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县霞浦镇霞南村的后山上，一位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像以前一样，坐在儿子的坟前晒太阳，但是今天他眉头紧皱，表情凝重，似乎在想着什么。
老人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回到家，大声叫来了自己的老三儿子和儿媳妇，说道：“你们俩带上锄头、铁锹，现在我们一起到你二哥的坟上，把它挖开！”
听了父亲的话，老三儿子一脸疑惑，但还是照做了，因为他知道自己父亲的脾气，就这样，这位老人和儿子来到了后山，老人先对着一块墓碑上刻着“泉张公墓”墓地拜了三个躬，然后告诉老三儿子：可以开始了，挖吧！
不一会墓地就被挖开了，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因为里面并没有儿子的尸体，老人并没有理会他们，颤颤巍巍地从里面取出一个沾满尘土的包裹，把他交给老三儿子，并说道：走，我们一起把他交给政府。
老人告诉当地的政府人员：这是我二儿子交给我保管的东西，他告诉我必须要亲手交给共产党。当工作人员打开，看到东西后难以置信地说道：“这竟然是二大的党章，还有共产党宣言，还是最开始的初稿，这的赶紧拿到中央吧！”老人听到后心里也是一惊，随后释然地说道：“24年了，一个也没有少，儿子，我终于完成了你交给父亲的任务！”
那这位老人的二儿子是谁？他怎么会有这些重要的文件？他又是怎么交给父亲的呢？老人又是为什么到现在才拿出来呢？我们一起来探寻一下他们中间的故事吧！
老人的二儿子名叫张人亚，原名张静泉，1898年出生于北仑霞浦镇霞南村一个农民家庭，是老人的第二个孩子，他还有一个弟弟张静茂，他们的母亲因病很早就离开，一直在父亲张爵谦的陪伴下长大。
1900年的中国惨遭八国联军入侵，还有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使中国百姓生活也是苦不堪言。张爵谦家中也只有几亩祭田，为了养活一家老小，张爵谦练就了一手厨师的好手艺，每当村里遇到婚丧嫁娶，他就帮人家炒菜做饭，以此来赚取一些微薄收入，改善家里的生活。
因为张爵谦吃过生活的苦头，就不想让孩子再遭受这样的苦，便让张人亚到学堂学习文化，以此来改变他的命运，而张人亚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后来又被推荐到镇海县立中学读书。
时间转眼来到1913年，这时的张人亚已经15岁，已经初中毕业的他，不想父亲因为自己读书再这么劳累，就离开学堂。在父亲朋友的介绍下，到上海南京路的一家银楼当金银饰品的制作工人。
那时候的上海成为多个西方国家的租界，各个国家在这里聚集，因此就经常看到这里中外势力勾结，欺压百姓的场景，可以说上海是一个冒险乐园。为了改变这样的场景，上海也出现了很多进步人士，也就是在上海当学徒的这段时间，张人亚接触到了许多进步人士和先进思想。
1921年，张人亚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因为出色表现，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上海最早的几名工人党员之一。
其中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秘密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21名党员，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都是最初参加革命的有志之士，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一些决策议案也被制定出来，并以小册子的形式发放给大家，因此，张人亚手中就有了第一部党章。
这次会议之后，张人亚对共产党更加坚定，就开始大量收集关于共产党相关文献资料，他保留的两个不同版本的《共产党员宣言》就是由陈望道编译。
再说那时候的上海光银楼就有34家，因此很多工人都是从事金银制造业，导致他们长期受到资本家的压迫剥削。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张人亚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同年9月16日成立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并出任首任主任。10月6日，张人亚和其他两位执行人，一起带领工人进行了为期28天的大罢工，经过重重困难，最终取得了胜利，对中外反动势力造成了严重打击，也让工人看到了团结斗争的力量。
张人亚在经历了工人大罢工之后，还多次参加我党的秘密活动，因为表现突出，在1924年，远赴苏联进行系统的共产主义的学习，并于1927年回国担任中共江浙区委宣传部分配局负责人，并负责筹办《平民日报》。
在筹办《平民日报》期间，张人亚动员了自己的弟弟张静茂，和他一起进行报社的发行工作。在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开始大肆屠杀中国共产党员，白色恐怖席卷整个上海，任要职的张人亚自然也在其中。
为了让报社其他同志先撤离，张人亚让自己的弟弟张静茂，留在报社作掩护，当把报社的其他同志安顿好之后，张人亚发现报社已经被查，弟弟也被国民党抓获。张人亚托关系才将弟弟救出来，之后就将自己的弟弟送回老家，自己则继续在上海执行任务。
