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大声痛哭，当我89岁的母亲去世那天，并非为她而哭泣，而是为了我12年来所承受的委屈。在病房走廊，所有人都能听到我呜咽的声音。
其他病床上的家属看我如此伤心，纷纷上前劝慰我。他们说，母亲已经89岁了，在他们的乡下算是喜丧，我们这些子女应该好好送她最后一程。我抽泣着无法言语。实际上，我很想告诉他们，我哭泣并不是因为母亲的离去，而是为了我在过去的12年中所受的委屈。我们家有三个姊妹，我是最小的一个，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在我尚未出嫁时，我们家的条件在老公家庭中算是相对好的。结婚后，我的条件也算是三姊妹中比较好的。我丈夫是财务局的公务员，公婆全家都是有修养的人，谈吐得体，是那种被人们称为高知家庭的人家。
然而，在2003年，我幸福的生活突然发生巨大的变故。公公在外面找了个情人，并与之同居，婆婆得知后承受不住，选择了上吊自杀。我丈夫也因公公的事情受到牵连，失去了稳定的工作，我们只得搬出家属楼，住进公婆的旧房子。本来我和丈夫计划商量着买房子，但那个时候，我父亲被诊断出患有肝癌。手术室外，我妈找我们三个女儿商量术后的治疗费用。手术费和进口药物费用，大头都是我和丈夫自己出的。大姐和二姐各自找借口，一个说丈夫是知青，回来时手头没什么积蓄。另一个说要照顾患有痴呆症的婆母，还有女儿的补习费用，每天开销巨大。我妈觉得我和丈夫暂时没有孩子，而且还住在公婆的旧房子里，没有太多额外的负担，可以支援一些钱。那天，我回家和丈夫商量，他毫不犹豫地拿出存折，表示为了父亲的治疗费用，其他都可以暂且放在一边。可惜我父亲最终因为发现得太晚而没有挺过半年时间。作为子女，没有尽到养育父母的责任，这是我永远的遗憾，这也让我下定决心要好好照顾我的母亲。
当我得知我母亲开始跳广场舞时，其实我为她感到高兴。尽管女儿可以提供各种帮助，但无法填补她内心的孤独感。然而，我母亲与一个伴侣交往了半年，却最终结束了，据说是对方的子女反对。看到她一个人郁郁寡欢，我就和丈夫商量，考虑在我母亲附近购买房子，以便更好地照顾她。丈夫有些为难，我们手头的积蓄有些吃力。由于丈夫失去了工作，只能兼职打零工，而我也是一名下岗工人。本来家境还不错，但接二连三的事情加上女儿的诞生，使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我本想向两个姐姐借一些钱，但她们认为我们买房子是自找麻烦，担心借了钱不会还，便找诸多理由搪塞。错过了那个机会后，房价一路上涨，我们已经买不起半间屋子，甚至买不起一个卫生间。2010年，丈夫被诊断出患有胃癌。我一个人忙于应对公司、医院和家庭三头维持，但只坚持了一年，丈夫就离世了。那时，公公和他的相好闹翻了，无处可去，只得回来住。作为媳妇，我带着女儿和公公住在一起显然行不通，于是我想着搬出去租房子，等公婆的房子拆迁时，用分得的款项和女儿一起买套小一居室。我母亲得知后，就邀请我们搬去和她住，说可以陪伴她。在之前的艰难时期，母亲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照顾女儿的同时，我也全力以赴地照顾她。那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好好照顾我的母亲，然后看着女儿上大学、结婚和生子。住了将近半年，我发现另外两个姐姐的态度变得有些奇怪。大姐住得离我母亲比较近，通常每周都会去看她一次。二姐住得比较远，但也每月会去看两三次。然而，自从我搬过去之后，她们看望母亲的频率明显减少了。后来，大姐改成一个月来一次，每次都只在门口的厨房停留，不进来说话，大约待上二十分钟就离开。而二姐来的次数更少了，只在法定节假日才会来一次。有一次是端午节，我母亲提前坐了小凳子在门口等了半天，却没有等到二姐。她很担心二姐出了什么事，于是给她打电话询问。结果在电话里，二姐说，天气太热了，所以就没来。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二姐看望母亲的规律变成了这样：刮风下雨不来，天太热或太冷也不来，即便是中秋和国庆等近距离的节日，也不会频繁来。有时候我母亲抱怨她们来看望的次数变少了，她们会说，反正家里有我照顾，她们心里也放心。因为有我在，所以如果母亲头疼或发烧，她们就会来找我，偏偏是我休息的天数。
一次我母亲住院患上肺炎，我和她们商量如何照顾她。还没等我开口，她们就自行分工。大姐说，知道我为了家庭开销而不得不一休一班，所以我上班的那天由她和二姐轮流来，我休息的那天我来照顾母亲。二姐附和着说，让我不必担心，她们会照顾好我们的母亲。我听了有些懵，她们居然分工如此明确，做一休二的安排只是为了让我放心上班。我说这样子我每天都在外面，家里还有女儿谁来照顾。我提议要花钱请护工，但她们不同意。二姐居然还说，你是有钱人，和妈一起住，妈的养老金一定会帮助你，我们可没你那么多钱。我反问她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让她把话说清楚。那是姐妹间自家成立后的首次争吵。我万万没想到，我无奈之举，在两个亲姐姐眼中竟成为一种寄生的方式。母亲出院后，两个姐姐看望她的次数比以前更少了，而母亲对我更加依赖。然而，这种依赖却让我感到窒息。无论何时，只要我感到不舒服，她都会想到我，但如果我身体状况良好，她口中总是念叨着不在眼前的两个女儿。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公公的旧房子拆迁，他将一份钱给了我。我借了一些朋友的钱，再加上自己的积蓄，买了一套小房子搬出去了。然而，那种窒息感仍然无所不在。因此，我辞去了工作，希望能有更多休息的时间，和以前的同事一起旅行，享受退休生活。但是我离开的时间不能超过四天，一旦超过四天，母亲见不到我的人就会不停地打电话给我。有好几次，我都想说出口，你还有两个女儿啊，不只有我一个。但一想到最困难的那段时间，是母亲收留了我和女儿，这句话我就说不出口。所以，即使我发着高烧，即使我高血压发作，只要母亲需要，我就必须立即赶到。另外的两个姐姐从来没有对此体谅过，她们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怪不得当初我占了这么多便宜！因此，对我来说，那一天是一种宣泄，宣泄我多年来憋在心底的委屈。我为徐女士的遭遇感到心疼，当亲情成为心头的枷锁时，还有什么亲情可言。我不知道徐女士的另外两个姐姐是怎样的人，但我可以想象出她们斤斤计较，自私自利的本质。人在做，天在看，希望在深夜安静时，她们能够承受内心的质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