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1241 年，宋蒙战争在持续了 7 年之久后，终于迎来了重大转机。
这一年的 11 月，蒙古大汗窝阔台因病离世。蒙古内部随即陷入了激烈的汗位争夺之中，蒙古军主力不得不北归。南宋由此获得了极为宝贵的喘息与调整时间。南宋朝廷抓住这一天赐良机，决定着手进行反攻。西线宋军承担起了收复巴蜀失地的重任，而当时西线宋军的负责人孟拱事务繁忙，于是朝廷另派余玠主政四川。
01
余玠比孟拱小 4 岁，此前一直在两淮任职。
1242 年，鉴于其过往的卓越战绩，宋理宗将他提拔为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全面负责四川防务。余玠接到委任状后，即刻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在路过荆州时，他专程拜会了孟拱。
两人经过深入商议，得出一致结论：原有的蜀口防御体系已被蒙古军摧毁，成都平原门户大开，已无法固守。为今之计，必须在四川建立全新的防御体系，即后来闻名遐迩的山城防御体系。
这一体系的核心在于，在四川盆地之内，沿江河或交通要道选择险峻的山隘口另行筑城结寨。由于新筑城寨皆位于河流之畔，宋军可借助江河运输物资，各山寨能够相互声援，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
只要坚守此地，蒙古军便难以继续推进，宋军甚至还可伺机发动反攻。然而，余玠这一放弃平原、转守山区的战略决策，令四川的众多大小官员大惑不解，他们纷纷认为余玠此举简直是异想天开，脑子出了毛病。面对下属的质疑与不支持，余玠展现出了坚定的决心，他力排众议，表示：“城成则蜀赖以安。若不成，我自找人来办此事，无需你们插手。”
在余玠的坚持下，云顶、运山、大获、德安、白帝、青居、苦竹、钓鱼城等八座山城最终得以成功修筑。
除了筑城，余玠还依据自己以往与蒙古军作战的丰富经验，总结出了四条御敌方针：其一，以逸待劳，切不可轻易出战；其二，聚保山险，切勿屯居平地；其三，多采用夜袭战术，避免白昼作战；其四，妥善收聚粮食，避免资敌。
公元 1243 年至 1246 年期间，在余玠的精心治理下，四川的经济逐渐复苏，军队的战斗力也得到了显著提升。见宋朝在四川重新建立起稳固的统治体系，蒙古人坐不住了。
公元 1246 年，蒙古军兵分四路入侵四川，但这一次，宋军凭借余玠构建的山城防御体系，成功击退了蒙古军的进攻。
战后，宋廷因余玠守蜀有功，将其擢升为兵部尚书，拜资政殿学士，给予与执政官相同的优厚待遇，仍命其驻守四川。
然而，宋朝的官场向来是“共患难易，同富贵难”。外敌入侵时，武将们是保家卫国的功臣；而外患一旦解除，国泰民安之际，武将却往往沦为朝廷猜忌与铲除的对象。
当时，首当其冲被皇帝盯上的便是孟拱。1246 年，原南宋镇北军将领、时任蒙古河南行省的范用吉背叛蒙古，秘密向孟拱请求投降。
孟拱得知后，上书朝廷，恳请宋理宗批准他招降范用吉。在孟拱看来，范用吉身为蒙古在河南的军政长官，若能将其成功招降，南宋便可尽得河南之地。然而，此时的宋理宗因惧怕范用吉归降会助长孟拱的势力，竟然拒绝了孟拱的申请。孟拱得知这一结果后，心灰意冷，他深知皇帝已对自己起了猜忌之心。
为避嫌，孟拱无奈之下主动申请致仕。宋理宗毫不留情，果断批准，剥夺了孟拱的兵权，让其以检校少师宁武军节度使的身份退休。不久之后，孟拱在极度的失望中病重濒危。
临终前，孟拱仰天长叹：“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已国破家亡。” 有抱负的武将皆渴望建功立业，可朝廷却容不下有抱负的将领，实在令人唏嘘。
孟拱辞世后，余玠继续受到朝廷重用。但随着余玠的老上司赵葵被宋理宗勒令退休，新任丞相兼枢密使谢方叔上台，余玠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公元 1253 年，谢方叔以余玠长期经营四川，拥兵自重，有尾大不掉之嫌为由，建议宋理宗将其召回临安。接到朝廷的诏书，余玠内心压力如山，他深知此去前途未卜。为自己说话的赵葵已然倒台，若不回去则有抗旨之嫌，为此余玠郁郁寡欢，忧愤成疾，最终离奇暴毙而亡。
