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年，30岁全职宝妈韦任在经历短暂重返职场，由于找不到合适的育儿嫂，最终辞职回家当全职妈妈，半年前萌生了在小区内开办家庭托育点的创业想法。利用自家住宅开个托班，行得通吗？

2023年3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强调了“家庭托育点”这一概念。5月15日到6月15日，全国各地都开展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家庭托育点”多次被提及。在此背景下，6月19日，深圳市政协经济委召开“深聊会”，聚焦“家庭式托育”规范发展，探讨庭托育如何发力，让职工“带娃”不再难。

深聊会现场

庞大的托育需求

有人早6晚6带着孩子上下班，工作时间送到公司附近上托班

婴幼儿照料，是许多双职工家庭的难题。33岁的王璐，和老公都在深圳一家全球500强“大厂”上班，家里没有老人帮忙，她选择的是育儿嫂托育模式，经常是周六火急火燎去家政公司群面试阿姨，挑中了周日来上班观察一天，周一就把娃交给阿姨了。

每次育儿嫂用得不如意时，她就去考察托育机构，但托育机构4点接娃，且没有晚托服务，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了，继续咬牙用着育儿嫂。

同样面临带娃问题的朱莉，用了更无奈的方式——“带着上下班+托班”，来解决托班早放学的问题。她选择了公司附近的托班，早上6点带着孩子一起上班，车里换上可躺睡的安全座椅，让孩子在路上继续补觉；下午4点放学了加个晚托服务，6点下班后去接上孩子，在附近吃个晚饭，一起回家。

深圳一托育机构提供自由探索的环境，幼儿在教室里自由探索。

今年5月，二胎妈妈程瓜送孩子到楼下托育机构体验了一周后，表示“再也不去了”。这家托育机构是利用街边商铺合并起来开的，没有户外活动场地，消防通不过备案，教室不规范，狭长狭长的，20多个幼儿挤在一起，基本活动不开。

程女士孩子体验的托育机构

程女士孩子体验的托育机构

程女士还考察了小区的一家家庭托育点，考虑是“作坊式”托育，扛风险能力弱，程女士也放弃了。

处于灰色地带的家庭托育

30出头职业女性辞职带孩子，萌生“帮助”别人带孩子的想法

今年30出头的宝妈韦任，2020年孩子出生后，曾短暂返回职场。由于没有人手帮忙带孩子，在更换了十几个育儿嫂后，无奈辞掉了出版社的工作，回家亲自带。韦任自身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同时是一位学习型妈妈。

在家全职带娃的这几年里，经常有朋友跟她开玩笑说“要不把我娃也放到你那，带一个孩子是带，多带几个也是带”。韦任身边有不少朋友，也有和自己类似的困境，双职工家庭，老人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来帮忙，育儿嫂换来换去又找不到满意的，家附近又没有合适的托育机构，每天起床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上班了孩子咋办”。

和一番讨论后，韦任开始考察家庭托育点。早在《办法》出台前，家庭托育点就已在许多小区扎根生长，只是存在于“灰色地带”，有“自家场地+宝妈当老师+阿姨”的模式，也有“租场地+请老师+阿姨”的模式，但都没有执照，从业人员也没有相关职业技能证书，讲究“你情我愿”“彼此信任”。

看到有先例后，韦任有些迫不及待。对于全职宝妈而言，如果能把带娃变成一个专业，变成一项事业，带好自己的娃，同时也带好大家的娃，顺便把班上了，把钱赚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安排吗？

但当她把想法跟老公讲了之后，老公给她泼了一头冷水，“孩子在我们家受伤了，怎么办？”“如果别的孩子与我们的孩子起冲突，你怎么处理？”“一个人看一个已经累得够呛了，多1个孩子，工作量可不是1+1=2这么简单”“也赚不到什么钱，还要面对其他家长的各种要求”居中丈夫的一顿猛分析，让韦任却步了。

除了来自服务对象的压力，家庭托育还面临被邻里投诉和政府部门检查的风险，有家庭托育点就因楼上邻居的“小孩子太吵”“占据电梯”等投诉，顶不住压力关停了。

家庭托育，如何规范发展？

《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或将缓解“带娃难题”

