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能打的巴山游击队为何没去延安，最终结局如何？

1935年，当红四方面军主力踏上长征征程时，一支特殊的队伍却留在了川陕根据地。这支队伍就是后来声名显赫的巴山游击队。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以不足千人的兵力，在敌军的重重包围下，硬是撑起了一片方圆三百里的游击区。毛主席和中央多次派人寻找他们的踪迹，周恩来总理更是亲自安排书信联络。可为何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始终没能北上延安？为何在抗日战争最需要力量的时刻，他们却逐渐销声匿迹了？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看看这支传奇部队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是如何从红四方面军精锐中选拔而出？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关键时刻错过了与党中央重新会合的机会？

一、巴山游击队的诞生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即将撤出川陕苏区之际，徐向前、陈昌浩等军政领导人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讨论了留守部队的组建问题。这次会议持续了整整三天，最终确定从红31军政治部抽调精锐力量，组建一支能在川陕边区长期坚持游击战的部队。

挑选队伍领导人的过程异常严格。经过反复筛选，红4军12师36团团长刘子才最终被选中担任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刘子才此前在川北地区任职书记期间，曾带领部队打过多次漂亮仗，对当地地形地貌了如指掌，并且在群众工作方面有着丰富经验。

在组建大会上，徐向前特意强调了这支部队的特殊使命。他说，这块根据地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要坚决守住。陈昌浩则详细布置了三项具体任务：坚持游击战争、发动群众、保存革命力量。

游击队初期的建制是以营为单位，下设三个连队，总兵力约300人。每个连队都配备了一定数量的群众工作干部，这在当时的红军部队中是很少见的。武器装备虽然简陋，但都是精挑细选的，每个战士都配备了一支步枪和充足的弹药，还特别组建了一个轻机枪排。

为了适应长期游击战的需要，游击队在组建之初就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措施。他们将部队分成若干个小分队，每个分队都能独立作战和生存。同时，建立了一套严密的通信联络系统，利用当地群众建立了＂地下交通站＂网络。

在组织机构上，游击队成立了一个由7人组成的指挥部，下设作战、情报、群众工作三个科室。这种精简高效的组织结构，为日后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游击队还专门制定了一套适合山地作战的训练方案。他们白天在深山老林中进行体能训练，夜间则反复演练夜间行军和战斗。经过一个多月的严格训练，一支能打仗、懂政策、作风过硬的游击队正式形成。

1935年4月中旬，在红四方面军主力即将北上的前夕，游击队举行了简朴而庄严的成立仪式。在桐油灯下，全体指战员举起右拳，宣誓坚决执行党的任务。随后，他们便开始了在川陕边区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游击队成立后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在敌军重重包围中站稳脚跟。1935年5月，赵明恩在一次军事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打陕安川＂战略构想。这个战略的核心是利用川陕交界处的地形优势，在陕西、安康、四川三地之间灵活机动。

这个战略很快在实战中显示出独特优势。当地军阀部队每次围剿，游击队都能巧妙地在三省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穿梭，打乱敌人的部署。1935年夏季，游击队在南江县城外设伏，一举歼灭了刘湘部一个营的兵力，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这次战斗不仅解决了武器装备短缺的问题，还打出了游击队的威名。

赵明恩在担任营长后，着重改革了部队的作战方式。他创造性地提出＂三不打＂原则：敌强我弱不打、地形不利不打、准备不充分不打。每次战斗前，都要派出多路侦察，详细摸清敌情。这种谨慎的作战方式，确保了游击队在频繁的战斗中保存了实力。

在经济建设方面，游击队采取了一系列创新举措。他们在根据地建立起了多个小型兵工厂，能够自行修理武器和制造简单弹药。在赵明恩的提议下，游击队还在安全地带开办了定期集市，不仅解决了群众生活问题，还为游击队获取了必要的物资补给。

1935年冬季，面对四川军阀的大规模＂围剿＂，赵明恩组织了一次特殊的军事训练。他要求全体队员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耐寒训练，内容包括雪地行军、冰天露营等科目。这次训练为游击队后来在极端恶劣环境中的生存打下了基础。

训练结束后不久，游击队就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连续作战七天七夜，先后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在巴山腹地，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和过硬的体能优势，多次在夜间穿插到敌人后方，打乱敌军部署。

