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代,一个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涌现出了一大批文人志士,他们学贯中西,渴望用笔杆子唤醒一代人,救世于苦难。而鲁迅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最重要的代表。他疾恶如仇,是旗手,是导师,是人道的标本,正义的光源。他的形象深深烙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他的精神流淌进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
在学生时代,他也曾是许多人的噩梦,流传着“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搞怪调侃。从小学到高中,鲁迅先生的文章,尤其是搭配着文末的背诵全文一起出现时,可谓是闻者伤心听者流泪。很多学过的文章,例如《少年闰土》、《孔乙己》、《社戏》、《藤野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Q正传》等,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都知道,鲁迅是作家,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与革命家,但是也许很少有人注意过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翻译家。
鲁迅的翻译活动伴随着他的整个战斗生涯。自1903年22岁的他翻译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开始,到1936年逝世前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为止,在长达30多年的岁月中,鲁迅共翻译了14个国家100多位作家的200多部(篇)作品,共计300余万字,数量比他的杂文集和小说集加起来还多。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评价说:
“要了解鲁迅就必然要了解他的译文集,只有看了那些他翻译的作品,我们才能明白他写作的一种底色。”
然而长久以来,无论学术界还是出版界,都不约而同地漠视了这一点,导致鲁迅形象在大众那里一直是半个脸面。实际上写作对于鲁迅而言,不过是业余偶得,他一生的主要精力在翻译、编辑出版上。
有学者曾说,鲁迅首先是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鲁迅不单只翻译外国的文学作品,还翻译外国自然科学和哲学方面的论著,其翻译作品的范围之广、体裁之多、数量之巨,在我国翻译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同时,鲁迅也是一位翻译工作的组织者,在艰难的条件下,他组织了“未名社”“朝花社”,创办了《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刊物,在团结国内广大进步翻译工作者,培育文学新人等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有文章指出,在社会历史大断裂、新旧文化大洗牌的年代,鲁迅在“拿来主义”思想指导下开展的译介工作,形成了其特有的翻译出版思想和工作原则,被誉为“不仅改写了小说翻译史上的色调,也开启了文学翻译新的风气”。
鲁迅先生的翻译主张鲁迅在翻译理论上主张译文要尽量忠于原文,“以直译为主,以意译为辅”以及“以信为主,以顺为辅”,反对顺而不信,主张“宁信而不顺”。他希望通过直译保留外国作品中的优秀文学艺术样式来丰富我国的文学艺术,从而带动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
他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
鲁迅先生的翻译成就俄国文学:俄国1905年革命后,正是鲁迅第一个为中国窃来了俄罗斯文学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他早期所作的《摩罗诗力说》在分析19世纪几位最伟大的革命浪漫诗人的诗作时,重点介绍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1909年在鲁迅和周作人合作译印的《域外小说集》中,又翻译了俄国作家安特来夫和迦尔洵的作品。1921年他翻译了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他还积极支持热心苏俄文学的新秀韦素园、李霁野等出版译作,帮助他们创办未名社。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一大批俄国重要作家的作品,都是通过鲁迅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中国。鲁迅翻译的《死魂灵》、《毁灭》、《浊流》都是其中的代表作。
日德法等国:鲁迅早期比较关注拜伦、雪莱、卢梭、尼采等西方作家。鲁迅等人集体编成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另外,他还组织翻译了马克·吐温的《夏娃日记》,在简短的小引中,表达了自己对美国文学及其作家们的看法。他在中国介绍、推广了一大批容易为人忽视的小国的进步作家和作品。如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森欧外的小说,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作家显克微支的作品,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作,保加利亚作家跋佐夫的小说《战争中的威尔柯》,罗马尼亚作家索陀威奴的作品,以及荷兰作家望·蔼覃的《小约翰》,芬兰女作家明那·亢德的《疯姑娘》等。
文艺理论:鲁迅早期翻译了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集《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出版他在1924年至1928年间译的文艺论文的结集《壁下译丛》等,后来又译了苏俄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集《艺术论》、文艺评论集《文艺与批评》以及据日译本重译的《苏俄的文艺政策》等。
自1936年至今日,先生离开我们已有87个年头。但他的身影却却伴随着我们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在我们还未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意思时,就已经熟读和背诵他的许多文章。很多年后,当我们有了一定的阅历,才幡然醒悟,发觉其中的难能可贵。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懂得鲁迅,但了解作为一个翻译家的鲁迅,至少可以让我们离这位文学巨匠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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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翻译工作上付出了极大的辛劳,成就也是巨大的;但他的作品更加深刻、丰富,对我们的民族意义更加重大。
时间上说首先是翻译家或许还说得过去,影响力上说首先是翻译家那就是胡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