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文坛》开辟专栏讨论“批评”问题，并命我也来谈一谈。说实话，我对这话题毫无兴趣。张燕玲主编问我为何无兴趣，我说对如今的所谓“文学批评”，只感到无聊，无聊得根本就提不起精神去说它。而张主编以为，这种无聊感也是对批评现状的一种反应，说说感到无聊的原因，也算表达了对批评的一种看法。并强调，只要是谈“文学问题”，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人都不妨“骂”，不必有丝毫顾忌。张主编办刊物的热情和毅力一向为我所钦佩，她既然把话说到这种程度，我也就一时冲动，应承了。
在具体谈论批评现状之前，我得先说明一下，我对批评现状感到无聊，并不意味着这些年就没有一个不无聊的批评家，没有一篇不无聊的批评文章。诚实、敏锐而又富有学养的批评家还是有的，令人双目一亮的批评文章也还是偶尔能读到的。例如，李建军近年的一系列文章，诸如对贾平凹、对池莉的批评等等，就不无振聋发聩的意味。再例如，吴俊和李静对王安忆的批评，也给人以凿破混沌之感。但这样的批评家、这样的批评文章，并不是批评界的主流。构成主流的“批评家”，给我的基本感觉就是无聊。
下面说说我对“批评”感到无聊的理由。
所谓“文坛”者，或许自古就是名利场。自从有了一个“坛”，就免不了众人在上面争名逐利。这其实也正常不过。视“文坛”为净土、视文学家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圣洁之士，大概只有深山老林中的文学少女还会有这种想法。在文学的名利场上，批评是必不可少的角色。关于批评有何用，一直存在争议，我知道，不少人心中，对批评的作用都是很怀疑的，一些创作家则公然表示着对批评的鄙视不屑。其实他们都大错特错。若没有批评家忙前忙后地张罗，文坛上的名利分配怎样进行？若问批评有何用，我们至少可以回答：在文坛上的名利分配中，批评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方面，作为一个“整体”的“批评”，与创作家的名利分配有密切关系，创作家的名声、创作家的获奖等等，都在相当程度上依赖着批评；如果意识到评奖活动本身也是一种形式的批评，那就可以说，一个创作家的获奖，直接就是批评的“赐予”。另一方面，批评家也是文坛的一部分，也有自己的名利追求。他们当然不是文坛上的“志愿者”和“义务工”，他们的批评活动也要与名利挂钩。
如果把文坛上的名利比作一块蛋糕，批评家忙着为创作家切蛋糕，自己当然也要获取尽可能大的一份。不过，在实际的文坛名利分配中，情形要复杂得多。并不仅仅是作为“整体”的“批评”为创作切蛋糕，一个批评家能否分得一份蛋糕和分得多大的一份蛋糕，也取决于别的批评家或创作家。
或许有人对我用这种眼光观察文坛大为不满，其实，如今在文坛上活跃的批评家，他们中有些人，对文坛作为一种名利场，看得远比我透彻。他们或许没有很逻辑地研究、分析过作为名利场的文坛，但他们凭直觉便准确地把握了文坛的名利关系，只要看看他们的一言一行是那样符合“趋利避害”的人类“天性”，便不难明白这一点。当然不是说，批评家就应该彻底泯灭名利之心。但我以为，一个弄批评的人，他对名利的追求应该是在不丧失批评的本性的前提下进行的。
通俗的说，批评家对名利的追求，不应该以放弃批评的“操守”为代价。只要能大体守住这一底线，批评家不妨在争名逐利上各显神通。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职业伦理”。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职业”，也有着批评者必须遵守的“职业伦理”。可如今一些号称“批评家”的人，看来看去，除了看到他们“坚守”着对名利的追求，实在看不出他们还有别的“坚守”。
在这些人那里，批评已完全被当作猎取名利的手段。这样，批评，也就成了一种纯技术性的“操作”。在进行这种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操作”时，“操守”二字是从不会在他们的意识里冒头的。
