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我有个微信群，成员是未见面的中国军人，我常看他们聊天。他们团结如亲人，却对群名争论不休。他们都是战俘，曾英勇却受辱。潘怀英法官曾见证他们回国。初访越南之际，我意外邂逅了一位从未设想会遇见的人，这一遭遇出乎我的所有预料。因不懂越南语，我预先请翻译准备了多张卡片，每张均用中文和越南文标注了目的地城市、景点、车站、酒店及口岸等信息。抵达越南河内汽车总站，我取出对应的卡片，成功购买车票并顺利登上了前往目的地的长途汽车。刚坐稳，一位戴斗笠、中等身材、蓄着八字胡的男子便上了车。
我位于右排座位，而他则在左排，我们之间仅仅隔着一条狭窄的过道。他摘掉斗笠，我打量着他，觉得面熟却想不起是谁。他同样望向我，两人对视片刻，随即又各自移开视线。突然之间，我忆起了他的身份，阮海安，那位我曾负责押送的俘虏！我心中猛地一颤，他再度瞥向我，猛然间“啊”了一声，随即迅速地将视线移开。如今，39载已过，若与敌重逢，他若寻仇该如何是好？昔日越军为夺他，派特工深夜突袭，致我三机枪连战友捐躯。我自然而然地拿出手机，翻找到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联系号码，打算寻求帮助。
1979年2月28日晚，我初次遇见了阮海安。我的最初职责并非押解俘虏，而是向前线运送干粮。时年29岁的我，任昆明军区第11军32师政治部干事。彼时，我部正对越南老街郭参地区发起进攻。战斗伊始便极为惨烈，双方阵地多次更迭，至28日黄昏，32师94团主攻阵地终得稳固，唯其2营主攻的4号阵地，经久未能攻克。师部指挥所频传前线急报：敌军持续增援，我方伤亡渐增，粮食供应亦告急。我紧急受命带领14名民兵及2位越语译员，携带压缩饼干与罐头，徒步前往距此6公里的4号阵地。夜幕降临之际，我们抵达阵地，这里异常宁静，唯有东侧间歇性地响起“哒哒、轰隆”的枪炮交织声。阵地的战士们整日未进食，见到干粮，他们无暇言谢，一边匆忙将干粮塞进嘴里，一边紧握枪支，目光不离敌方阵地，严阵以待。距我们80米处即为敌军，仅一道深沟之隔，他们绝不会预料到，我们的攻击将从这条看似不可能的路径发起。我们故意在东侧制造枪炮声作为佯攻，敌人果然中计，持续不断地向东侧进行反击。分发完干粮后，我安排14名民兵守候至天明搬运伤员，随后我与两名翻译一同，计划趁夜下山返回指挥所。刚撤离阵地不久，一名参谋匆匆赶来，示意我接听电话。我接过电话，耳边传来师长自指挥所的声音。师长命令我，将刚捕获的一名越军俘虏安全押送至师指挥所，途中务必确保无任何意外发生。我迅速应答道：是的，我必定全力以赴，确保任务圆满达成。正谈话间，一名俘虏被紧紧捆绑着带了过来。他身高中等，方脸形，肤色黑瘦，眼神狡黠深邃，看上去大约二十六七岁的年纪。捕获时，他携带电台、手枪、指南针及中越两国地图，显然为特务身份，且背景深厚。其余详情尚在审讯中，尚未得知。我向他阐明我军政策，告诫勿耍诡计，否则自食其果。俘虏闻言，仰头不语，眼神中似有蔑视之意。我内心感到焦虑，却难以明确指出不安的缘由所在。想到久攻不下的阵地，若能从这特务俘虏处获知情报，至关重要。新一轮进攻即将在天亮后展开，时间紧迫，我必须立即押他回去，紧急审讯。押送俘虏远比运送干粮艰巨，需时刻提防其潜逃，更要谨防其自我了断，以确保万无一失。若其身份显赫且掌握大量情报，越军定会设法将其劫掠或灭口，以确保信息不泄露。
