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他谢绝老蒋接他去台的专机，却成了战犯被关14年，后来呢？

1949年的寒冬，天津机场上一架专机在寒风中等待了整整三天。这架专机是蒋介石特意派来接载一位中将的，可这位中将始终未能登机。他，就是当时的天津市长杜建时。在国共决战的关键时刻，他为何放弃南下台湾的机会？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解放军进驻天津后，这位主动交接政权的国民党将领，却落得了14年牢狱之灾。这位曾在美国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被老蒋誉为＂不世之才＂的将领，他的人生轨迹为何如此跌宕起伏？他后来的结局，又会是怎样？

一、少年立志从军

世人只知杜建时是一位中将，却不知他年少时的理想竟是成为一名律师。1924年，年仅18岁的杜建时考入了北京大学政法预科，在那里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贵人——著名法学家钱端升教授。

那一年的春天，钱端升在课堂上讲到了军阀割据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下课后，杜建时找到钱教授请教：＂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学习法律还有意义吗？＂钱端升意味深长地说：＂小杜啊，你说得对，现在的中国，比起法律，更需要精通军事的人才。＂

这番谈话在杜建时心中埋下了转折的种子。1925年深秋，他向校方提出退学，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时的北大教务长汪敬煜亲自找他谈话：＂你的成绩这么好，为什么要退学？＂杜建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现在的中国，先要有强大的军队，才能谈法治。＂

转折来得很快，同年冬天，杜建时就考入了东北讲武堂。在东北讲武堂，他遇到了另一位贵人——炮兵教官李默庵。李默庵是留德的炮兵专家，在他的指导下，杜建时很快就掌握了精湛的炮兵技术。

讲武堂毕业后，杜建时被分配到了东北军炮兵团。那时的东北军，装备落后，训练也不够规范。杜建时利用自己在讲武堂学到的新式训练方法，把一个普通的炮兵连，训练成了远近闻名的模范连。

1928年，是杜建时军旅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当时，张学良正在筹划易帜，军中意见不一。有人主张继续效忠张作霖的遗志，保持东北的独立；也有人认为应该响应全国统一的号召。在这个关键时刻，杜建时站了出来。

在军官大会上，杜建时拿出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多个角度论证了东北易帜的必要性。这份报告引起了张学良的重视，他让秘书把报告送到自己案头，连续看了三遍。

易帜后，杜建时被提拔为黑河炮兵营营长。在黑河期间，他除了抓军事训练，还特别注重对士兵的文化教育。他创办了士兵夜校，请来当地的教师教授文化课程，使得全营的文盲率大幅下降。

正是在这段时期，杜建时养成了每天研究军事理论的习惯。他常常说：＂打仗不是单纯的勇武，更重要的是运用科学的军事理论指导实践。＂这个习惯为他后来考入陆军大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老蒋器重时期

1931年，南京陆军大学首次招生，全国各地的优秀军官纷纷报考。在三千多名考生中，杜建时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脱颖而出。这一成绩引起了校长蒋介石的特别关注。

开学第一天，蒋介石亲自为新生训话。会后，他单独把杜建时叫到办公室，详细询问了他的学习经历和军事见解。让蒋介石印象深刻的是，杜建时不仅精通军事，还对国际政治形势有独到见解。当谈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的扩张态势时，杜建时提出了一份详尽的分析报告，其中不少观点与蒋介石不谋而合。

在陆军大学期间，杜建时展现出了过人的学习能力。他不仅钻研军事理论，还自学了英语和德语。当时的陆军大学请了不少外国军事顾问，杜建时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向德国顾问请教现代战术理论，向美国顾问学习最新的军事指挥方法。

1933年，陆军大学举办全校军事推演，模拟长江下游防御战。杜建时担任＂红军＂指挥官，他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成功击败了由德国顾问指挥的＂蓝军＂。这次推演的详细过程被记录在校史档案中，成为教学案例。

