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 66岁的黄蕙兰和丈夫顾维钧终于办理了离婚手续。
分开后，黄蕙兰评价顾维钧：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
的确，黄蕙兰和顾维钧的新婚之夜，顾维钧和他的四个秘书在总统套房办公。
不过顾维钧对她的评价却很刻薄，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点评黄蕙兰：多金而无趣。
那么黄蕙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让共同生活了36年的丈夫对她如此的评价。
1893年，黄蕙兰生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她的祖父早年是苦工，后来靠着节俭和勤劳发家致富，死后给儿子黄仲涵留下了700万美元的遗产。
黄仲涵凭借着遗产和个人能力，最终成了“糖王”，成了爪哇的华侨首富。
黄蕙兰是黄仲涵的第二个女儿，在她出生的那年，父亲第一次赚满了100万元，所以父亲一直觉得这个女儿是他的福星，就一直很宠爱她。
有一次，祖父把黄蕙兰抱到膝上，他用筷子夹给她一口豆腐，她吐了出来，他又给她夹了一块猪肉，她吃了，祖父摇摇头，对儿子黄仲涵说：“她长大后，一定要嫁给一个能养得起她的丈夫，这样奢侈！”
再加上由于她的母亲没有生下儿子，于是母亲便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黄蕙兰和姐姐身上，希望姐妹俩能出人头地，从而提高她的地位，并且致力于使女儿成为上流社会的女性。
所以黄蕙兰从小就一直过着奢侈的生活。
当时的黄家的大宅占地两百多亩，有一个主楼和两个侧翼，一翼是长形餐厅，一翼是宴会长厅；有三个远离主楼的厨房，好让主人们闻不到烹调食物时的油烟味；带有假山、池塘的花园和饲养着熊、鹿、猴子、孔雀等动物的私人动物园，仅负责照顾花园的园丁就有五十名，父亲的八对骏马也各有一名照料它们的马童……
当时爪哇岛是荷兰的殖民地，当地的富人们多以西式生活为荣。
黄蕙兰一家说英文、吃西餐，她从小就有五六个仆人陪伴，在家里请私人老师上课，学习荷兰语和英语、法语。
黄蕙兰3岁的时候，父亲就送了她一条80克拉钻石的项链。
母亲把这个项链挂在她的脖子上，由于宝石太重了，3岁的黄蕙兰的胸口被蹭了一条伤疤，母亲这才把项链让保姆收起来，等她长大些再戴。
不过，当黄蕙兰长大时，她就不常戴它了，因为手头总是有新的，琢磨得更好，更吸引人。
由于父亲是“糖王”，经济实力雄厚，和他有关的女人太多了，多到他自己都数不清了。所以有一些女人带着面貌可疑的孩子，冒充是他的种，来诳他的钱。这时候，糖王就会蹲下身，仔细地察看带来的孩子的小拇指。他那个家族有小拇指弯曲的遗传，凡是小拇指不弯者，糖王就概不承认孩子是他的。
奇怪的是，作为他最宠爱的女儿，黄蕙兰的小拇指却是不弯的，但糖王却认定，这女孩必是他自己亲生的。因为他坚信，他的大太太是绝对不会红杏出墙的，因为她是一个“冰美人”。
黄蕙兰的母亲很是反感的这种行为，年龄越大她越是不想呆在丈夫身边，而且她还一直计划着要离开丈夫，当然不是离婚。
后来大女儿黄琮兰结婚后，和丈夫简单=崇涵定居到了伦敦，于是她就带着小女儿黄蕙兰也去了伦敦生活。
在伦敦，作为有钱人的女儿，黄蕙兰在社交场合备受追捧，如鱼得水。因为留在爪哇，黄蕙兰作为一个未婚中国女孩生活会受限制，并且没有寻欢作乐的机会。
在伦敦，黄蕙兰剪去了及腰的长头发，还迷上了交际舞。
为了跑到更远的地方去跳舞，黄蕙兰特意买了一辆双重戴姆勒汽车，所幸1918年的伦敦交通还不拥挤，她很快就能歪歪斜斜地开着独自上路了。
她经常开着车去100英里外参加周末舞会，通宵舞会后，再在早晨开车回家。
在伦敦，黄蕙兰释放了自己的天性，玩得不亦乐乎，以至于到了恋爱的年龄还不想这件事情。
不过很多时候她都会收到追求者的礼物，但是她却从来不睁眼看它们一眼。