活口与战俘在阵地上极为重要，因其能提供敌方排兵布阵情报，有助于迅速调整进攻策略，意义非凡。抵达潜伏小组送干粮时，我发现排长宋田义正守着一具越军尸体，面露叹息之色。他们的潜伏点距敌阵地仅50米，他率两战士冒险跨越深沟捕获一名敌哨兵，但因力度过大不慎将其勒毙。宋排长深感沮丧，因为他意识到，从今往后，再也无法从对方口中获取任何有价值的情报了。我轻声安抚着宋排长，同时搜检那名越军口袋，意外发现一张纸条。唤来翻译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正面无懈可击。”我们皆惊恐万分，若这简短的四个字泄露给越方，东侧佯攻、深沟主攻之策必败露，后果将难以预料。念及从舌头那里获得的情报，我深感时间紧迫，遂命两位翻译协助押送这位疑似前线特务的俘虏，迅速返程。夜，昏暗不明，微弱月光洒落，四周布满斑驳光影。夜风轻摇树枝，沙沙作响，枪炮声骤停，随即陷入令人心悸的沉寂。我熟识这条路，白日曾携干粮经过。沿途皆是部队新近从越军手中夺回的地段，理论上安全，但仍需谨慎防备敌军残余搞破坏。白天行进间，随处可见各类隐蔽工事，敌人遗弃的断枪、军壶、毛毯散落一地，子弹壳与手榴弹拉环更是比比皆是。公路边矗立着十余幢依山而筑的房屋，室内柜子、桌椅等家具完好无损，显示我军保护民众财产的政策得到了有效落实。未见村民，但每户皆有家犬守候，或许因久未进食，家门前的狗儿闭目休憩，已无力吠鸣，显得疲惫不堪。途经一暗堡，见燃烧后的树枝仍冒青烟，伴着刺鼻臭味随风洋溢，苍蝇嗡嗡盘旋。上前查看，发现沙袋掩藏着一具越军遗体。移开沙袋后，我于逝者内衣口袋中发现一封信，转交翻译查阅，不料竟是封来自战场的情书。亲爱的玉珠：我特此致信，愿你一切安好。此段文字旨在保持原有情感，逻辑清晰地传达我的思绪，用词精准，望你能深切体会。告诉你个好消息，我降职成士兵了，原是从连长降的。因为战前我私自回家想和你结婚，结果6小时后就被抓回，直接被撤了职，还被派到了前线。别担心，作为战士我身处前线比连长带领全连冲锋更安全，战事一了结，我即刻归家与你完婚。范叶松，于1979年2月12日留下深情告白：“我对你的爱，永恒不变。”我感慨战后众多玉珠将失爱人，翻译却嗤笑：“不过是又一平民牺牲品，真可怜！”提及两位翻译，我心中顿时涌起一阵焦虑，万一他们不遵从我的指导，那该如何是好？
押送阮海安的两名翻译，原为越南华侨，遭驱逐后归国，被我部征召尚不足一月。他们与我同行，共同负责此次任务。1977年起，中越战争阴霾便笼罩边境。我于1978年10月受命赴边境调研民情，抵达云南河口县时，即遇见众多越南华侨难民涌至。我清点后发现，共有61辆车运送华侨难民，人数超过2000。抵达中越大桥时，更多华侨蜂拥而上。越南士兵持枪驱赶，动作迟缓者遭枪托击打，血迹斑斑。立于桥上俯瞰，河中破船满载华侨归途中国。忽见一越南警察挥棍猛击妇人手，她惨叫“啊”一声坠入河，随流水向下游漂去。任何有血性的男子目睹那场景，都会明白中越之战势在必行，身为军人，我更是深知这一点无可避免。回部队后，中央军委即令准备对越自卫反击。因参战部队众多，越语翻译匮乏，虽从大专院校招募，但仍无法满足部队作战需求。我们奉命前往接收难民的华侨农场，招募华侨翻译。经严格筛选，我选出40名懂越语、具爱国心且身体健康的华侨。初期因缺乏严格训练，战斗中频发翻译失误。随后紧急部署，对翻译人员实施保护措施并进行培训，最终确保了工作步入正轨。这些翻译的家人均在越南，只要越南方面不排斥，他们乐意留下。若两人此刻背叛，挟持俘虏向越军请赏，我则束手无策。我试探性地轻声问其中一名士兵：“假如情况危急，你是否会与俘虏合作，把枪指向我，去越军处换取奖赏？”他贴近我耳边，轻声言道：“安心，我不至于如此愚笨。越军怎会轻信？我若奔去，他们定会起疑，以为我与俘虏皆受解放军感化，遣回探情。”接着补充，越南被俘人员若欲被启用，须先入狱，历经至少一年考验折磨。且启用后，不会赋予其重要职务。听闻他的这番话后，我心中的疑虑顿时消散，感到十分安心。
