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毛泽东吃三合饭，常怀念家乡的辣椒和腊肉；延安还有“国共合作饭”等独特食物语汇

抗战年代，延安是贫苦的象征，但也是精神富有的代名词。

1938年十一月初，新婚的冼星海钱韵玲夫妇刚到延安，就被抗大同学要求“全面抗战”。在这里，“全面抗战”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层面，而是延安军民创造的独特语汇，其意是两人一起演唱。

不要说政治文化领域，就是延安的日常生活，也流行着一种独特的话语体系，初来乍到者，若无人帮忙解释，不懂也不适应。只有那些长期身居延安、彻底融入延安的人，听到这些话语才会会心一笑。

你信吗？当曾志从湖北辗转来到延安，第一次去看望毛泽东时，目睹主席吃的竟是“三合饭”。三合饭，是延安军民的创造，名字听起来很美，实际上是一种由大米、小米加土豆煮在一起，不容易下咽的食物。

桌上的菜也只有三个：一碗白菜，一碗带壳的老豆芽，一碗放有几片薄肉的土豆。曾志的记忆中，毛泽东无论在延安，还是后来在北京，一直过的是粗茶淡饭、衣加补丁的简单朴素的生活。

毛泽东在延安时为别人祝寿，却拒绝别人为自己祝寿

食物都是有乡愁的，在延安时，毛泽东很怀念家乡菜。有一次，他跟曾志聊起家乡的辣椒和腊肉腊鱼，说延安的菜，没有辣椒没有味道，并曾想出二十块钱，请曾志的妈妈寄一些腊肉腊鱼到延安来。

曾志发现，毛泽东在延安的生活，比王明差远了，王明的生活是鸡鸭肉不断、色香味俱全。冼星海也可作证，王明、康生确实吃得好，他在这两家都吃到了咖啡、饼干等延安难以见到的食品。

延安的生活是苦亦是甜。曾志比较过她在上海和延安的生活，在上海时天天吃酸菜和开水泡饭，而在延安，至少饭管饱，菜的话，白菜土豆不断顿，比在上海强多了。

几十年后，曾志还对延安的“三不粘”念念不忘。什么是三不粘？“所谓‘三不粘’就是把鸡蛋、油、糖混煮……又甜又香又滑溜，很好吃。那时大家都需要油，需要脂肪，所以‘三不粘’特别受欢迎……”

这又是延安军民的发明!

实际上，再难吃的食物，在延安都被男男女女取了一个个好听的名字：“国共合作饭”、“列宁饼干”、“三八汤”……无论是做法还是叫法，延安军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中，漫溢着他们幽默乐观的品格。

贰：延安月供60头猪，干部每月2斤肉；夫人喂猪解决谢觉哉生日宴；延安不吃猪血猪下水

猪肉，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肉食品，也是延安军民最关注的民生话题。为了吃肉，大家各显神通。

经常周末到彭儒、陈正人家里打牙祭，吃猪肚皮肉，用装饼干的铁盒或搪瓷盆一次煮它三四斤，大家吃得肚皮撑才罢休，是曾志的做法，在她的印象中，延安猪肉、鸡蛋不缺，而且还算便宜，2角钱一斤。

陶铸夫人曾志回忆录，透露了毛泽东的许多小秘密

抗战年代的延安，基本生活用品实行配给制，1944年的标准是：机关干部每人每天1斤3两米，军队每人1斤8两米。高干每人每月肉4斤，普通干部减半。想过超标准的生活，就必须实行生产自给。

据时任延安市长透露，延安城军民一起有6万人，肉食供应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据谢觉哉日记，为了保障城区军民基本的营养供应和吃肉需求，边区政府屠宰场每月杀60头猪，日均2头数百斤供应市场。

加之周围农民喂养上市的猪牛羊，延安市场每天都有肉食供应。陈学昭、钱韵玲是市场的常客，时不时穿梭在丁丁当当的打铁声中，于骤起骤落的苍蝇中选购三五两猪肉，回去炖白菜或是炒红萝卜。

但是，当时延安的猪肉市场也存在几个怪现象：谢觉哉发现，延安本地人不吃猪血，市场上没有猪血卖；而曾志和丁玲丈夫陈明发现，延安本地人不吃猪下水。另一方面，延安的猪油价格比猪肉贵。

毫无疑问，不吃猪血和猪下水，是巨大的浪费。必须想法改变延安人这一奇怪的饮食习惯。

谢觉哉和三五九旅旅长王震都认为，吃猪血是补血的，两人都算过账，一头重110斤的猪，可以得猪血25斤，如果把它们制成猪血豆腐，价值625元，相当于增加猪肉供应2斤9两8钱。

不要小看了这个数目。即便按每头猪得猪血折半计算，延安每月杀60头猪，猪血就值18750元，相当于44斤猪肉。意识到延安人不知道猪血如何吃，谢觉哉还尝试着告诉当地人如何做美味的猪血豆腐。

延安当地人不吃的猪下水，在曾志这样能干会吃的南方人眼中却是个难得的宝贝，她们将它以极便宜的价格买来，变着法子，做成美味饱口福，实在觉得划算。而陈明则买了猪下水喂他的爱狗。

英俊的毛泽东与延安的小八路娓娓谈心

为了进一步改善边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延安提出实行“十一”运动，包括衣、食、医、文、卫等十个方面的重要指标：如实现每户有一年余粮；每村有一架织布机；每户养一牛一猪；每村有一个水井，每户有一个厕所等。

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就与另外两个人合作养了一头猪，45斤时买进，喂了140天，杀猪时头脚和板油除外，得肉59斤（二十四两枰），油24斤，折算下来，每月赚了9480元，每天能赚316元。

谢觉哉60岁生日宴时，摆了几桌，肉也是基本靠这头猪解决的。谢觉哉很感激小自己将近30岁的妻子，通过生产节约帮一家五口人度过难关，同时他也借此在战友和同事中极力鼓吹养猪，他有一肚子的养猪经。

养猪养牛羊是解决延安军民吃肉问题的主要途径，而打猎则是补充延安军民营养的又一办法。

任弼时在延安骑马打猎时的英姿（右）

抗战年代的延安附近，时有野鸡、野猪、黄狼等野生动物出没，不但林迈可、马海德等国际友人在延安的杜甫川等地打过猎，就连任弼时、陈伯钧这样的高级干部，也偶尔持枪骑马打猎。

对于任弼时这样日理万机的领袖来说，打猎的主要目的固然是放松和保养身体，但打到猎物，又何尝不是美餐一顿的好材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