黄蕙兰的母亲和大部分母亲都一样，经常会对提醒她要恋爱了，要结婚了，黄蕙兰有时会半真半假地对妈妈说，将来要和一个公爵结婚，这样就可以在信纸上公爵冠冕，并且戴上公爵夫人的宝冠。
说起黄蕙兰恋爱的事情，其实她的初恋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有了。
7岁那年，她和父母第一次乘船去欧洲的途中，她爱上了同船的一位德国青年军官。
那军官打扮十分漂亮，穿着白裤子和锃亮的马靴，戴着单眼镜，正符合一个小女孩对男性世界的想象。
她常常在甲板上偷窥他，却从不敢让他看到自己。到这趟旅行结束，她都没有和这位帅气的军官说上一句话，但这场伟大的“爱情”在她幼小的心里保存了七年之久。
黄蕙兰15岁那年，她在新加坡旅行，爱上了一位广东银行家的儿子小邝。
当时黄蕙兰觉得他们两人很是匹配，她曾想象自己穿着嫁衣出嫁的场面。
但是父亲的一番调查浇灭了她的幻想。
因为经过父亲的密探们经过调查后，发现小邝在广州有妻子和一个小孩。
于是黄蕙兰在父母的反对下，断绝了和小邝的来往。
就这样，黄蕙兰的第二次恋爱结束了。
1919年的春天，黄蕙兰跟着母亲在威尼斯旅行期间，就在她乐不思蜀之际，母亲告诉她要立刻去巴黎了，因为有位先生在等她。
原来，黄蕙兰的姐姐和姐夫在巴黎邀请了一批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到他们的公寓吃晚饭，有一位叫顾维钧的男人看见了钢琴上黄蕙兰的照片（而且整晚都在看），说想见见她。
于是姐姐写信给母亲催促她们赶紧去巴黎。
但是听说顾维钧已经娶了两个老婆，而且第二人老婆已经去世之后，黄蕙兰表示自己对他不感兴趣。
但是不了不让热心的姐姐失望，黄蕙兰决定和母亲去巴黎一看究竟。
“相亲”的地点在黄蕙兰姐姐巴黎的家中，在场的人除了母亲和姐姐姐夫外，还有陪着顾维钧来的代表团的一位官员。
见面的当晚，黄蕙兰和顾维钧的座位挨着，当时她对他的印象很是淡漠，顾维钧留着老式的平头，衣着和她的男朋友们常穿的英国剪裁的服装也相去很远（后来才知道是在美国买的现成服装），只是觉得他才32岁就当上了驻美的公使，实在是年轻。
但是饭桌上，顾维钧照顾她的一个细微的动作和一个看她的眼神，就让黄蕙兰觉得自己是今晚的主角，她感到了被关爱，说明他的心里有她。
晚宴还没结束，两人就借口出去散步。
或许他们的缘分是上天安排的 ，就连他们散步的路都叫“钟情”。
之后顾维钧对黄蕙兰说：“明天我开车来接你，我们去枫丹白露宫游玩，坐我的车去。”
第二天一早，顾维钧就来接她了。
这是一辆由法国政府供给的享受外交特权牌照的车，并配有专职司机。
此时，黄蕙兰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在追求黄蕙兰的那段日子里，顾维钧带她去歌剧院，坐在普通人无论花多少钱都进入不了的国事包间；为她送去一打打的鲜花和糖果。想见她的欲望那么强烈，以至于即使她出门去修指甲，他都会去美容院找她。
要知道，由于职业原因，生性严肃的顾维钧，能到美容院这样的地方，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再加上黄蕙兰听说就在他们见面前不久，顾维钧代表自己的国家拒签凡赛和约时发表了一场措辞强硬的演说，她开始对这个男人高看一眼，觉得他是个要人。
后来，当顾维钧向黄蕙兰提出要结婚的时候，她有些生气。因为他从来没有说一句“我爱你”的话，也没有问问自己爱不爱他，就这样提出结婚，实在是唐突。
不过黄蕙兰的母亲却觉得顾维钧做她的女婿非常合适，而且两人的生肖也相合。
姐姐黄琮兰也劝她：“蕙兰，你一定要嫁给顾维钧，别像我这样，找一个凡庸之辈做丈夫。你想想，你将成为‘马丹’顾维钧，旁人要称你为‘高贵的夫人’。”
外交界的正式语言是法语，外交官的妻子一般被呼为“马丹”（夫人）。
母亲和姐姐支持的态度，让黄蕙兰觉得好像他们都认定了这个人是人中之龙，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一样。
不过黄蕙兰的父亲却不愿意把女儿嫁给顾维钧，因为他了解到，虽然顾维钧的第二任妻子去世了，但是他在中国还有一个活着的妻子，他怕女儿嫁过去以后不是正房。