看到杜建时的出色表现，蒋介石决定送他去美国深造。1934年春，杜建时被派往美国雷文沃滋军事学院学习。这所学院是美军最高级别的军事院校之一，专门培养高级指挥官。

在雷文沃滋军事学院，杜建时不满足于只学习军事课程。他利用课余时间旁听加州大学的国际政治课程，并最终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远东地区军事力量平衡研究》获得了评审委员会的一致好评。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杜建时多次向蒋介石请求回国参战。但蒋介石认为，相比前线指挥官，中国更需要熟悉国际事务的外交人才。于是，杜建时被安排在美国协助处理中美军事合作事宜。

1943年，开罗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特意把杜建时召回国内，让他参与会议准备工作。在开罗期间，杜建时负责与美方联络，协调会议细节。他流利的英语和丰富的国际交往经验，为会议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这位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中国将领产生了兴趣。在一次茶歇时间，罗斯福专门与杜建时交谈，询问他对战后亚洲局势的看法。这次谈话的内容后来被美方记录在外交档案中。

开罗会议结束后，杜建时被任命为委员长侍从室中将参谋，专门负责对外联络工作。在这个位置上，他参与处理了大量涉及同盟国军事合作的事务，为中国争取了更多的军事援助。

三、天津市长任上

1946年夏，蒋介石亲自任命杜建时为天津市长。当时的天津，作为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境和社会治安问题。国民党军队在接收天津时，大量日伪时期的官员和特务仍在位，市政管理混乱。

上任第一周，杜建时就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全面清查日伪时期留用人员。这个决定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有人认为这会影响行政效率，也有人担心会引起社会动荡。但杜建时坚持己见，在三个月内清退了超过两百名有劣迹的留用人员。

在经济方面，杜建时采取了一系列务实措施。1946年底，天津港口堆积了大量进口物资，由于运输不畅造成严重积压。杜建时组织了一个专门的港口疏通小组，调集了数百辆卡车，昼夜不停地转运货物。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港口积压的物资全部得到了妥善处理。

1947年初，天津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当时的天津市场上，大米价格飞涨，普通百姓难以承受。杜建时紧急从河北、山东等地调运粮食，同时设立了平价粮店。为了确保粮食不被囤积投机，他还派出专门的稽查队，严厉打击哄抬物价的行为。

在城市建设方面，杜建时特别注重基础设施的改善。1947年春，他主持制定了《天津市城市建设五年计划》，其中包括修建下水道系统、扩建电力网络、改造棚户区等多个项目。虽然由于战争的影响，这些计划最终未能完全实施，但在他任内，天津的市政设施还是得到了明显改善。

1948年，战局日趋紧张。杜建时多次向南京政府报告天津的实际情况，建议采取措施稳定民心。在他的建议下，天津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民生举措，如增设职业培训所、改善工人待遇、扩建公立医院等。

1948年底，平津战役即将打响。12月15日，蒋介石派专机到天津，准备接杜建时南下。但杜建时认为，作为一市之长，应该对天津的安危负责。他拒绝登机，而是着手准备城市的和平移交工作。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杜建时积极与各方联系，为确保天津的和平解放做准备。他下令警察局维持秩序，确保重要机构和设施不被破坏。同时，他还组织人员整理城市档案，保护重要文献资料。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进驻天津。杜建时按照事先准备的计划，有序地移交了市政权。在移交过程中，他提供了详细的城市管理资料，包括财政状况、人事档案、市政设施图纸等，这些资料为新政权接管天津提供了重要参考。

但是，和平移交并没有换来预期的结果。1949年1月底，杜建时被以＂战犯＂的身份逮捕。当时，很多了解情况的天津市民都感到意外，因为在他们看来，杜建时是一个务实的市长，在困难时期为天津做了不少实事。

四、十四年牢狱生涯

1949年2月，杜建时被关押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作为战犯，他被安排在一间单人牢房内。这间牢房位于看守所的西侧，面积约十平方米，只有一个小窗户透光。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除了审讯时间，他几乎足不出户。

审讯工作从1949年3月开始，主要围绕他在国民党时期的活动。起初，办案人员对他在天津市长任上的表现并不了解，认为他是一个顽固分子。但随着调查的深入，很多意想不到的细节被揭示出来。

1949年5月，一份来自天津工人联合会的报告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报告中提到，1947年杜建时曾经多次接见工人代表，协调解决劳资纠纷。在他的主持下，天津纺织厂、永利制碱厂等多家企业都提高了工人待遇。这些情况在当时的国统区并不多见。

