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开头那会儿，南京城西边有个茶摊，周围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原来啊，那个50来岁的摊主刚让公安人员给带走了。大伙儿议论纷纷，都说他是个中统的特务。
“镇反”风波平息之后，南京城里城外，到处都贴上了通知。只要以前在国民党那边干过活的，都得跑去公安机关报个到、留个底。那会儿，去登记的人数还真不少，这样一来，“镇反”工作可算是轻松多了。
审问过程中，鲍君甫一脸不在乎。当他的身份已经被铁证如山，马上要走完程序被判重刑时，他突然情绪激动地嚷了起来：“我有异议！陈赓能站出来为我说好话，证明我有功劳！”
他这是想让陈赓来给他做个证明吧？
不管啥样的人，都有权去找证人，可没想到陈赓的证词，竟然彻彻底底地转变了他的命运。
陈赓对鲍君甫挺了解的。
他老家在广东珠海，家里挺有钱的，所以很小就去日本留学了，最后从早稻田大学毕业。但他对留在日本工作并不感兴趣。
1919年，鲍君甫回到了大上海。满怀一股子想干事的冲劲，他到处找机会工作，最后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在一家日本商人开的洋行里上了班。天天公司和家两点跑，他觉得有点没意思。正好那时候有些通讯社缺日文稿子，他就抽空干起了副业，做起了兼职翻译。
这日子本来过得挺有滋有味的，结果战乱一来，全给搅和乱了。
“五卅”事件如狂风暴雨般冲击上海，满大街都是人们高喊着要“推翻帝国主义”。眼见着工人和学生流血又牺牲，这让鲍君甫心里燃起了反抗的火焰。他投身到罢工和游行的队伍里，在这一连串的动荡中，他碰见了来自同一个地方的杨剑虹。
杨剑虹这个人，既是洋务工会的头头，也跟青帮有那么点关系。鲍君甫一听说他的双重身份，心里头就生出股子敬佩，觉得这才是真正混出了点名堂的人。打那以后，鲍君甫就铁了心要跟着杨剑虹混。
杨剑虹和鲍君甫既是老乡又结拜为兄弟，所以他对鲍君甫特别上心，毫不吝啬地把自己的朋友圈和资源都分享给他。他还亲自引荐鲍君甫给陈果夫和陈立夫认识，这为鲍君甫以后加入国民党铺平了道路。
那时候，鲍君甫的生活里还出现了一段小插曲。那是在1926年的某一天，有个朋友跟他说想介绍一个学生来学日语。鲍君甫日语说得好，一听这话，立马就爽快地答应了。那个学生叫陈养山，两人一见面，陈养山就直接跟鲍君甫摊牌了，说他是我党的人。陈养山年纪轻，说话办事都挺利索，学日语也学得挺快。鲍君甫看他挺对眼，经常留他下来一起喝酒聊天。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聊时局，一边对饮一边谈理想，时间一长，鲍君甫发现自己越来越欣赏这个“学生”了。就这么一来二去的，两人慢慢地就成了铁哥们儿。
正当鲍君甫觉得自个儿日子过得挺顺溜的时候，杨剑虹那边却出了岔子。
由于青帮内部起了纷争，他走上了绝路，这让鲍君甫心里头特别难过。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名字换成杨登瀛，这么做是为了缅怀他的“大哥”。
杨登瀛正忙着给杨剑虹处理身后事呢，突然间，徐恩曾的委任状就送到了他手里。这一下子，他成了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从此以后，在上海，杨登瀛也算是有了响当当的名号。
在杨剑虹遭遇不测前三个月，蒋介石决定在上海搞个秘密情报机构，还吩咐徐恩曾去扩充人手。徐恩曾原本看上的是杨剑虹，可谁料到他半路上就没了，于是选了杨登瀛来代替。
陈养山找杨登瀛当“老师”，其实不只是想学日语，他还有别的事儿要做。后来听说杨登瀛当上了特派员，陈养山赶紧就把这事儿跟周恩来说了。周恩来一听，立刻就打算让杨登瀛加入我们党，做情报工作。
后来，杨登瀛就变成了我们党在秘密工作中的“内部人员”，他只听陈赓一个人的指挥，并且他们俩是“直接联系”的。
杨登瀛肚子里有墨水，靠着徐恩曾给的光环，在上海滩那是混得风生水起，啥场面都能应付得来。
有了杨登瀛的搭线，钱壮飞顺利坐上了徐恩曾机要秘书的位置。后来顾顺章变节，但他的告密文件还没到南京，就被咱们党的中央特科给截获了。
杨登瀛一边跟蒋介石那边的人喝酒聊天，打成一片，另一边则偷偷跟我党的人保持联系。他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成了我们党最早成功潜入敌人特务机关的关键情报员。
蒋介石搞出了那个“四一二”事变，整个上海顿时人心惶惶，我们党内好多潜伏的同志接连被捕。要想把这些同志救出来，杨登瀛那可是立了大功。
1928年那年的秋天，杨登瀛被松沪警备司令部的人给喊了过去，他们给了他一封密封的信，让他好好瞅瞅。杨登瀛一字一句地把信给读完了，信里头详细写了我党七位同志的底细和住处。读完信，杨登瀛还专门留意了下写信的人，署名是戴冰石。