游击队还创造性地开展了＂游击农耕＂。他们在深山中开垦了多块分散的耕地，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方式耕种。这不仅解决了部队的粮食供应，还避免了因筹粮而影响群众关系。

到1936年初，游击队在赵明恩的领导下，已经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游击区。他们在各个关键地点设立了哨所，组建了情报网，还建立了多处秘密物资储藏点。这些措施为游击队的长期坚持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这期间，游击队还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战术。他们善于利用当地的溶洞、崖壁等天然地形设伏，经常能以少胜多。特别是在夜战中，他们创造了＂火把战术＂，用火把干扰敌人视线，多次打出漂亮的歼灭战。

三、错失北上良机的关键原因

1936年初夏，一位自称是延安来的联络员何孝林，带着上级指示找到了巴山游击队。这份指示要求游击队立即北上，与陕北主力会合。然而，由于当时正值敌军重点＂清剿＂时期，加上何孝林无法出示确切的证明文件，游击队指挥部对这个指示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这种怀疑并非没有根据。就在两个月前，国民党特务曾经冒充党的联络员，企图打入游击队内部。这次失败的渗透行动让游击队对来历不明的联络员格外警惕。何孝林带来的指示虽然盖有红军印章，但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这种印章也有可能是伪造的。

更为关键的是，1936年7月，原定的联络员王正坤夫妇突然中断了与游击队的联系。王正坤是游击队最信任的地下党员之一，负责与外界的重要联络工作。他的突然失联，使得游击队与党中央的联系陷入了完全断绝的状态。事后证实，王正坤夫妇是被当地保安团发现，被迫转移到了其他地区。

地形因素也是影响北上决策的重要原因。从川陕边区到陕北，需要横穿多个国民党军重兵把守的地区。游击队当时的实力和装备状况，很难支撑这样一次长距离的战略转移。特别是在秦岭山区，地形复杂，易守难攻，一旦遭遇敌军围堵，后果将不堪设想。

1936年秋季，游击队曾经尝试过一次小规模的北上侦察。他们派出了一个15人的侦察小组，企图寻找一条可行的北上路线。这支小分队在途中遭遇敌军伏击，仅有3人突围返回，带回了令人担忧的侦察信息：北上通道已经被敌军重兵封锁。

除此之外，游击队还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红四方面军离开时给他们下达的命令是坚守根据地，这个命令一直被游击队视为最高指示。在没有收到明确的新指示之前，擅自改变战略方向，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影响。

1936年底，游击队收到了一份据称来自张国焘的指示，要求部队就地坚守。这份指示的真伪同样无法核实，但它进一步加剧了指挥部的决策困难。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游击队最终选择了继续执行原有的坚守命令。

到了1937年初，游击队又收到了几批自称是党中央派来的联络员，但都因为无法提供确凿的身份证明而未能建立起有效联系。这种反复的联络尝试，反而强化了游击队对可疑联络员的警惕性。他们坚持要求看到带有特定暗号的介绍信，这个要求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满足。

就这样，在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下，巴山游击队错过了与党中央会合的最佳时机。这个决定虽然出于慎重，但最终导致了这支英勇部队与革命主力长期隔绝。

四、游击队的最后历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巴山游击队面临着新的抉择。当时的指挥部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新形势下，游击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方针。会议持续了整整三天，最终决定在坚持游击战的同时，积极寻找与党中央恢复联系的机会。

这一年的秋天，游击队遭遇了建队以来最严重的打击。在一次与国民党军的遭遇战中，队伍的主要领导人赵明恩不幸负重伤。由于当时医疗条件极其有限，加上无法及时转移，赵明恩最终因伤势过重牺牲。这次损失给游击队带来了严重影响，不仅失去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员，更重要的是打乱了整个指挥系统。

1938年初，游击队改组后的新领导班子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战术调整。他们将原本相对集中的队伍分散成更小的作战单位，每个单位不超过30人，这样便于隐蔽和机动。同时，他们还在各个小分队之间建立起了一套独特的联络暗号，使用当地方言编制密码，确保通信安全。

