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有三十多年烟龄的老烟民,2002年,58岁时,说戒就戒了。戒烟后22年,一支没抽过。为什么想起这个戒烟话题?因为,日前写篇短文《一位“五类分子”戒烟记》。由他及我,感慨万千。那篇文中的意思是说,我问一位不知是“逃亡地主”,还是“历史反革命”的一位老前辈、老烟民:“您抽了一辈子烟,戒得掉?咋戒掉的?”他说,那场浩劫时开会多,“早请示”“晚汇报”,几乎天天开会。一开会坐一圈,七八个人,十几个人,按惯例,有人开始散烟,一人一支,轮到该散给我时,人家隔了过去。张三这样,李四也这样。我心里像被捅了一刀子,脸上像挨了一巴掌。但想想也不怨人家,咱是“分子”,人家怕沾包。于是,从此,戒烟了,一支也不抽!。“树有皮,人有脸”,老烟民、老前辈被打了脸,难忍政治歧视,难忍羞辱和尴尬戒了烟,至死没抽过一支。由他老人家戒烟,想到自己的抽烟史和戒烟事。1968年,24岁,武汉大学毕业后,分到湖北省江陵县三湖农场劳动锻炼,当年的说法是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前景渺茫,心中苦闷,大多数同学抽起烟来。两毛多钱一盒的“游泳”牌、三毛多钱的“仙鹤”牌是常抽的烟。有时为了让队长派活时照顾点,比如我怕下水插秧,给队长敬一支“仙鹤”,队长心领神会,高抬贵手。香烟的力量,见识了。1970年春再分配,分到湖北省郧西县印刷厂,先当排字工,后当校对员、生产调度员,干8年,直到1978年。当排字工、校对员时,自己买烟抽,多为许昌出的“黄金叶”和南阳出的“白河桥”,两毛钱一盒,还抽过一毛五一盒的“大公鸡”。当生产调度员后,不一样。那是厂长之下的中层干部,管着派活,派给谁,不派给谁;出活,早出或晚出;用纸,用贵的或便宜的……我说了算。负责接待客户。他们一进办公室,先给我上一支烟,至少是三毛多钱的“仙鹤”,还有更贵的“牡丹”。我舍不得独抽,收到抽屉里,留着给工友抽。工友的口头禅是:“想抽好烟找小李。”在郧西县印刷厂时,当过采购员,外出买纸。左边衣兜里装一盒“黄金叶”,自己抽;右边衣兜里装一盒“牡丹”,给人敬烟。1978年赴京读研3年,抽北京市民爱抽的“翡翠”牌,两毛多钱一盒。1981年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评论部,不分昼夜写评论,还是抽“翡翠”,一天一两盒。写了二十多年评论后,退休前,把我派到人民日报海外版,负点责,管点事。抽烟换成了十块钱一盒的“红塔山”。这样“大”的干部、这样“高”的官,哪有抽“红塔山”的?于是,不知不觉中,有朋友开始给我送烟,“软中华”“555”。不便宜,一条几百块。大多谢绝了,但抹不开时,也收过。收,心中忐忑不安,一是深知“人情重于债”,怎样还礼?二是担心久而久之会出事。于是,下决心戒烟!但积重难返,恶习难改,戒不掉。感谢上帝,给了戒烟的机会。2002年,我带人民日报新闻代表团应邀访问俄罗斯和蒙古国。在零下二三十度中跑了半个月。天寒地冻,羽绒服薄,有时还得讲究讲究,西装革履、羊绒大衣,死要面子活受罪。回国后,先气管炎,后肺炎,差点要了老命。一场大病,帮我戒了烟。从此没再抽过一支,上帝作证。以上是我的抽烟史和戒烟事,从“黄金叶”“大公鸡”到“软中华”“555”,从烟不离手,熏黄嘴唇、手指头,一天一两盒,到22年一支不抽。这是我的抽烟史,也是我的挣扎史、奋斗史。老了,憋不住,说出来。“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请亲爱的读者拨冗浏览,听我戚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