但是此时，任何人也阻挡不了母亲要把黄蕙兰嫁给顾维钧的决定。而且顾维钧早已经把他的婚姻状况告诉了她。
1920年10月2日，黄蕙兰和顾维钧在布鲁塞尔中国使馆举行了婚礼。
虽然婚礼很隆重，但是黄蕙兰的父亲不在，顾维钧的家人也不在，只是各国的外交使节和他们的朋友。
然而在新婚之夜，黄蕙兰换上漂亮的晚装希望得到丈夫的称赞时，没想带她走进卧室时，看到的竟是丈夫和四个秘书在工作。
黄蕙兰气得掉下了眼泪，直到秘书们离开时，顾维钧才发现新婚妻子的情绪不对。
于是顾维钧向她解释，他们要连夜坐火车去日内瓦。国联有个大会第二天要在那儿召开，而自己中国代表团团长。
或许顾维钧告诉过她这样的安排，是她忘记了，或许是他太忙了，都顾不上告诉她。
总之这个新婚之夜黄蕙兰很不开心。
到了日内瓦，顾维钧立即开会去了，旅馆里只有黄蕙兰和她的母亲，她们一起吃饭、逛街，就像没结婚一样。
或许这只是她婚姻生活中不愉快因素的开始，在以后的日子了，黄蕙兰和丈夫越来越没有了当初的甜蜜了。
1922年5月，黄蕙兰和顾维钧回国，黄蕙兰用父亲赞助的25万巨资，买下北京铁狮子胡同内一所华丽大宅，此宅为当年吴三桂为宠妾陈圆圆所置。
为了树立中国人的形象，黄蕙兰不仅把自己打扮得珠光宝气，还把顾维钧从头到脚彻底重新“包装”，外表上从发型、穿着入手，社交手段上从跳舞、骑马教起。
但是她的好心好意却引来的顾维钧的不满，他常常对黄惠兰说：
“以我现在的地位，你戴的为众人所欣羡的珠宝一望而知不是来自我的。希望你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什么也不戴。”
婚前，黄蕙兰的母亲为她订购了一辆豪华的罗尔斯-罗伊斯汽车作为她的嫁妆，但婚后，顾维钧却希望能退还这辆车，如果黄蕙兰想坐豪车就自己坐，他会买下上司的旧车作为自己的交通工具。
因为显而易见，以他的财力，不可能负担得起这样一辆豪车。
（不知道此时的黄蕙兰是否还记得小时候祖父说她能嫁给一个能养得起她的有钱人，过奢侈的生活？至少婚后她是靠自己和娘家人才过着奢侈的生活。）
对此，黄蕙兰却不以为然，她有自己的看法：“这将有助于使他们理解中国不能忽视，我们并非如他们所想象的来自落后的国家。我们来自有权受到重视的国家。”
虽然黄蕙兰挥金如土，但是她说得也不无道理。
宋美龄在别人称颂顾维钧的外交业绩时，不忘提到：“别忘了大使夫人起的重要作用呀！”
曾与顾维钧夫妇有着深厚友情的外交官袁道丰也坦言：“老实说，在我国驻外大使夫人中，最出色的大使夫人要以黄蕙兰为首屈一指了。”
而且黄蕙兰也曾热心地投入到华人的慈善事业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伦敦加入当地红十字会组织的救护工作，被派到遭敌机狂轰滥炸的贫民区，每天工作8个小时，坚持了4个月之久。
不过这些并不能改变她在丈夫顾维钧心中花钱如流水的形象。
然而，黄蕙兰怎么也没有想到，两人竟然会因为她的钱财而渐行渐远。
顾维钧的家庭是中国传统家庭，父亲不过是上海的一名小吏，家境清寒，顾维钧读完中学后，曾经险些因为家境问题而辍学从商。幸亏遇到贵人张衡山，见他天资聪颖，料定他以后必然前途无量，于是不仅出资供他进圣约翰大学读书，还招纳他做自己的东床快婿。这才有了后来的“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
从小清贫的生活，造就了顾维钧严肃坚毅的性格，他心怀远大，并不追求物质享受。
而黄蕙兰的人生却和他完全相反。
所以两人在36年的婚姻里，处处都是不和谐的因素。
有一次，顾维钧告诉黄蕙兰他要去北京，在这期间他希望黄蕙兰去上海和婆婆一起住一段时间。
但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黄蕙兰才发现租来的这套房子根本没有自来水，没有卫生间，就连床也是老式的硬板床。
于是她对顾维钧说：“我很抱歉，我没法在这种条件下生活，我连一个晚上也不想住，我要带孩子出去找一家旅馆住。”
顾维钧并没有理会她，他觉得黄蕙兰在无理取闹，让他在家人面前很没有面子。
但是黄蕙兰说到做到，她真带着儿子和保姆出去租了一个贵宾套房。