文坛上有许多活动是需要联手进行的，换句话说，有些名利是必须多人协力争取的。于是，批评家们呼朋引类、拉帮结派。远远望去，文坛上的一个个山头隐然可见。在这些山头安营扎寨者，当然并不全是批评家，也有一些创作家，也有些报纸杂志。——这道理也很简单，文坛上“利益集团”的形成，仅有批评家当然是不够的。
如果这些“山头”意味着不同的批评“流派”，那是好事。一个批评家，尤其是一个成熟的批评家，是应该有自己的批评个性的，这种批评个性建立在对文学相对独特的理解上，建立在对文学较为恒定的价值理想上。同时，对文学有着相同的理解和相近的价值理想者，自然也可以形成某种“小圈子”。“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批评家也完全可以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但这种“小圈子”的形成，却必须是基于文学本身的理由，它对作品的接受或拒绝、肯定或否定，都立足于对文学共同的理解和价值理想。
而如今的批评界，有几人是有着鲜明的批评个性的？他们的“路数”都差不多。虽然十分活跃，文坛上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各种活动中都能见到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面目却是模糊的。一些面目模糊的人组成的“山头”，面目必然也是模糊的。他们本就不是因为对某种文学理想的“坚守”而携手。他们“啸聚”在一起的目的，本就是扎堆儿“操作”各种活动：评奖、编书、开研讨会等等。说他们是文坛上的“黑恶势力”或许言重。但说他们“山头主义”、垄断资源、欺行霸市、欺世盗名（利），总还有几分道理。
有人说，如今每年都有大量作品问世，光长篇小说就数量惊人，因此需要有许多的批评家来批评研究。——这其实是昏话。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能够成为和有必要成为批评研究的对象。绝大多数作品必然是过眼云烟，它们悄无声息地来、悄无声息地去。只有极少数作品能够进入批评家的视野并让批评家产生评说的冲动。从总体上说，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有一项基本功能，即为文学史进行第一轮筛选。
一个负责任的批评家，一个不失“操守”的批评家，一个有起码的“职业伦理”的批评家，他选择什么作品予以评说，总应该大体上是基于文学本身的理由。一部作品在文学的意义上（而不是在人际的意义上）引起了批评家评说的兴趣，于是他对之品评一番。请注意，我说的是“大体上”，并不认为批评家的每一次批评活动，都要源自内在的文学性冲动。
我知道，一个弄批评的人，有时难免要“应付”一些事情，包括为一部自己毫不感兴趣的作品写评论。但我觉得一来这种“应付”性评论不能多，在你的全部批评活动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二来，你确实是迫不得已才痛苦地来“应付”的。可如今的情形似乎有些相反。批评家们或许偶尔也会完全出于文学性冲动而去评说一部作品，但更多的时候，大部分时候，似乎都不是被作品本身所触动、所感动，而是被写了这作品的人所触动、所感动，才去评说这作品的。
毋庸讳言，批评是一种“资源”，文坛上总体的批评资源是有限的；同时，这种批评资源对于创作家来说是必要的。常见十分牛气的作家对批评公然表示不屑，宣称自己并不在意是否被批评家注意，也从不阅读任何批评文章。这种表态通常是当不得真的，至少不能全当真。说实话，在自古至今的作家中，我还真未发现有谁完全不在意批评。一个创作家完全不在意对他作品的评价，在逻辑上就说不通。有限的批评资源不可能在所有创作者身上平均分配。有的创作者占有较多的批评资源，有的则只能占有较少的，大多数创作者则几乎不能占有批评资源。这种资源的配置权由谁掌握呢？确实相当程度上由批评家掌握。
