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忠

艾玛的长篇小说《观相山》篇幅不长，小说常规中所要求的冲突矛盾不激烈，不过是中年夫妇邵瑾与范松涛日常生活中截取的一段时光。一个经过二度组合的家庭，可以说是儿女双全，而且孩子们都已经长大，女儿得慧在学习金银首饰设计，儿子得安在部队当通信兵，各自都有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不用父母亲多操心。邵瑾在一家社科院所属的杂志社做副主编，工作兢兢业业，生活波澜不惊。范松波除了学校的教学工作，还做一些校外辅导，赚一些外快，贴补家用，为自己和女儿得慧的两套住房还房贷。小日子过得安安稳稳，住在青岛地标观相山（即现实中的观象山）山后，工作之余，悠闲地喝一杯青岛鲜啤，在山前观海、山后散步，过着小有近忧鲜有远虑的自在生活。

读到这里，我忽然有所领悟，从作品的气象到人物的命名都是向内的，小日子、小格局。洋洋大观，气象万千，可是大观已故，只有小观还在精神困顿中委曲求生。范松波有个已故堂弟叫范松涛，在作品中，松涛寻求的是灵魂的救赎，曾经走向苍茫的远方，而松涛已逝；松波陷入的是现实的忧思，直接关联到现实中的两大难题，教育与住房。高中数学教师尽职尽力，还在课外帮助一些学生补数学课，为了偿还房贷而奔波。相对于学姐程凌云的“志在凌云”，邵瑾可阐释的内涵较为有限，她没有像程凌云那样凌虚高蹈，嫁给范松波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给范松涛的遗腹子有一个合法的身份。

在《观相山》中，邵瑾半是调侃半是自叹道：“我看也就我们需要好好认识自己，不够格思考一切的……”“认识你自己”是苏格拉底的名言，思考一切则源自马克思。把两者整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合格的文化人。两者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为什么邵瑾会回退到自我认识的立场呢？

范松波在作品中身影活跃的年度，正是行将50岁之际，时日尚早，邵瑾就在精心盘算如何给范松波贺寿。范松波即将进入知天命之年，但作家从邵瑾的角度谈论给范松波庆贺生日，生日成为邵瑾回望她与范松波成家以来走过的诸多沟沟坎坎、往事烟云的契机，也成为总结各自人生经验的时间节点。邵瑾和范松波因彼此的需要而走到一起，组合为一个新的家庭，在寻常岁月中忙于大大小小的家庭事务，情感日渐融洽，爱意愈演愈浓，成为一对模范夫妻，把自己活成了不打折扣的“好男人”“好女人”。他们谨小慎微地维护着彼此的情感和物质需要，规规矩矩在切实可行的人生之路上行走，在作品中，连一次争吵翻脸的杯水波澜都不曾出现。

但是，当下的小日子的安稳静好，逃不脱一只看不见的大手的拨弄。程凌云和她的家人以及在贫困中生长的父子两代人、范松涛及其父母、范松波前妻老曹为了读书的学费跪在父亲面前苦求而不得，还有大观为看望范松涛意外地遭遇车祸身亡的悲剧……过往的一切，造成邵瑾和范松波的心灵创伤，怎样能够在漫长的时光中舔舐伤口、平复剧痛呢？虽然说沉重往事成因复杂，并非邵瑾和范松波之责，但是，亲人离去的痛苦，往事如烟的迷离，却成为他们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重。这也是他们接近天命的一大障碍。

眼下风平浪静的小日子，旧时难以抚平的大创痛，形成两个反差强烈的版块。怎样处理二者的关系，需要高超的技巧，以及更深奥的生活哲学作为后盾。

《观相山》的封面上印着一句话，可以成为我们解读作品的引语：“从没有不合理的生活，只有不被理解的人生。”理解了人生，也就理解了曾经被视作天书一样难读的理论。邵瑾和程凌云有这样一段对话：“邵瑾‘嗯’了一声，又问你有没有觉得，以前那些令人头疼的书，哈耶克也好凯恩斯也好，如今读着都好像变得好懂了？程凌云说，那当然，有生活做注解了嘛，要不这些年岂不是白活。”

柴米油盐，喝青啤，洗海澡，为仍然处于青春期的儿女牵挂在心，和幸运的或者不幸的朋友交往，都是生活的常态。那些个人记忆中的惨烈伤怀才是意外，是偶然，是可以逐渐理解、逐渐释怀的。与之相应地，在情节和细节的书写中，那些有可能陡起波澜和具有强烈破坏性的桥段，都被切成碎片，在日常生活之水中浸润缓释，失去了应有的整体冲击力。

理解了生活，就原谅了人生。始终缺席的范松涛的自杀之谜，是邵瑾心中的一大痛点，更是一大疑点。难以割舍的恋人断情辞世，令人刻骨铭心，其中是否有邵瑾自己的一份责任，更是难以排解。范松涛的死因一口气说起来，足以惊心动魄，分别在作品中的几处，就将其爆炸性切割成最小的板块，然后又被裹挟在当下生活的流涌中，稍纵即逝。更为重要的是，邵瑾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对自我的谴责可以做尽可能地排除，而归因于现实世界曾经的冷酷与积贫。

与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岁月的“50后”“60后”作家，以及出生和成长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时代的“80后”“90后”作家相比，“70后”作家曾经被描述为“尴尬”的一代，他们的代际标识含混不清，难以做出明晰的自我刻画。我想，艾玛的《观相山》可以视为是一种对于“70后”人生状态的精神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