因为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张人亚需要不停地转换地方，以此来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抓捕，这样的话这些重要资料，就会在转移过程中遗失或者被国民党拿到，这时候的张人亚选择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重要资料交到父亲手中保管。
1927年冬季的一天夜里，霞南村安安静静，张爵谦正在院子里休息，谁知这时候大门被直接打开，张爵谦一看竟是自己十多年未见的二儿子，还没来的及寒暄，张人亚直接从怀中掏出一个包裹，交给父亲，并说道：爹，这个东西你一定要保管好，他比我的命还重要，如果我没有回来，就把它交给共产党，并告诉他们是张人亚给他们的，记住，一定要确认对方的身份是共产党才可以。
说完，张人亚就匆匆出门走了，因为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张爵谦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张爵谦看到儿子这般珍视这个东西，那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可是要怎么才能不被发现呢？正在犯难的张爵谦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在他们家乡有一个习俗，就是如果亲人在外面牺牲了，可以为他们修建一个衣冠冢，以此祭拜他们。
于是之后几天，张爵谦就在村里说：自己的老二是个不孝子，十几年也不回家，听说他在闹革命，现在也没有消息，估计在“四一二”中已经死了，尸首也没有找到。村里人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十分同情他，告诉他要给儿子建一个衣冠冢吧，就算给祖宗一个交代。
就这样，张爵谦和张人亚的弟弟张静茂在村里的后山上，为张人亚修了一座墓穴，张爵谦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将张人亚交给他的包裹偷偷放进空棺材里，也将这个秘密藏了进去。
之后的张爵谦，借着守墓的名义，每天都呆在山上，不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这样的举动张静茂和村民都十分不解，张静茂几次想请父亲下山，都被父亲拒绝了，便也不好再说什么。
张爵谦一坚持就是24年，他每天都在等着儿子的归来，可是始终没有他的踪迹。1950年的一天，张爵谦听说中国已经解放，就拖着年迈的身体来到儿子曾经工作的上海，通过上海《解放日报》刊登寻人启事，向路过的解放军打听儿子的消息，可是都没有人知道。
时间来到了1951年，就是开始的文章那一幕，当地的政府人员将这些文件交予中央之后，经过他们系统整理发现，在里面不仅有中共二大的党章和早期的《共产党员宣言》，还有国家一级文物21件，二级文物4件和三级文物9件，这些都对研究我党的发展过程，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些至今都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国家博物馆。
完整的交还国家，张爵谦对儿子的承诺做到了，只是到1956年张爵谦因病离开时，也未能找到儿子的下落，离开前他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张静茂，而直到1968年张静茂离开时，也没有打听到哥哥的下落，这是他们一辈子的遗憾吧！那他究竟去了哪里呢？
1927年末回到上海的张人亚，先后到芜湖，瑞金担任要职，负责为我党筹集活动经费，以及护送来往的党员同志。在1932年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刘少奇、董必武一起担任委员。还同时担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和总发行部部长，为我党提供了大量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书籍。
身兼数职的张人亚，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国的革命事业，一刻也不停歇。在1932年12月23日，张人亚带病从瑞金到长汀途中，因为长途跋涉，加上是冬季，导致他旧疾复发，没有及时得到医治，因病去世，年仅34岁，至今都没有人知道他葬在何处。
1933年，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悼文《追悼张人亚同志》，文章中写到：我们失去了一位最英勇坚决的革命战士。
而这篇文章直到2005年，也就是经历了70多年后，张家后人偶然在网上才发现，至此，张家人也终于可以向张爵谦及张静茂有个交代了。
一个爱国刻在骨子里的年轻人，一个父子之间的诺言，一个信守诺言的老人，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史料，张家人作为“党章守护者”，他们的精神将永远被世人传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