那俘虏真让人头疼，我察觉到他在刻意拖延，总爱抬头张望四周，行走时走走停停，非得推他才肯动，似乎随时准备坐下“小憩”。时至晚上11点，我们仅行进至旅程的半程。行进间，树林中传来沙沙声响，随后隐约有人交谈。细听之下，竟是越语，确认是敌人无疑。我迅速压制住俘虏，令其保持静止，并用毛巾堵住其嘴巴，以确保他不会发出喊叫声。
我禁止两名翻译同时与战俘交谈，并要求翻译时必须使用中文，以确保我能理解交流内容。众人静默以待，我示意翻译专注倾听。翻译迅速反馈，敌人正搜寻4分队队长，我意识到“4分队”即指越南特工部队。我心猛地一紧，手中的俘虏或许正是他们追寻的队长。越军的脚步声渐行渐远，正当我踟蹰不定，前方树林中猛然爆发出一阵纷乱的枪响。闻枪声，两翻译言前方有敌，今夜前行必亡，需待天明，以防埋伏。他们惧死情理之中，但我必行。一因首长任务所托，二若俘虏真是特工队长，拖延生变，及早审讯方能尽早获取宝贵情报。我虽不清楚前方情形，但当务之急是说服两位翻译协助我，只是现在我处于一对二，乃至一对三的劣势中。我劝他俩必须离开，并保证：只要我活着，定护你们周全。若敌人开枪，我会挡在前面。中国军人有硬骨头精神，不惧苦难，勇往直前。两位翻译沉默了。我意识到，他们同样期待着我的展示。为迅速押送俘虏归营，我突发奇想，决定舍弃白日所行的山路，转而取道公路，或许越是看似险峻之处，反而更为安全。踏上公路后，我领路前行，俘虏居中，紧随其后的是两位翻译，我们一行四人，秩序井然地行进着。行走公路极为凶险，刚入他国境，我们的车队便触发了越军特工布设的地雷，导致一辆卡车毁损，且一名运输兵不幸被炸成重伤。无暇多想，战场胜负常倚重运气，我边走边劝慰翻译们，指引他们跟随我的步伐前行。我冷静地吩咐：“我负责探雷，若不幸触雷受伤或牺牲，望你们坚持完成任务，把俘虏安全押送至师部。”见我这般，两名翻译心绪安定，步伐随之加快。若遇俘虏迟疑不前，他们便架起他强行拖拽，地雷的威胁也顾不上了。凌晨时分，我们成功将俘虏安全押送至师指挥所。此刻方明悟，途中所闻枪声，确为越军伏击，我机枪连不幸有战士捐躯。
抵达指挥所后，未及询问机枪连伤亡，即刻展开了对俘虏的突击审讯。尽管审问持续了一个小时，但俘虏始终缄默不言，未吐露半句信息。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他全身颤抖，脸色惨白，双腿不停哆嗦。我摸了下他额头，并无发烧，顿时醒悟，原来是半夜天冷，他饿了。我迅速递上一杯热水，他接过一饮而尽，脸色渐显红润。接着，我用开水泡了碗饭，铺上猪肉罐头给他，他捧起饭碗，吃得干干净净。我指示翻译进行询问，内容关于他的具体任务，还有郭参阵地中越军的兵力分布情况。或许因饭后精神焕发，或许觉顽抗徒劳，亦或受我们行动所感，他终开口：他名阮海安，确为特工小队长。据阮海安所述，我方阵地南面越军增派一营兵力，且老街独立营正向郭参方向移动，意在增援。阮海安的任务是探明我军前线激战区域所部署的部队数量。这些情报极为宝贵。次日10时，依据阮海安所述，我32师部重新部署，炮群猛攻郭参南面的敌军，并炮轰增援的老街独立营，迫敌不敢接近。此时，指挥所收到了机枪连昨晚的战情通报，我方才明了事情的经过。遵循原路返回指挥所，必经一条河流，因旱季水位低，仅及膝盖。94团占领该地后，机枪连被部署在河畔树林中扎营。深夜时分，炊事班战士朱斌前往河边取水备饭，因部队即将奔赴郭参参战，需在天明前完成用餐准备。朱斌刚提起一桶水，天色已暗，他小心翼翼地往回走。上坡时路面湿滑，他情急之下伸手抓住了路边的一根树枝以保持平衡。“叭！”树林中骤然响起枪声，击中了朱斌的臂部。他猛地一惊，瞥见一道黑影。