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则成的历史原型是谁？有人说他是1950年6月10日牺牲的吴石中将，有人说是潜伏于军统电讯总台的张蔚林，还有人根据余则成的姓氏，认为他就是沈醉的姐夫余乐醒。

余则成的历史原型不是吴石中将，因为两人的身份地位相差悬殊；余则成的历史原型也不是张蔚林，因为张蔚林在1945年7月14日就已经暴露并牺牲；余则成更不可能是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因为余乐醒跟吴敬中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而不是军统特训班师生关系——在军统临澧特训班，副主任（主持特训班工作）余乐醒还是一大队二中队指导员兼情报教官吴敬中的上司。

余则成的历史原型很难猜，吴敬中的历史原型不用猜：他就是早年加入我党，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叛变加入军统，历任军统临澧训练班第一大队第二中队指导员、中苏合作所总务科长、军统西北区区长、第八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军统东北区区长兼北满站站长、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站站长的吴景中。

跟余则成相比，李涯的历史原型比较明显，他极有可能就是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最后一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李俊才，而且“黄雀计划”也并非虚构：吴敬中在天津被围前弃职出逃，李俊才接任天津站站长马上布置特务潜伏，他挑选了一些未曾暴露过身份且有一定社会关系和职业作掩护的特务分子，分成四个情报组潜伏下来。

正像吴敬中在《潜伏》中所说的那样，李俊才的“黄雀计划”根本就没有前途：天津刚一解放，自知藏不住的李俊才就向军管会投诚了。李俊才于1966年4月16日被特赦，然后就去了农场小学当老师，后来还当上了副校长——李涯在《潜伏》中说自己只想让后代过上安稳的好日子，其灵感可能就是来自李俊才后来的教学生涯。

“人物的模特儿，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鲁迅先生这句话，也可以用在影视人物和历史原型身上。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根据吴敬中、余则成、李涯三人的历史原型，来看一看保密局天津站的这位吴站长到底是何许人也：他是像原军统情报处少将处长程一鸣（也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一样的假叛变真潜伏，或者像余乐醒一样被戴笠和毛人凤欺压得只好改邪归正，还是就像沈醉笔下的叛徒“砍八刀”一样，铁了心当叛徒？

“砍八刀”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只可惜沈醉在回忆录中没有写明他姓甚名谁：“有一个叛徒，因他叛变后在武汉出卖了一百多人，地下党派人制裁他，砍了他八菜刀还没把他砍死，我们就用湖南人骂人的话叫他‘砍八刀的’。”

叛徒往往比纯种军统特务更凶残，据沈醉回忆，那个“砍八刀”被砍了八刀后不但毫无痛改之意，反而更疯狂地去迫害被捕的地下党员。他头上的伤疤刚刚结口，绷带还没有解掉，便亲自对不肯叛变的被捕地下党施用酷刑。一次在对别人用刑时用力过猛头上伤疤崩裂，流血满面仍然不肯住手。

“砍八刀”因为表现积极，还被提拔为上校行动科科长，后来也去了军统特训班当教官，其结局当然也跟大多数叛徒一样：毛人凤败逃前，命令叛徒都留下来就地潜伏，“砍八刀”落网后，连进战犯管理所的资格都没有。

“没有叛徒，就没有耳目”，“没有叛徒，就没有成绩”，这是军统特务们的口头禅，戴笠创办特训班时，依靠的也主要是叛徒，沈醉在《军统培训特务的内幕·从军统临澧特训班看特务的滋生》中回忆：“戴笠选派到这个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务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这些重要负责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叛徒。”

吴景中就是《潜伏》中的吴敬中，他能成为戴笠精心挑选的军统特训班重要负责人，那肯定是经过严格审查的，真正的红色特工程一鸣是在临澧特训班成立之后才调过去的，可见其受信任程度并不如吴敬中——吴敬中不但是教官，还兼任中队政治指导员，说明他的“理论水平”，已经得到了戴笠的认可。

沈醉在回忆录中没好意思写，其实他姐夫余乐醒跟吴敬中一样，也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叛徒，而且很多特训班都是余乐醒创办并负责管理。

余乐醒和吴敬中前期虽然不参与直接的破坏活动，但是他们培养出来的学员，真有不少被派往延安潜伏，这一点沈醉也十分清楚：“军统设在兰州的西北区，先后区长程一鸣、吴景中、霍立人，当时该区的主要任务也是针对边区进行特务活动。除了延安以外，他们在边区里的一些县里都建立过特务组织，这些打入边区去的特务，不少是军统兰州特训班毕业的学员。当时派遣特务混进边区去搞情报活动，有几个去搞破坏活动时被边区政府逮捕。”