关于余玠之死，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他是担心遭受政敌迫害，愤而自杀；也有人猜测他是食用了隔夜的江鱼而中毒身亡；还有人传言他是被政敌派来的刺客暗杀，并伪造出自杀的假象；当然，也有人觉得他只是因羞愧而自杀，毕竟他此前曾未与朝廷打招呼便处死了利州都统制王夔。
无论如何，余玠的死实在令人惋惜。南宋虽人才济济，少了孟拱和余玠，尚有他人可用，偌大的南宋不至于因一两位大将的离世便走向灭亡。但实事求是地讲，宋蒙战争是一场总体战，战线绵延数千里。南宋朝廷将首都设在地理位置偏于东南的临安，根本无法全面掌控全国战局。
彼时既无电话，又无无线电，皇帝如何能遥控千里之外的战争？
若皇帝不给地方将领实权，让他们自主经营，将领们又怎能有效指挥作战？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孟拱、余玠等将领被皇帝逼得或死或退，地方将领的兵权又被朝廷收回后，南宋的灭亡便已悄然临近。若未灭亡，只能说是运气尚佳，蒙古人暂未全力攻来罢了。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02
公元 1251 年 6 月，在蒙古草原斡难河畔举行的忽里台大会上，拖雷的长子蒙哥被蒙古宗王大臣共同拥戴为新任大汗。蒙哥即位之初，并未立即攻打南宋，因窝阔台系诸宗王拒绝承认他的汗位，蒙哥不得不与他们展开激烈争斗。
待平定这帮不服自己的窝阔台系贵族后，蒙哥又将目光投向了大理和西亚，分别派遣四弟忽必烈和六弟旭烈兀率军远征。直至公元 1258 年，蒙古军大致平定西南后，蒙哥才开始筹划攻宋。
此次攻宋，蒙哥制定了一个庞大而周密的灭宋计划。
他命忽必烈率军南攻鄂州，命兀良合台率军自大理经广西北上，策应忽必烈，自己则亲率主力攻打四川，企图东出夔门，沿长江东下。三路大军同时出击，待三路会师于鄂州后，再合兵顺江东下，直捣临安。
战争爆发后，宋军在蒙古军的强大攻势下难以抵挡，节节败退。忽必烈一路势如破竹，突破宋军的淮西防线，饮马长江；兀良合台一路也由西南方向突破宋军防线，杀至潭州城下。
这两路蒙古军虽并非主力，但已对南宋形成了巨大威胁，极有可能将南宋从北向南彻底贯穿。西面蒙哥所率的主力部队更是所向披靡，自开战后，连克利州、苦竹隘、长宁山、鹅顶堡、大获城、运山城、清居城、大梁城等众多要塞，兵临钓鱼城下。
在这波凌厉的攻势中，余玠当初精心构筑的山城防御体系遭受重创，除重庆以东、钓鱼城以南的区域仍由宋军掌控外，其余大部分据点均被蒙古军攻陷，守城的宋军要么全军覆没，要么无奈举旗投降，而蒙古军自身几乎未遭受重大损失。
照此形势发展下去，如果忽必烈和兀良合台的两路大军成功汇合，蒙哥再顺江东下，三路大军合兵一处，南宋亡国便几成定局。这无疑是朝廷贸然收权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前线虽有将才，但缺乏总揽全局的帅才，宋军在面临大规模战事时，难以充分发挥出全部战斗力。
所幸，就在蒙古军摧城拔寨之际，驻守钓鱼城的 2 万宋军在守将王坚的率领下，以必死的决心和顽强的勇气，成功拖住了蒙古西路军。得知钓鱼城守军顽强抵抗，蒙哥起初并未太在意，只是派了一名叫晋国宝的南宋降将入城招降。
但王坚坚守不降，不仅斩杀了前来招降的晋国宝，还在城楼上故意羞辱蒙哥，试图将蒙哥牵制在钓鱼城，与自己决一死战。
然而，蒙哥显然低估了钓鱼城的攻坚难度。钓鱼城所在的钓鱼山地形极为陡峭，使得蒙古军难以施展其擅长的攻城战法。据史书记载：“炮矢不可及也，梯冲不可接。” 即蒙古军的抛石机无法击中钓鱼城，大型云梯也难以够到钓鱼城的城楼，蒙古军若想破城，似乎唯有靠大量士兵的生命去堆砌。
因此，尽管蒙古军攻势猛烈，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最成功的一次也仅仅是攻入了外城，始终无法攻克钓鱼城的主城。
03
围城战持续了两个多月后，雨季来临，钓鱼城附近暴雨倾盆，蒙哥无奈之下只得下令休战。