据2021年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提供的数据，中国0至3岁婴幼儿约有4200万，其中1/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总体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截至2021年底，我国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为2.03个，距离“十四五”期末4.5个的目标还存在很大差距。

据统计，截至2022年底，深圳全市共有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724家，可提供托位数约3.59万个，千人托位数约2.0个。

有专家指出，“孩子没人带”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三胎”生育政策的推行，优质、便捷的托育服务更成为不少家庭的“刚需”。

在深圳坂田小象睿恩托育园，幼儿们在“过家家”游戏中自由探索。

2023年3月1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强调了“家庭托育点”这一概念，指“利用住宅，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托育服务的场所，且收托人数不应超过5人”。

有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意味着国家层面开始对家庭托育点进行规范，未来家庭托育模式将走向合法合规。

家庭办托育点，迈出关键一步需考虑诸多问题

婴幼儿托育服务，一头连接着家庭和谐幸福，一头连着人口均衡发展。目前，现有的托育模式，难以满足家长就近、灵活送托、经济可靠等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家庭托育点作为一种规模较小、灵活性较高、适配性较强的婴幼儿托育服务模式在“灰色地带”悄然发展。

家庭托育点如何走出“灰色地带”，实现合规“带娃”？其能否成为现有托育路径之外一个经济且可靠的补充？

在市政协委员、深圳通高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晓钰看来，家庭托育人数少，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关注，而且孩子不用离开熟悉的小区环境，还能增加女性就业机会，只要办出品质，家长和孩子觉得满意，当然是一种好方式，从这些角度来看，是一个积极的方向。但刘晓钰同时认为，家庭托育还存在门槛低、监管难等问题。

市政协委员、深圳通高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晓钰。

市政协委员、北京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周璇更是从刚需、托育点的专业度、家长入托认知、医疗卫生、设施安全、从业人员素质、可持续发展（盈利模式）、保险保障等方面罗列出她对家庭托育模式的思考。她表示，家庭托育点不是在家里管几个孩子吃喝拉撒这么简单的，应该充分考虑风险，相应保险也得跟上，家庭托育点的抗风险能力往往比托育机构低，万一入托孩子出了什么风险，家庭托育点可能倾家荡产都不一定赔得起；再者，家庭托育点的风险还在于“人”，除了经营者（宝妈）人品过关之外，经营者聘请的人的品行和技能也要过关才行。建议经营者系统地学习法律相关知识，充分了解风险，再去经营这个产业会更稳健，因为事关孩子，皆无小事儿。

市政协委员、北京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周璇。

福田区人大教科文卫侨工委委员、市托育服务协会副会长吴辉也指出，如果把带娃当成事业来做，经营者需要有综合运营管理能力。家庭托育点其实就是一个微型的托育机构，经营者不得不考虑盈利问题。因为人数限制、收费低等原因，家庭托育点实现盈利本身就很难。如果经营者通过其他方式比如餐饮支出、员工支出方面去控制成本，可能会影响服务品质。

福田区人大教科文卫侨工委委员、市托育服务协会副会长吴辉。

深圳儿童医院儿童保健与心理健康中心护士长、广东省护理学会儿童保健与健康管理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李颖也指出，开设家庭托育点，开办人的家庭必须可靠，家庭成员不能有犯罪记录和犯罪倾向；经营者还要是一定的专业知识、热爱带娃。家长可能会有顾虑，因为带自己的孩子和带别人的孩子是有差异的，当自己的孩子和别的孩子出现矛盾时，先顾哪个，经营者要在妈妈和老师这两个角色中切换。且居家环境相对狭小，大家私小家电、厨房都在一起，安全隐患比较多，不建议利用自己住宅做家庭托育。她建议，如果有几个宝妈都想做这件事情，可以一起去考资质，向有关部门申请开办并接受监管，几个宝妈在一起，带自己孩子的同时，可以带别的孩子。

深圳儿童医院儿童保健与心理健康中心护士长、广东省护理学会儿童保健与健康管理护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李颖。