忍住剧痛，朱斌猛地扑向黑影，两人翻滚着坠入河中。此乃越军特工来接应俘虏，隐匿于此，意图待我经过时实施袭击。朱斌因路滑抓树枝时，未察觉林中隐藏的越军。因距离过近，越军误以为朱斌伸手欲捕，遂提前开枪。朱斌奋力抱住越军，将其压于水下。虽遭对方再次开枪，他仍不松手，壮烈牺牲。朱斌至死紧压敌人，致其最终因呛水而亡。哨兵首先察觉林中敌人开枪，即刻上报。连长迅速带兵支援，向树林猛烈射击，当场击毙三名敌军。另一名越军慌忙逃窜，边逃边向追击的机枪连战士射击，导致2名战士英勇牺牲。排长吴华怒不可遏，迅速抽出刺刀紧追不舍，在靠近敌人后悄然绕行，突然发力猛刺，一击毙命，终结了敌人的生命。五名前来迎接俘虏的越军特工被全部歼灭，同时，我方机枪连也有三名战友不幸牺牲。真正的男子汉便是如此，目睹并肩作战的兄弟在身边倒下，哪怕素来胆小，也会怒目圆睁，悲愤填膺。我们安全押送并审讯阮海安后，次日依据其情报歼灭敌286名，当日下午顺利占领郭参，以此告慰了三位牺牲的战友。
郭参地处战略要冲，一旦越其防线，前往越南首都河内便畅通无阻，地势平坦，毫无阻碍。越军在郭参南面部署一团兵力，辅以周边三营，火力充沛且配有国际顾问现场指导，旨在遏制中国军队攻克郭参后的进一步推进。3月5日，中国宣告全球，对越自卫反击战既定目标业已实现，决定实施撤军行动。部队每占领一处阵地，我便率翻译前往搜集敌人文书。硝烟仍弥漫，我们细致搜查每条战壕、每个暗堡，不放过任何角落。令人愤慨的是，阵地与暗堡中的沙袋，竟由我国援助的大米堆砌，袋上赫然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援助”。而散落的枪械、弹药、水壶等，同样源自我国先前的援助。一日偶遇96团7连连长罗少平，同为老乡倍感亲切。相拥后得知，他正率全连急赴楠卡大桥，旨在执行炸桥任务。情报显示，越军担忧我方进攻河内，已调动机械化部队前往增援，并正从柬埔寨调遣两个师加强楠卡大桥的防御力量。大桥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它在交通网络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无需多言便能理解其对于连接两岸、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3月8日，96团7连协同工兵班，在侦察连与机枪连的掩护之下，于桥墩中间及其两侧位置，成功安置了总量达2吨的炸药。凌晨时分，一排长引燃了导火索，伴随着连续的“轰隆”巨响，火光骤然照亮天际，将十多里外的区域照得如同白昼。楠卡大桥，长达120米，瞬间轰然倒塌，一切转瞬即逝，仿佛从未存在过。炸毁楠卡大桥后，32师集结火炮，连续三日炮轰郭参所在的安沛方向。敌军误以为中国部队将在炮击后继续推进，甚至可能攻占河内。此刻，我们的核心任务是筹备安全撤退。截至3月12日，部署于云南方向的军队已悉数、安然撤回至中国边境前沿。敌人静候两日未见异动，遂遣尖兵探查郭参位置，却惊见大桥已毁，阵地空荡无人，方才醒悟已中计。回撤是一场比进攻更为凶险的战斗，先前受挫的越军已蓄势待发，决心展开一场拼尽全力的最终反击。1979年3月16日午后，中国外交部于北京举办第三场对越自卫反击战新闻发布会，会场内人声鼎沸，所有座位均已被占满。外交部长黄华宣告：我军边境作战部队已圆满达成任务，并于当日全部撤回国内，确认“中国在越南现无军事人员驻扎”。同日同时，在广西战线，越南高平至原平3号路旁的一座孤山上，我军友邻部队第50军448团，在掩护大部队撤退时，已在越北高山中被越军围困长达4日。他们已耗尽粮草，尿液饮尽，连野草树叶都难以下咽，却仍旧坚守阵地，期盼着援军的到来。异国天空如血般赤红，数百名448团战士在越北荒野中奋力向祖国、家乡拼杀，最终满怀渴望与不甘，或倒下或沦为俘虏。历史既惨酷无比，又真实可触。归队后，因圆满完成押解俘虏阮海安的任务，师长特意为我请赏，我因此荣获三等功。在欢庆胜利之际，我专注于战后的收尾工作，即战俘交换。我牵挂着被俘的战友，同时也不忘我们俘虏并押送的特务阮海安。