这一年春天，游击队在南江县城外设立了一个秘密的地下交通站，专门负责收集各方面的情报信息。通过这个交通站，他们得知了全国抗战的最新形势，也了解到了八路军在华北地区的活动情况。然而，由于缺乏可靠的联络渠道，他们始终无法与党中央建立直接联系。

1938年夏季，游击队又遭遇了一次重大挫折。一支由50多人组成的小分队在转移途中遭遇敌人伏击，伤亡惨重。这次损失之后，游击队的总兵力已经下降到了200人以下。更为不利的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几个秘密据点也相继暴露，被迫放弃了多处战略要地。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游击队在1939年初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部分战士改装成普通农民，分散隐藏在当地群众中。这些改装后的战士们白天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晚上则秘密进行军事训练和情报收集工作。这种新的斗争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力量，但也使得队伍的军事能力逐渐弱化。

1939年下半年，游击队最后一次尝试突破敌人的封锁。他们派出了三支小分队，分别向北、向东、向西搜寻党组织的踪迹。但这次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三支小分队都在途中遭遇敌军，损失惨重。幸存的战士带回来的消息更加令人沮丧：四周的敌军封锁网已经形成，突围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到了1940年初，由于长期得不到补充和支援，游击队的处境日益艰难。武器弹药严重不足，很多战士只能使用土制手榴弹作战。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也受到了严重破坏。国民党军在当地实行＂三光政策＂，许多支持游击队的群众被迫离开家园。

1940年春季，游击队进行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将仅存的150多名战士分成若干个更小的群体，分散隐藏在群众中，等待时机。这实际上标志着这支英勇部队组织性的战斗已经接近尾声。

五、艰难的历史转折

1940年夏末，分散隐藏的游击队员们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转折。在南江县城，一位名叫张德明的地下党员通过秘密渠道，终于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这个消息迅速通过预先设定的联络网传递给了各个隐藏点的游击队员。

随后的几个月里，张德明按照上级指示，开始着手恢复地方党组织。他首先在南江县城建立了一个秘密据点，利用这个据点逐步与分散的游击队员建立联系。到1941年初，已经有超过50名原游击队员重新集结到这个地下组织中来。

1941年3月，上级党组织派来了新的工作组。工作组带来了明确指示：将分散的武装力量改编为地方抗日武装。这个改编工作进行得异常谨慎，为了避免引起敌人注意，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半年时间。

改编工作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武器装备的补充。由于长期隐蔽斗争，很多武器都已经损坏或者埋藏在地下无法取用。工作组采取了一个大胆的策略：派人打入国民党地方武装内部，通过这些内线秘密获取武器弹药。这个策略虽然风险很大，但确实解决了武器短缺的燃眉之急。

1941年冬季，改编后的新武装力量展开了第一次行动。他们袭击了一个日军小队，不仅缴获了一批武器，更重要的是打出了抗日武装的声威。这次行动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日热情。

1942年春，新的抗日武装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组织方式。他们在各个乡村建立＂抗日自卫队＂，表面上是普通的民团组织，实际上接受党组织的统一指挥。这种形式既避免了敌人的注意，又保持了武装力量的战斗能力。

到了1942年下半年，这支力量已经发展到了300多人。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完全隐藏在山区，而是采取＂明暗结合＂的方式，公开的部分以民团名义活动，秘密的部分则继续进行游击战争。这种新的斗争方式，使得武装力量能够更好地发展和壮大。

1943年，这支队伍迎来了一次重要机遇。日军在当地的兵力调整，给了他们可乘之机。他们先后发动了多次突袭，打击了几个日军据点，并在当地群众中树立起了威信。特别是在一次伏击战中，他们全歼了一个日军运输队，这次战斗的胜利使得这支队伍在当地产生了广泛影响。

1944年初，上级党组织又一次调整了工作方针，要求这支力量主要承担配合主力部队的任务。为此，他们开始有计划地扩大活动范围，将战斗区域从南江扩展到周边几个县。这个时期，他们还在各个县建立了地下交通站，为主力部队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援。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这支经过多次改编的武装力量已经成长为一支正规化的地方武装。他们不仅在军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保存了党在当地的组织力量，为后续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基础。这些幸存下来的战士，大多数都参加了之后的解放战争，继续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