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的上海闸北区，棚户区的屋檐下漏着雨，董毛媛蜷缩在潮湿的草席上。父亲董同庆拉着黄包车，一天挣不到半块银元；母亲陈氏的手指被洗衣水泡得发白，换来的米只够全家喝三天稀粥。“阿媛，别怪爹狠心……”13岁那年，父亲肺痨咳血，青楼老鸨甩下十块大洋，带走了瘦小的她。
青楼取名“长三堂子”，董毛媛被改叫“杨兰春”。老鸨捏着她的下巴冷笑：“你这张脸，够不上红牌，先学弹唱吧。”琵琶弦割破手指，眼泪混着血滴在琴面上。她偷偷撕下客人丢下的报纸，借着油灯学认字。一篇《女界钟》的文章让她浑身发抖：“女子当受教育，争自主之权。”
1913年冬，一位穿呢子军装的客人常来听曲。他是四川督军夏之时，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谈吐间尽是“革命”“共和”。董毛媛唱完《黛玉葬花》，突然抬头问他：“先生觉得，女子只能葬花吗？”夏之时怔住了。
赎身那日，老鸨开口要三千大洋。夏之时掏钱时，董毛媛按住他的手：“我不是货物，你要答应我三件事——送我去读书、不许纳妾、让我管家。”夏之时大笑：“你这丫头，比孙文的《民权初步》还厉害！”他给了老鸨二十块大洋“茶水费”，牵着她走出了青楼。
金丝笼中的挣扎1914年，东京神田区的樱花树下，董毛媛改名“董竹君”，进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她剪掉长发，穿蓝布裙，在课堂上学几何、生物，课后挤进留学生聚会听李大钊演讲。夏之时起初欣喜：“我夫人比男子还有见识！”但权力腐蚀人心——他升任四川护国军司令后，来信渐渐变成命令：“立刻回国，侍奉公婆。”
1917年，重庆夏府朱门大开，迎接她的却是满院冷眼。婆婆甩出一本《女诫》：“青楼出来的，每日抄十遍！”妯娌们故意在她面前晃金镯子：“司令夫人，怎么连件像样衣裳都没有？”更痛的是夏之时的变化。他抽鸦片到半夜，输掉半条街的铺面，还把枪拍在桌上：“再敢顶嘴，休了你！”
1920年三女儿麻疹高烧，董竹君跪着求他请西医。夏之时踹翻药罐：“丫头死了干净！”她彻夜抱着孩子，用酒精擦身降温，直到东方发白。女儿活了，她的心死了。
孤注一掷的决裂1929年上海乍浦路桥边，董竹君攥着离婚协议，夏之时的冷笑混着黄浦江的风：“带着四个赔钱货，你去捡垃圾吗？”她咬破手指按手印：“饿死也不要你一分钱。”
亭子间的屋顶漏雨，四个女儿缩在霉被里发抖。大女儿夏国瑛发烧说胡话：“妈妈，我梦见吃白米饭了……”董竹君摘下结婚时的金耳环，换来三包药和两斤糙米。她接洗衣活，十指溃烂流脓；织毛衣到凌晨，煤油灯熏得眼睛通红。
转机来自一位神秘客人。1931年冬，穿长衫的男人走进她的小饭馆，吃完一碗阳春面后问：“董老板可认识李德全？”她浑身一震——那是冯玉祥夫人，妇女协会的领袖。男人留下纸条：“明日九点，霞飞路咖啡馆。”
锦江风云录1935年3月15日，法租界华格臌路30号鞭炮震天。“锦江川菜馆”的黑漆招牌下，董竹君一袭阴丹士林旗袍，亲自给客人斟酒。跑堂的震惊发现：杜月笙的专座比旁人高十厘米，黄金荣的筷子是象牙镶银。
后厨里，她盯着厨子炒宫保鸡丁：“花生必须现炸，糊一粒就重做！”账房先生嘀咕成本太高，她指着门外排队的人流：“看到吗？穿西装的是洋行职员，披貂皮的是太太团，戴眼镜的是报馆文人——这些人舌头刁着呢。”
开张三个月，上海滩流传一句话：“杜老板的赌局，黄老板的烟枪，董老板的饭香。”鲁迅带萧军萧红来吃饭，写下“食色性也”四字相赠；白崇禧宴请军官，把辣椒油溅在军装上大笑：“这才叫痛快！”
夏之时派人来砸场子。三个流氓刚掀桌子，巡捕房的警车就到了——董竹君早给法租界督察长送去了全年免费餐券。
烽火中的红岩1937年8月13日，日军轰炸闸北的浓烟飘到法租界。董竹君打开锦江地下室：“这里能藏三百人。”她白天组织员工蒸馒头送往前线，深夜把伤员的血衣剪开当绷带。地下党老刘送来密信：“请董先生帮忙保管一批‘茶叶’。”打开木箱，里面是二十支驳壳枪。
汉奸吴四宝把她“请”到76号魔窟。日本军官拿枪指着她太阳穴：“锦江的股东该换人了。”董竹君抓起茶杯摔碎：“我现在喊一嗓子，明天全上海都知道日本人抢女人产业！”吴四宝慌忙打圆场：“董老板何必……”
更危险的是送情报。她把微型胶卷塞进装蟹粉小笼的食盒，让女儿夏国琇送到申报报社。十五岁的国琇被特务跟踪，绕了四趟电车才甩掉尾巴。
永不熄灭的光1945年抗战胜利夜，锦江挂出巨幅国旗。欢庆的人群中，董竹君悄悄抹泪——三年前，她把大女儿送上赴美轮船：“记住，中国女子不比任何人差！”
1951年捐赠锦江饭店时，员工抱着柱子痛哭：“这是您半条命换来的啊！”周恩来亲自颁发证书：“董竹君先生，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夏之时在四川土改中被枪决，临终前对看守说：“告诉我前妻……我错了。”
1997年深秋，97岁的董竹君在北京医院翻看相册。照片里四个女儿环绕着她：夏国瑛捧着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杯，夏国琇在北大讲台授课，夏国瑛的《申报》号外报道新中国诞生，夏国璋的医院救了八百个弃婴。遗嘱展开时，护士哭了——纸上画着一朵莲花，写着“不染”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