事后我才知晓，押送阮海安当日，我的战友方金元不幸被敌人意外俘获。方金元所在连队刚获胜，他主动请缨，欲捕获一名越军俘虏，为连队增添荣誉。连长思索片刻后应允了，嘱咐他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切勿硬撑，一旦遇到危险，必须立即撤退。那天清晨，大雾弥漫，方金元摸到敌阵地前，误以为前方是河，便让两名战士在“岸边”等候，自己前去抓俘虏以便接应。他跳下后发觉并非河流，而是误入敌阵。方金元猛地扑向哨兵，不料反被四名越军擒住，他迅速拔枪反击。两名战士闻枪声知有变，立刻奔回连队。与此同时，方金元不幸被俘。诚然，每位战士步入战场皆怀两惧：一惧沦为俘虏，二惧伤残。至于生死，他们大多已超然物外。1979年5月21日，中越在友谊关开始交换战俘，至6月13日共四次，我方移交1664人，接收越方180人，多为第50军448团官兵。该团未突围成功，218人被俘，332名烈士牺牲，战役未公开。当我留意战俘交换进度时，广西边防部队的战友来电告知，中越双方即将进行最后一批战俘交换，邀我前去观看，如感兴趣的话。这正合我意，我迫切期望能见一见昔日由我押送的俘虏——阮海安。中越双方约定，1979年6月22日为最终俘虏交换日，我方将释放355名越南俘虏，同时越方释放我方被俘官兵55名。上午9时，我抵达广西友谊关至越南同登公路起点，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已将被俘越南人员领至该地等待。我奋力注视，终于瞧见阮海安排在倒数第二位的第354名，他始终保持着低头的姿势。越方军警持枪率先抵达现场，随后联合国红十字会代表莅临，紧接着，来自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及中国的记者也纷纷到达。众记者忙碌地穿梭，对着被俘的越方人员，“咔嚓咔嚓”，相机快门声不绝于耳，他们变换着角度，争相记录下这一场景。骤然间，一名被俘越方人员朝记者用中文高喊：“感谢中国政府对我的悉心照料，我在中国历经四月余治愈创伤，重获新生。”他猛地“扑通”跪下，面对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这一幕迅速吸引了记者们的注意，他们纷纷涌上前来，将这一瞬间定格在镜头中。越方被俘人员亦紧握中国解放军之手，依依惜别。此景令越方颜面扫地，愤懑不已，随即下令将本欲押过国界的中方被俘人员退回。战俘交换成为了另一关键领域，此刻，他们计划展开“反攻”行动。
沉默逾20分钟后，越方猛然展示四幅巨型横幅，其一赫然写着：“中国贿赂俘虏，企图蛊惑人心的阴谋必败！”刘鹏飞，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见状即刻向越方抗议，要求撤回反华标语。若不改，俘虏交换将受阻，责任应由越南承担。越南代表团不予理睬，其团长更是嘲讽道：“战场上未见你们多出色，对待俘虏倒是颇为上心。”刘鹏飞称，战场议题今日不谈。中国对待被俘人员，始终遵循日内瓦公约，对此有疑问者可向任意被俘人员求证。“好！”越方团长环视被俘人员后，指向一名高个子说：“现在我来问你，希望你能如实回答我的问题。”