批评家都能遵守“职业伦理”，都能出于文学本身的原因而关注一部作品，是批评资源公正配置的前提。而当批评家大多数时候都是根据作品以外的原因来选择批评对象时，当批评家的批评热情不是源于作品本身而是源于其他种种因素时，批评资源的配置就很不公正。有人说，如今，一个尚未成名的创作者，倘若“不跟批评家搞好关系”，倘若未能进入文坛上的某个“山头”，就是写得再好，批评家们也会视而不见。
不能说事情就绝对是这样，但“人情批评”、“关系批评”在今天确实是突出存在的现象。将批评视作对被批评者的“恩惠”甚至“恩宠”，将批评当作一种个人的名利“投资”，将批评当作沽恩市义的手段，是最要不得的事情。——而这样的现象在今天的批评界并不罕见。
西方人曾言：“批评是艺术内部的敌人。”意思是说，批评家的“天职”就是对创作家的创作百般挑剔，对创作家“横挑鼻子竖挑眼”。——这话至少有一半道理。广义的“批评”包括肯定和否定，狭义的批评则仅指否定。如果立足于狭义的“批评”来观察批评界，你会发现，有不少人是从不“批评”的“批评家”。这种“批评家”不是艺术内部的“敌人”，而是“艺术内部”的“仆人”、“佣人”。
不对创作家发表否定性的看法，不对创作家进行质疑、追问，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只说创作家好的一面，那不好的一面则不去触及，但那好的一面确实是存在的，或者确实是他认为好的。在这种时候，批评家虽没有说出全部的真话，但毕竟也算得上没有说假话。——这样一种“批评策略”虽也不应该，但多少还可理解。
另一种情形，则是对创作家的一字一句都高声叫好。他们彻底丧失了发现创作家不足的能力，他们合适的称号应该是“表扬家”。他们已经成了创作家的“跟屁虫”。这种“跟屁虫”式的“表扬家”，有意无意地认定，创作家的一切创作都是合理的存在，无论怎么写都有充足的理由，而“批评”的使命就是极力去寻找创作的合理性，就是跟在创作家后面为其提供“理论根据”。
这种“跟屁”式的“表扬”与其说是一种“策略”，毋宁说是一种“习性”。而这种“习性”的养成，则是将“批评”当作名利“投资”的心态使然。因为一开始就把“批评”当作广结善缘的手段，久而久之，对创作家的“跟屁”就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近乎本能的反应。——鲁迅曾说，做文人做到这个地步，与婊子有什么差别？我不是鲁迅，我只敢问：做“批评家”做到这个地步，与乞丐有什么差别？
一个时代的创作界对批评界有怎样的态度，其实是检验这个时代的批评有多大含金量的一种尺度。一个批评家的成功，是赢得创作家广泛的敬重、敬畏，像别林斯基时代的创作家对别林斯基，像刘西渭（李健吾）时代的创作家对刘西渭。而准确、深刻地指出创作家的不足，是赢得创作家敬重、敬畏的必要条件。如今的文坛上，创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如何呢？放眼望去，那可是亲密到甜腻的程度，仿佛在度着永远也度不完的蜜月。
批评家的“保姆式”的服务，批评家的“跟屁虫式”的“表扬”，令创作家感到被侍候得十分舒服。于是他们与批评家之间也就亲如兄弟。他们会对批评家有真实的感谢，他们有时甚至公开称那种把自己侍候得最舒服的人为最优秀的批评家，但要让他们发自内心地对这样的批评家敬重、敬畏，那可就难了。我敢说，如今的创作家对批评家最普遍的真实心态，是“瞧不起”，别看他们与批评家酒桌上相互灌酒，牌桌上相互打趣，但内心深处，他们往往觉得这些吃批评饭的人一钱不值。
给定的4000字早就用过了头，可我一直在绕来绕去，并没有把话说得很到位，而且一直拿捏着说话的分寸。至于批评家们在评奖中的寡廉鲜耻，在那些所谓的“学会”改选中的丑态百出，在某类创作家面前的“跪式服务”，我就不说了。
得罪了！弄批评的朋友和非朋友们。
2003年6月25日🥢
（转载自《当知识遇上信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原题《在文学的名利场上——漫说批评》，仅作学习交流之用。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