接着，杨登瀛接到任务，把我党的七名同志都带走了，并且立刻把这事儿告诉了陈赓。就在这紧要关头，陈赓迅速动手，干掉了那个叛徒，还把那七个人给救了出来。
一年后，上海新闸路12号举办了一场会议，由澎湃和杨殷两人主导。会议正在进行得火热时，意外发生了，一大批巡捕猛地闯了进来。大家还没来得及有啥反应，就被一股脑儿地塞进了钢甲车里。
周恩来一听到消息，心里立马咯噔一下，感觉事情出岔子了。咱们党开会，那地点可都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的隐秘地方。可敌人怎么就那么巧，跟长了眼睛似的，直接上楼抓人了呢？
在紧急碰头会上，周思来一脸严肃地告诉大家：“咱们队伍里肯定有人叛变了。”
陈赓接到任务，得赶紧把那个叛徒揪出来，还得救同志们出去。他二话不说，马上就给杨登瀛打了电话，催他快点把事情办好。
杨登瀛费了好大一番功夫，东问西问，最后终于搞清楚了，原来那个叛徒就是我们军委的秘书，白鑫。
以前，白鑫有个亲戚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给我党惹了不少麻烦。后来，这事儿被澎湃给撞上了，直接就把他给解决了。打那以后，白鑫心里就记恨上了澎湃。
他为了帮亲戚出气，居然偷偷跑到上海，向国民党那边投了案，还把他们掌握的澎湃等人，在新闸路聚会的地方给供了出来。
关于杨登瀛提供的情报，为了不误会任何一位同志，我们党再次进行了仔细核实，最后确认杨登瀛说的都是真话。
抓坏人跟救同志一样都不能慢，杨登瀛传来的确切消息说，28号一大早，澎湃他们就会被送到上海龙华的警备司令部。听到这个，中央特科的兄弟姐妹们都动了起来。大家按照商量好的时间，悄悄埋伏在了枫林桥边上，因为那是运送同志们的车子必定要经过的地方。杨登瀛还特地想办法告诉了澎湃，让他心里有数，做好准备。
不过，大家想尽办法去救，结果还是没成功。杨登瀛给的信息是准的，问题是国民党的大佬们使了个诈，悄悄地把转移时间提前了俩小时，就为了阻止咱们救人，这事儿他们内部还没几个人知道。
澎湃和战友们最终在龙华壮烈牺牲，但那个叛徒却依旧在外头自由自在地晃荡。周恩来果断下令，必须解决掉白鑫这个隐患。
现在的白鑫被“藏”得严严实实，整天都猫在国民党的人范争波家中，跟躲猫猫似的，生怕见光。为了尽快解决掉他，陈赓又一次找上了杨登瀛。
杨登瀛出面打听后，白鑫现在的情况就暴露了。南京那边已经给他汇了一笔钱，他买了近几天的飞机票，打算逃到国外去躲一躲。
抓紧时间，陈赓马上安排了计划，动手清除奸细。
白鑫逃跑的那天下午，范家门口停了一辆轿车，范家人急匆匆地把行李往车上搬。在不远处躲着的陈赓给大伙儿递了个眼神，示意大家要打起精神来。没过多久，几个穿黑衣服的人围着白鑫从范家大门出来，就在白鑫刚要上车的那一刻，陈赓大喊一声，特科队员立马冲了上去。
白鑫一看情况不妙，吓得立马转身逃跑。刚等他伸手去掏枪想要反抗，陈赓眼疾手快，一下子就把他给解决了。
往后的日子里，杨登瀛和陈赓一起行动，帮助了很多我们党的同志脱离险境，比如任弼时、关向应等人也被他们救了出来。
顾顺章背叛党组织后，上海的中央特科遭受了重创，杨登瀛也因此被抓进了监狱，和我党的联系彻底中断了。好在有上司张道藩出手相助，杨登瀛的冤屈才得以昭雪，他在1932年重获自由，走出了监狱的大门。
在那两年里，杨登瀛过着挺平凡的日子，就跟普通人没啥两样。到了1934年，国民党又把他找了出来，让他去当南京感化院的头儿。这活儿其实挺清闲的，没啥大波澜，就是平平淡淡地混日子呗。
新中国一建立，杨登瀛就变成了普通老百姓，他把自己的名字换回鲍君甫，在南京城的西边摆了个茶水摊，靠这个摊子养活自己。
“镇反”行动风起云涌之时，鲍君甫心里头觉得自己对我党没啥亏心事，因此腰杆挺得直直的，压根儿没把那张要求登记身份的布告当回事。日子一天天过去，布告的有效期都溜走了，他还是没往公安机关迈一步去登记。结果，就这么被抓了个正着。
在法庭上，鲍君甫觉得心里憋屈，一直憋着没吭声。眼看就要被判重刑了，他突然激动地嚷起来：“我抗议！陈赓能为我作证，我可是有功的！”
后来，当时的学院院长鞠华亲笔给陈赓写了封信。陈赓在回信里，仔仔细细地确认了鲍君甫以前为我们党立下的大功。
事后，鲍君甫不仅顺利返回家中，而且得益于陈赓和李克农的关照，每个月都能拿到一笔生活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笔钱也跟着时代的步伐，有了相应的增长。
鲍君甫到了晚年，那些以前一起在隐蔽战线上战斗过的老伙伴们还是很挂念他，特别是安娥，经常邀请他到北京去玩，而且还会时不时地给他寄些日常用的东西，这让他心里头觉得挺暖和的。
1969年的时候，鲍君甫因为生病离开了人世，那时候他已经76岁了。
鲍君甫这辈子真的挺传奇，他一边和狼打交道，一边心里装着正义，站到了我们党这边。他给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很重要的一笔，这事儿永远都忘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