高个俘虏给予了肯定的回应，微微颔首表示了同意。越方团长询问他的名字及被捕地点，他答道，自己名为农齐德，在中国边境被捕获。或许因对他的答复不满，团长沉默数秒后，尝试纠正道，又询问了一遍：“为何会是在中国被俘虏的情况呢？”农齐德再次确认道：“我确实在侦察中国炮兵阵地时，因越过边境而被捕。”团长一时无言，但迅速整理思绪后，走近农齐德，指示他脱下外衣。农齐德迅速脱下上衣，露出上半身。越方团长瞥见他左臂上一条长长的疤痕，心中暗笑，挑衅道：“这疤痕怎么来的？莫非是中国军人的刺刀所留？”农齐德坦诚回答：“逃跑途中，我不慎坠入深沟，被里面的荆棘划伤。”明显的诱供未能改变越军俘虏的立场，越军团长气得直跺脚，喃喃自语：“不得不承认，中国在某些方面确实超越了我们。”他迅速后退，随即召集其他成员共同商讨接下来的行动方案。
刘鹏飞团长认为此状难以为继，严正质问越方：“你们今日是否无意交换俘虏？请在联合国代表前阐明缘由，否则，我方即刻撤离。”越方团长面露不悦，但仍不得不回应：“谁说我们不交换？当然要交换。”中方团长重申对越方抗议，要求撤回诋毁中国的标语，否则将暂停今日的被俘人员交换工作。在联合国红十字会委员代表的调解下，负责监督交换俘虏的中方作出让步并同意开始，同时，越方也撤下了相关标语。然而，就在这时，越方突然变卦，声称要暂停战俘交换，并提出需与我方代表进行会谈的要求。于广西友谊关与越南同登交界零公里处，双方代表围坐于五彩太阳伞覆盖的临时谈判桌前，该伞系现场搭建而成。越方代表坐定后，显得信心满满，语气强硬：“据我们了解，中方应释放我方被俘人员356名，非通报的355名，望贵方对此予以明确说明！”刘鹏飞团长翻开文件夹，取出15号备忘录扬了扬：“越方请注意，此备忘录你们亦有。上面显示一名被俘人员不愿回越南，我们尊重其意愿，绝无扣留之意。”越方代表坚持道：“既然如此，请你们将他带到现场，让全球观众都能亲眼目睹！”刘团长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我期望媒体记者能全程跟进，进行现场报道。”被俘后坚持留在中国的许开良被带至现场，引来美、英、法、苏及中国记者的争相围观，他们纷纷抢占最佳位置，对许开良进行拍照。越方代表即刻询问许开良：“您何故留在中国？是否因中国官员劝说，为增强政治效应才选择留下？”许开良表示：“政府未劝留我，反提及家中父母盼归。鉴于中国食物充裕，社会稳定，我决定留在中国。”苏联记者质疑道：“仅凭中国能让人吃饱饭，你就选择留下，这似乎理由不够充分吧？”许开良饮水后，对苏联记者回应道：“鉴于您的问题，我需要多阐述几句。”许开良述说，他家精心饲养的三头肥猪被政府干部以支援柬埔寨战事为由赶走。他恳请留一头为病榻上的父亲治病，但干部未予理会，坚持将猪全部带走。离别时，一位干部顺手带走了我家的一只老母鸡，称作干部慰劳品。我十分难过。但许开良表示，若越南政府政策变，环境改善，他仍愿回乡。我方代表随即回应：“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并遵循国际红十字会章程，我们尊重许开良的意愿，决定批准他继续留在中国。”越方代表无言以对，缺乏有力反驳，无计可施之下，只能无奈地选择离开。战俘交接工作随后得以继续进行。
