，汉王朝同样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免除赋税、提供生产援助等政策，以尽可能保障其利益。

相对于物质利益的宽松，汉王朝更加重视对于保塞蛮夷的政治控制。汉王朝对于保塞蛮夷的政治控制，是建立于保留保塞蛮夷自身政治架构的基础上。汉王朝对保塞蛮夷的管辖措施，主要为要求保塞蛮夷接受其所在边郡的政治军事控制，保塞蛮夷需要听从其所在边郡郡守、或者政府特设部门长官的调令。

对于保塞蛮夷内部原有的政治架构，汉王朝不进行过多的干涉，允许其保留原本的管辖形式。值得注意的是，为避免保塞蛮夷聚集对汉王朝造成威胁，汉王朝在对保塞蛮夷进行统一管理的基础上，同样采取了针对其内部的分化措施。

汉王朝依据保塞蛮夷在边疆地区的军事部署，对于保塞蛮夷进行了身份的区分。对于居住在塞外邻近地区，和汉王朝保持较为疏远的利益关系的少数民族，汉王朝仅认可其外臣身份；对于居住在塞内地区，和汉王朝保持亲密良性互动的少数民族，汉王朝认可其内臣身份。

拥有内臣身份认同的保塞蛮夷，在物质和政治等多方面均可以享受更多的优待。通过强调保塞蛮夷的内臣身份，汉王朝成功加强了和保塞蛮夷的长期联系，使得保塞蛮夷能够较为积极主动地配合进入汉王朝的政治架构当中。

《汉书》：“最凡国五十。自泽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

通过多方面的配套措施，汉王朝成功实现了对保塞蛮夷的有效控制，使得其能够在不妨碍汉王朝整体政治架构的情况下，实现汉王朝预设的军事防御和政治稳定目的。

保塞蛮夷的存在，对汉王朝和少数民族本身，均造成了直接且深远的历史影响。成为保塞蛮夷，对于少数民族自身而言，属于利大于弊的积极举措。被吸纳成为保塞蛮夷的少数民族，由于在多方面得到了汉王朝的政治经济援助，其社会架构出现了快速发展；被吸纳成为保塞蛮夷的部落，人口的增长幅度相对高于塞外同胞。

同时，通过保塞蛮夷的方式，少数民族加速了和汉王朝的民族融合。在接受保塞蛮夷的相关配套措施的过程当中，少数民族逐渐和汉王朝发生深入的民族交往，使得汉王朝的政治、经济架构及文化观念进入少数民族当中，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

接受保塞蛮夷，对于汉王朝整体社会而言，则属于有利有弊、需要一分为二看待的措施。通过保塞蛮夷的方式，汉王朝成功在其实际控制的关中地区，以及匈奴主要控制的蒙古高原地区之间，创造出较为充分的缓冲地带。通过“以夷制夷”的方式，汉王朝以较小的代价实现了边疆军事的稳定，帮助汉王朝更好地维护其统治，实现对中国北方地区的生产开发。

保塞蛮夷对于汉王朝的影响，同样存在相当多的负面因素。保塞蛮夷居住在塞内或塞外临近地区，使得其在攻击汉王朝方面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同时，保塞蛮夷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对塞外匈奴的民族认同，如果汉王朝的物质政治吸引不再具备强号召力，其极有可能偏向塞外匈奴。

因此，保塞蛮夷主动发起进攻，或者配合塞外匈奴发起进攻的情况，在两汉时期曾经多次发生。保塞蛮夷所引发或者协助的进攻，相对于塞外匈奴的普通攻击，更加具有伤害性，对于汉代的边疆地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后汉书》：“迷唐率八千人寇陇西, 杀数百人,乘胜深入, 胁塞内诸种羌共为寇盗, 众羌复悉与相应合”

就整体而言，保塞蛮夷作为汉王朝和匈奴对抗关系的产物，其军事影响远远超过其政治文化影响，使得其未能够对两汉的政治、民族发展造成过度影响。

保塞蛮夷是两汉时期民族融合过程当中，受到匈奴民族和汉王朝军事对抗导致的特殊产物。作为民族融合的重要政策，保塞蛮夷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匈奴民族和汉民族的深入交往，使得汉王朝没有能够实现对匈奴民族的全面汉化；作为军事防御的重要政策，保塞蛮夷帮助汉王朝实现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利于中国北方地区的生产开发工作。

两汉以后，匈奴民族逐渐丧失其军事优势，最终彻底成为汉王朝中央政权当中，不具有独立政治影响的地方力量。保塞蛮夷的存在，同样受到匈奴势力衰退的影响，逐渐淡出两汉的政治舞台。

参考文献

《史记》

《汉书》

《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