不得不说，黄蕙兰这次做得确实有些失礼，这无疑更加深了丈夫对她的不满。
后来，他们住在北京的时候，黄蕙兰和顾维钧的隔阂越来越大了。黄蕙兰经常和一些达官显贵的太太们打牌，跳舞等，但是顾维钧却对这些不感兴趣。
有时候黄蕙兰出去很久，顾维钧也不会问她去哪，而且她也不说。时间就了，两人就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一样，他们之间了解彼此的信息全靠“听说”。
有一次顾维钧生病住院了，黄蕙兰还是从别人那里知道的这个消息，等过两天黄蕙兰去看他的时候，却发现他已经出院了。
而且此时的顾维钧早已和失去丈夫的严幼韵好上了。
严幼韵也是一位名媛，她的父亲在上海开有一绸缎庄，非常富有。
1929年，严幼韵和来自浙江湖州的才子杨光泩结婚。杨光泩的履历也非常好，清华毕业，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回国后进入外交界，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在伦敦和巴黎工作。
抗战期间，杨光泩被调到菲律宾的马尼拉担任总领事，后被日军抓捕杀害。
十几年后，顾维钧在华盛顿任职时与在联合国工作的严幼韵再度相逢，这时两人经常在一起。后来两人就产生了感情。
所以顾维钧就一直要求和黄蕙兰离婚，但是她一直没有答应。
直到1956年顾维钧突然被陷害。
顾维钧的下属周书楷与其亡妻的侄女有婚约，深得信任，但他暗中向台北写信说顾维钧不适合再担任驻美“大使”。
因为这件事，顾维钧回到了台湾，而黄蕙兰却不愿意去，两人因此分居。
直到1959年，两人才最终离婚。这时黄蕙兰已经66岁了。
离婚后，顾维钧没多久就和严幼韵结婚了。
黄蕙兰选择认读居住在父亲在纽约的一个寓所里。
此刻，陪在她身边的是一只狗，还有她与顾维钧年轻时访问其他国家时的合影。
独居的黄蕙兰本以为，靠父亲留给自己的钱，足够在纽约度过余生了。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夜之间，家里的资产被抢被封，黄蕙兰身无分文。
期初她靠卖首饰的钱生活，但是时间久了，钱总会花完的，她思来想去之后决定用演讲的方式为自己挣生活费。
就这样，晚年的黄蕙兰靠演讲度日。
1985年顾维钧去世，黄蕙兰很伤心，她此时也已90多岁，回忆年轻时的种种过往，她很感激顾维钧陪伴过她的日子。
黄蕙兰曾评价顾维钧：“他是一个好人，是中国需要的人，但可惜并不是我需要的好丈夫。”
1993年，黄蕙兰以100岁高龄在美国去世，她身后没多少财产，只留下了一些首饰，以及满屋子和丈夫顾维钧的照片。
应该说，在黄蕙兰与顾维钧结婚后的近几十年年外交生涯中，黄蕙兰给了他巨大的帮助。
黄蕙兰精通几国语言，与顾维钧结婚后便一直活跃于国际政坛上，处处都能为丈夫助一臂之力。
顾维钧晚年回忆说：“她很帮忙，昔在巴黎时，帝俄时代的王公伯爵都逃亡法国首都。他们虽失政权，但在法国的高级社会里拥有势力。她喜欢和他们结交，并以此自傲。在使馆里常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地招待他们。”
或许当初和黄蕙兰结婚时，顾维钧是看上了她的家世 和美貌，婚后黄蕙兰用金钱对顾维钧的好，却让他觉得很伤自尊，可是他不知道的是黄蕙兰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两人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环境注定两人在价值观和生活观上会有很大的差别。
黄蕙兰为顾维钧做那么多，或许她真的爱他，只是出于骄傲不肯承认；又或许她真的不爱他，他不过是她顺遂的一生里出现的唯一一座碉堡，她始终不能征服他。以至于离婚后她却没有再婚，仍旧固执地自认是“唯一的顾维钧太太”。
在她的回忆录里，甚至骄傲地不肯提起严幼韵的大名，认为她不过是顾维钧的一名侧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