1950年春，杜建时被转移到北京专设的战犯管理所。在这里，他遇到了不少昔日的旧识，其中包括前北平市长熙洽。与其他战犯不同，杜建时表现得十分平静，每天按时起居，经常在放风时间阅读报纸和书籍。

1951年，战犯管理所开展了一次集中学习活动。杜建时写了一份详细的自述材料，回顾了自己的从政经历。在材料中，他承认自己在抗战时期虽然主张抗日，但对国民党的腐败问题却没有采取足够的反对态度。

1954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决定，杜建时被正式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判决书中提到，考虑到他在天津和平解放过程中的表现，予以从轻处理。这份判决书现在还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

在服刑期间，杜建时主动申请参加劳动。他被分配到监狱的图书室工作，负责整理和修补破损的书籍。由于他懂得多门外语，还被安排翻译一些外文资料。这些翻译稿后来被收入监狱的内部参考资料。

1958年，监狱开展技能培训，杜建时主动请缨，为难友教授英语和历史。他的课堂很受欢迎，不少人在他的指导下掌握了基本的英语会话。一位狱警后来回忆说，杜建时上课时总是很认真，从不敷衍了事。

1960年代初，由于表现良好，杜建时获准每月接见一次家属。他的夫人程淑贞每月都会准时来访，带来一些生活用品和书籍。虽然探视时间只有短短的二十分钟，但这成了他最期待的时刻。

1963年初，经过评估，司法部门认为杜建时确实有悔改表现，且年事已高，决定提前释放。1月15日，也就是天津和平解放十四周年的日子，杜建时走出了监狱大门。这一天，北京下着小雪，他的夫人程淑贞早早就在监狱门口等候。

五、晚年生活

1963年出狱后，杜建时被安排在北京西城区的一处四合院居住。这座院子原本是他1943年购置的私产，此时已改为公房，只留给他一间西厢房。杜建时的生活也随之进入了平静的轨道。

1964年春，北京图书馆得知杜建时精通多国语言，特别邀请他担任外文图书顾问。他每周去图书馆三天，主要负责整理和校对外文古籍。在他的建议下，图书馆重新分类了一批民国时期的外文文献，使这些珍贵资料得到更好的保护。

1965年，杜建时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当时正值越南战争期间，外交部需要有人整理翻译一批涉及东南亚历史的资料。考虑到他曾在美国留学，又熟悉国际事务，这项工作便交给了他。他在半年内完成了近百万字的翻译，这些资料后来成为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

1966年文革爆发，杜建时的工作被迫中断。但他并未停止学习，而是利用这段时间重新梳理了自己的笔记和资料。他将自己在美国学习期间记录的军事笔记整理成册，这份手稿现在还保存在北京某档案馆。

1972年，随着中美关系解冻，杜建时的语言才能再次派上用场。他被聘为外文出版社的特约翻译，参与翻译了多部外国军事著作。其中，他翻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略分析》一书，获得了业内好评。

1975年，已经74岁的杜建时开始整理回忆录。他用英文写作，记录了自己在美国留学和在天津任职的经历。这份手稿共计二十多万字，后来由其家人保管。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回忆录主要记述史实，很少涉及个人情感。

1977年，杜建时的生活又有了新变化。他被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做客座讲师，每周讲授两节英语课。他的课堂上经常会讲到一些国际交往的实例，这些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1979年春，一个来自美国的访问团来到北京。其中有位老者认出了杜建时，原来是当年在雷文沃滋军事学院的同学。这位美国友人特地带来了一张1935年的老照片，照片上是他们在学院图书馆的合影。

1980年，年迈的杜建时逐渐减少了社交活动，但仍保持着每天读书写作的习惯。他特别关注中美关系的发展，经常在报纸上划记相关新闻。有时，他也会写一些短文，回忆早年在美国的见闻。

1982年10月15日，杜建时在北京家中去世，终年81岁。按照他的遗愿，家人将他的遗体捐献给了医学研究机构。他生前的书籍、笔记和照片等遗物，除了部分由家人保存外，其余都捐赠给了有关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