李涯潜入延安当“佛龛”，这事儿实际是有历史原型的，吴敬中就是主持往延安派遣小特务的大特务。

如果吴敬中是假叛变真潜伏，那么李涯就不可能当了那么多年佛龛而不被发现；如果李涯是程一鸣派去的，肯定刚进延安就被抓起来了。

在电视剧《潜伏》中，李涯受戴笠和吴敬中双重领导吗，其他人都不知情，直到余则成在吕宗方遗物中发现写有“烧香晋佛”四个字的照片，才想起照片正反两面透光来看，红圈圈住的就是李涯，那张照片上也有余则成。

吴敬中知道有个破坏性极大的潜伏在延安，而我方却要通过牺牲的吕宗方留下的线索，再加上余则成这个“同学”的指认，才挖出了这枚定时炸弹，仅此一点，就可以证明吴敬中是铁了心叛变，而没有为我方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吴敬中不但没有向延安传递类似“影子潜伏”的情报，还想出卖、策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以换取戴笠的信任。

在合作抗日的那几年，延安方面的人员可以在重庆一定范围内公开活动，但也会受到特务盯梢，吴敬中发现了一个在重庆露面但仍属于延安方面的同学，马上通过沈醉，请求面见戴笠——他这是要通过出卖老同学来向戴笠纳投名状了。

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中回忆：“吴一开口就说：前几天他在路上遇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个同学，现在是延安派在重庆工作的，可不可以和他往来？戴一听很高兴，马上叫吴坐下来谈。吴便把他和这个同学过去关系如何好、这次见面很高兴等情况谈了一下。戴笠马上决定第二天在军统局枣子岚垭大门侧的‘漱庐’请这人吃晚饭，要我做好准备，并邀几个也是中山大学毕业的军统特务参加作陪，还叫我派车让吴景中去接这位客人来。”

沈醉十分清楚，戴笠这也是被老蒋骂急眼了，想通过吴敬中策反我方人员，证明自己不是吃干饭的。

吴敬中出卖同学，是在张蔚林被捕之后，当时老蒋把戴笠叫过去骂了个狗血淋头：“我天天叫你派人打进延安，一直到今天，连他们在重庆许多公开机关你都打不进去，而他们却钻到我们心脏里这么久才无意中被发觉，你还有脸活得下去吗？”

戴笠病急乱投医，把希望寄托在时任中苏情报所总务科上校科长吴敬中的身上：“他一发觉吴景中提供的这一可以拉拢的关系，便急不可待，第二天就想请这位在重庆工作的同学来，由他亲自出马，进行收买利诱。”

吴敬中以为自己大功在望，兴冲冲地开车去请客，结果却胖了一鼻子灰：那位同学根本就不搭理全副武装的沈醉，只是一个劲儿地埋怨吴敬中。

吴敬中讪讪地回到“漱庐”，戴笠满怀希望化作泡影，把吴敬中好一通臭骂，而吴敬中居然在骂声中，吃了那顿没有主宾的筵席。

老吴的厚脸皮赢得了戴笠的欣赏，也就松开老同学郑介民的大腿（当时郑是中苏情报所所长，吴是总务科长），转而抱住了戴笠，并一路高升，在军统西北区、东北区先后担任少将区长，东北即将不保，他又通过同班同学小蒋，调到了油水很大的天津——当时天津市长杜建时是小蒋的人，陈长捷是傅作义的人，小蒋把老吴调往天津，也是要监视陈长捷。

据沈醉回忆，当年因为吴敬中和小蒋的关系，保密局大裁员的时候，天津站成了编制最大的甲种站之一，吴敬中在天津的主要活动是会同中统天津区、宪兵第二十团、天津市警察局、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三青团天津支团等军警宪特机关镇压天津市的学生和工人运动，并且指挥全市范围内的大逮捕、大搜查。

吴敬中手上有没有沾血，电视剧和史料肯定不一样，吴敬中是潜伏者还是坏叛徒、死特务，也不能马上就下定论，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对他肯定有更深更准的了解和评判：在您看来，吴敬中是真叛徒还是假叛徒？他在《潜伏》中的只捞钱不抓人，又该如何评价？吴敬中这样的叛徒，如果进了战犯管理所，能不能像沈醉、董益三等特务那样在前几批特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