被释放的355名越南俘虏，除许开良留下外，均排成单行，由中方红十字会代表逐一点名，每念一人名字，其即从中国步向越南。我与阮海安相距约十米，他埋头前行，仿佛害怕面对旧日战友。临近越南同登之际，我高声呼唤：“阮海安！”阮海安闻声驻足片刻，心中或许五味杂陈，未作答亦未抬头，只是迈着沉重的步伐，继续向越南境内走去。越方军官在最后一名俘虏进入越南后，猛然大声命令：“全体注意！立正，向右转，向右看齐！现在，我要求你们脱下中国发的衣物，仅留短裤，执行，脱！”刚踏入越南境地的俘虏被要求脱下衣物。其中一人因蓝色布料衣服质地良好而略显迟疑，动作因此变得缓慢。一名越南警察走近，随即扇了他两巴掌，厉声命令：“动作快点！”俘虏卸衣后，突有越南公安人员冲出，迅速抓起衣物鞋履，狠狠地向在场的中外记者及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身上脸上掷去。国际红十字会代表们被鞋击中，紧握臭鞋愤慨道：“我监管过20余国战俘交换，首次遭遇此景，你们对国际法太无礼了！”越方本应交还我方55名被俘人员，但突然宣布因一名俘虏要求留在越南并拒绝回中国，故交还时间将推迟。众人皆知越南推行临时性的同等交换，而中国代表仅能旁观其表演，并坚持要求与被俘人员会面，以了解其真实意愿。被俘者自越南边界石棉瓦房步出，身着中国军装却无领章，身高约1.72米，长方脸型，肤色黝黑，全程低头，不敢望向中国及中方人员。我方代表请求向被俘人员提问，遭越方拒绝。随后，我方代表指出：“若不允许提问，他留下可能出于强迫，甚至可能是冒充者。”越方代表早有预备，言道：“他因病无法发声，基于人道考量，我特此代他发表意见。”鉴于此情境，中方决定允许越方代表发言，以免持续僵持，错失了解越方意图及可能把戏内容的机会。被俘者静坐椅上，头低垂。越方翻译执稿立其旁，面向中外记者，稍整嗓音，随即大声宣读稿件内容。我叫刘玉，身为中国军人，于1979年2月17日在对越作战时不幸被捕。我做出决定，自愿在越南度过余生……我方即刻向越方表达抗议，指出中方并无名为“刘玉”的人员存在。“刘玉”离去后，我方55名俘虏依次迈向友谊关大桥，一过国境，便纷纷将越方衣物丢弃于地，部分人员甚至撕烂衣物掷回越方一侧。他们大多紧抿双唇，无言地返回故土，深知那高山之巅的荣耀花环，已无缘再为自己加冕。中西方文化差异显著，体现在对战俘的态度上尤为明显，西方往往秉持人道主义，而中方则强调严厉惩处与改造教育。我军惯例对敌战俘宽容以待，而对我方俘虏官兵则要求严格，经审核确认无叛变行为者，均令其退伍归乡。战友方金元退伍回乡后虽有工作，却从不参加聚会，唯恐战友提及俘虏经历。四十一年光阴流转，他心中的战俘营阴影，始终未曾散去。战争极为残酷，它带来的不仅是职位的晋升与荣耀的加冕，更可能是生命的消逝与名誉的玷污。我时常念及阮海安，思索着他回国后的生活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2018年4月10日，我终于圆了多年之梦。中越早已友好，退休后我渴望探访昔日战场，了解当地人对那场战争的看法及他们生活的现状变化。踏入越南，随处可见新筑的住宅、别墅与商铺，城市街巷的商店内珠宝、手机、服饰、鲜果应有尽有，越南民众对中国游客极为友善。游览河内后，我踏上前往荣市省的长途客车，甫一上车，便邂逅了故事起始提及的阮海安。他年逾六旬，留着八字胡，头戴斗笠。在车厢内，我位于右排，他则坐在左排，我们之间仅隔着一条狭窄的过道。猛然间，我忆起他的身份——阮海安，那位我曾押送的俘虏。如今敌我重逢，接下来的境遇会如何呢？我本能地摸出手机，翻找出我国驻越南大使馆的求助联系方式。然而，仅片刻犹豫，我便关机未拨。暗想，身为持护照的合法旅客，你能奈我何？大不了，我就权当自己成了你的“临时宾客”。我反复思量，决定采取主动。毕竟，一笑泯恩仇的理念，理应通行于世界各地。汽车在狭窄公路上缓慢前行，颠簸不已，行程达300多公里，预计要等到天黑才能抵达荣市。行进间，阮海安屡屡投来目光，似在沉思。我则以微笑相应，不时回视，以此攻其心防。黄昏时分，汽车抵达荣市省汽车总站，位于郊区。