建议成立家庭托育协会，培训宝妈变成职业化托育专家

资深早教工作者、深圳市小象睿恩蒙特梭利国际教育有限公司创始人向琼指出，目前最愿意从事家庭托育工作的就是宝妈，宝妈当中，其实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因为带娃的关系，牺牲了事业。她们带自己孩子带出了经验，把自己孩子教好之后，特别愿意把经验分享出去，“如果在小区里面做家庭托育，对整个小区的育儿氛围是有帮助的，它会影响一群人，会让更多家庭变得更好”。

深圳市小象睿恩蒙特梭利国际教育有限公司创始人向琼。

深圳春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天使之家托育创始人杨薇算是较早一批摸索家庭托育的宝妈。早在2011年，她就开办了第一家家庭托育点，当时在小区一楼租了一套复式房，用不了三四天时间就招满了8个孩子。“当时也没有什么指引文件，摸索着做，我们专门去了早教知识，来面对不同的小朋友。”就这样，杨薇的第一家家庭托育点诞生了，后来又开办来了其他点，并成立了公司来经营。

深圳春泥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杨薇。

在有多年家庭托育运营经验的杨薇看来，家庭托育点门槛低，也有很多宝妈愿意去从事这项工作，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解决规范化发展问题。她表示，要想让以家庭为单位的托育点真正达到标准化运营，让宝妈变成职业化的托育专家，需要成立家庭托育协会，协助政府部门健全家庭托育点的准入资格和审批制度，从培训着手，给予从业者培训和规范化指引、给予场地布置指引，对准入后的家庭托育点，健全婴幼儿信息管理和托育服务信息公开制度，加快建立家庭托育点服务质量评估制度、安全保障和责任追究等管理制度，避免零散发展，增加监管难度。

市政协常委、深圳市衡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朱小萍非常支持成立协会，建立标准，对行业进行规范，提升品质。

发展家庭托育点，建议按需规范供给和以专业人才为导向

有早教从业者做过预判，深圳现在全市有3595+个小区，如果每个小区有2个家庭点，那么全市就会有7000家，每一家可提供5个托位，那全市可增加3.5万个托位，数量庞大。这个数据让周璇觉得“过于激进”。她表示，“托育难、招不满”的托育难题一直存在，有些托育机构由于招生不足，一直还处于亏损的状态。那么，在目前出生率逐年下降的情况下，未来增加了这么多家庭托育点，如果招不满人，会浪费社会资源。她指出，应及时调研和预判社区内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的需求量以及消费能力，以实际托育需求为导向，按需供给、有效供给，避免盲目建设。

朱小萍也指出，家庭托育点不是小作坊，不仅有托，还要有育。家长对托育的期待，不仅是希望有地方可以安置孩子，更是希望得到专业的照护。因此，家庭托育点的建设与发展，必须以规范托育服务质量为前提。

对此，市总商会副会长，深信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邓文俊表示，家庭托育这个行业发展逻辑和其他行业不同，“我认为它不应该是广撒网的扶持，而是以专业人才为导向的扶持，就像律师行业一样，个人负责制，让高水平人才去搞家庭托育示范，而不是让每个社区都去搞”。

市政协委员、罗湖区桂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林宣妤非常赞同“以专业人才为导向”的观点，她表示，托育大方向肯定是以机构托育为主，家庭托育点为辅。家庭托育点的发展，可借鉴已有的基层治理经验——在社区“孵化”基层治理达人能人，宝妈有好点子和执行力，政府部门进行引导，培育她们建立一个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组织去承接社会服务活动，这样同时也解决监管问题，因为社会组织监管已经有一套比较成熟体系。

市政协委员、罗湖区桂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林宣妤。

深聊金句

市政协委员、深圳通高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晓钰：

家庭托育人数少，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关注，而且孩子不用离开熟悉的小区环境，还能增加女性就业机会，只要办出品质，家长和孩子觉得满意，当然是一种好方式，从这些角度来看，是一个积极的方向。但同时，家庭托育还存在门槛低、监管难等问题。

市政协委员

北京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周璇：

建议经营者系统地学习法律相关知识，充分了解风险，再去经营这个产业会更稳健，因为事关孩子，皆无小事儿。

市政协委员、罗湖区桂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林宣妤：

托育大方向肯定是以机构托育为主，家庭托育点为辅

（文中韦任、王璐、朱莉、程瓜，均为化名）

采写：南都记者陈荣梅通讯员赵秋惠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