我决定前往市内寻找住宿，主意已定。“阮海安同志！”我刚下车，便出声呼唤了他。他愣了一下，既未回应也未怒目相视，只是平静地注视着我。这使我确信，他对我并无反感。我展示卡片说明欲往市区住宿，请求介绍。懂些中文的前特工阮海安随即召来出租车，我们一同乘车，迅速前往市区。抵达市内老汽车站约20分钟后，我按住欲付车费的阮海安的手，自行支付了费用。下车步入左巷，我带他到一家旅馆，邀他共进晚餐，他却笑着婉拒了。连续四日未见阮海安现身旅馆，一切如常，显然他对我无害。我反倒渴望见到他，以便倾心交谈，互诉衷肠。第五天黄昏时分，阮海安抵达了。他邀请我前往一家咖啡馆，一同品尝咖啡。那晚，他特意挑了个灯光朦胧且隐蔽的咖啡馆。步入店内，一曲《剑湖夜》悠扬响起，引领众人仿佛步入了一个梦幻仙境。两人轻啜咖啡，目光交汇，欲言又止，心中千言万语，却一时找不到开口的契机。
我率先开口，拣他乐意听的问道：“你为何不恨我？此刻，你大可让我成为你的俘虏，不是吗？”阮海安微微一笑，未直接回应，转而主动叙述起自己当时遭遇俘虏的经过。
被俘虏的那个夜晚，他率六名特工潜入郭参阵地，意图摧毁我军94团指挥所。阮海安命令三人留守山下，自己则率领两人悄悄接近阵地，首要任务是捕获一名哨兵。阮海安表示，越军指挥员与苏联顾问曾一再强调中国军队不足为惧，乃和平之师，不堪一击。然而，阮海安亲眼所见却并非如此。接近哨兵时，因响声哨兵喊出口令，两特工无法应答。一特工随即拉响腰间两枚手榴弹，冲向哨兵欲同归于尽，另一特工则意图袭击团首长。哨兵灵机一动，紧紧抱住敌特工，用尽力气将他猛然推向另一特工，随后迅速卧倒。刹那间，两声“轰隆”巨响，两名敌特工被炸死。闻听爆炸声响，部队迅速行动，包围现场，并即刻捉拿了正欲潜逃的阮海安。阮海安所述属实。他意图偷袭的是94团3营9连，该连哨兵为3班长杨世昌。94团刚从援老抗美任务归来，绝非战斗力薄弱的和平部队。说到此处，阮海安轻啜咖啡，神色犹豫。终而开口：“中越如同兄弟，贵国为兄，我方为弟，兄长何故欺凌幼弟呢？”话已至此，我坦言道：“通常，兄长应护幼弟，但若幼弟蛮横无理，屡施拳脚，试问兄长是否应还击？”他一脸懵懂，沉默不语，转而谈起归家后的生活：务农种稻，辅以水果，后与村中姑娘结缘，育有一儿一女。近年来，他因年迈且受伤病困扰，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生活陷入困境。此次偶遇我，他正前往河内求医问药。考虑到他的生活困境，我递上1000元人民币。阮海安惊讶地迟疑着，我坚持放在他手中并轻轻按下。他终于收下，眼眶微微泛红。我未解的疑惑驱使我再次询问阮海安，为何他对我没有怨恨。他微笑道：“同为军人，服从命令乃天职，咱俩都没错，何来恨意？人，不应活在仇恨里，不然只会苦了自己……”我完全赞同阮海安的观点。
阮海安的事迹令我即刻忆起一位近八旬老者，她是位越战老兵之妻。其夫曾是448团指挥官，不幸被俘。战争使她由英雄之妻沦为战俘家属，饱受屈辱。丈夫离世后，她向我倾诉良久，但完稿后却怯于发表，惧再遭谩骂。她不解，丈夫已战场竭力，为何被俘仅余耻辱？被俘官兵承受了我们的败仗、屈辱、苦难及过错，而他们仅是服从命令。战俘待遇因国而异，有的饱受双重折磨，他们亦是英雄。唯有正视战俘问题，老奶奶方能释怀，同意刊发其故事。
（文中部分角色采用虚构姓名）插图展示：图中呈现的是大五花，通过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完美捕捉了大五花的独特美感与细节，令人赞叹不已。#百家说史迎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