待雨停之后，蒙古军继续攻城，而宋军在休战期间也得到了充分休整。故而双方再次开战时，局势依旧如前，蒙古军虽使尽浑身解数，如派遣精锐敢死队偷袭钓鱼城的薄弱之处，但收效甚微，只是徒然消耗兵力罢了。
蒙古军偷袭失败后，士气低落。王坚敏锐地抓住战机，立即指挥宋军改守为攻，宋军通过早已挖好的暗道，悄悄潜出城外，对蒙古军营寨展开夜袭。这次夜袭让本就士气消沉的蒙古军更加低落，军中甚至出现了厌战情绪。
此时蒙宋双方的兵力对比虽未发生变化，宋军仍被占据绝对优势的蒙古军团团围困，但从总体局势来看，战场形势已悄然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双方又僵持了一个月后，钓鱼城天气转热，白天温度高达 30 多度。
众所周知，游牧民族因不适应南方炎热气候，通常会在秋季发动南侵，待天气转暖便立即退兵。川渝地区夏季闷热潮湿的气候，让在北方长大的蒙古人苦不堪言，难以适应。由于对气候的极度不适应，蒙古军上下弥漫着焦躁不安的气氛，厌战情绪愈发浓厚。
见军心浮动，一位名叫麻速忽里的将军向蒙哥劝谏道：“屯兵坚城之下极为不利，不如留下少量军队继续围困，主力沿长江水陆并进，东下出三峡，直捣荆楚，与围攻鄂州的忽必烈等军会师，一举进攻临安。”
实事求是地讲，这是一个极为正确的建议。因为对于钓鱼城的宋军而言，僵持下去便是胜利；而对于蒙古军来说，僵持下去则意味着失败。
天气如此炎热，蒙古军急需速战速决，否则拖延下去只会导致人心涣散。但蒙哥为了踏平钓鱼城以挽回自己的颜面，断然拒绝了麻速忽里的建议。
或许是长期的胜利让蒙哥滋生了骄横自负的心理，在他看来，大蒙古帝国的军队所向无敌，从钦察草原到匈牙利，从萨马尔罕到巴格达，再大的城池蒙古铁骑都能攻克，如今一个不足 3 平方公里的钓鱼城竟让自己堂堂蒙古大汗绕道而行，这让他的面子往哪搁？蒙古帝国的声威又将何在？
由于蒙哥执意要踏平钓鱼城，蒙古军又被迫在钓鱼城下苦苦煎熬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眼见钓鱼城坚如磐石，毫无攻破的可能，蒙古军的士气跌落到了谷底。
04
到了公元 1259 年 7 月，天气愈发炎热，傲慢自负的蒙哥也心急如焚，为鼓舞士气，他亲自前往前线擂鼓助战，激励蒙古军发动更为猛烈的攻势。
还别说，大汗亲临督战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
杀红了眼的蒙古军冒着枪林弹雨，架着云梯疯狂攻城，一度占领了钓鱼城的外城墙。可就在此时，老天爷似乎也在眷顾宋军。
当天晚上，钓鱼城上空突然电闪雷鸣，暴雨如注。蒙古军架设的爬梯在暴雨中纷纷折断，导致后续部队无法跟上。先前攻入钓鱼城的蒙古军孤立无援，被迫又退回到了城外。
而就在此时，宋军的增援部队及时赶到。在钓鱼城被围困期间，后方的宋军也未曾懈怠。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为提振士气，亲自率军突破蒙古水军的封锁线，并趁着天降大雨、江水暴涨之际，将部分军用物资送入钓鱼城。钓鱼城内原本就储备了大量粮草，如今吕文德又送来大批物资，宋军更是如虎添翼。
手中有了充足的物资，王坚底气十足。为进一步羞辱蒙哥，某一天，王坚故意从城上扔下几个大包袱。蒙古人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两条鲜鱼和百余张蒸面饼。
包袱之中还夹着一封信，大致内容是：“尊敬的蒙哥汗，我是宋将王坚，如今钓鱼城内物资充裕，吃喝不愁，即便再打十年也毫无问题，咱们就比比看谁能耗得过谁。” 蒙哥看到这封信和百余张蒸面饼后，又急又气，当天便一病不起，不久后竟暴毙于军中，其结局与余玠颇为相似。
关于蒙哥的死因，历来也是众说纷纭。据原始记载，蒙哥是因久屯于边城之下，又正值酷暑季节，水土不服，最终病逝于军中。
而按《合州志》等地方史料的记载，蒙哥是在督战期间被宋军的炮弹击中，后因天气炎热导致伤口感染，最终病死于军中。钓鱼城之战，常被人们形容为 “改变世界未来 800 年命运” 的一场战役，其意义的确非凡。
但实际上，这场战役对南宋而言同样意义巨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钓鱼城之战直接为南宋延续了 20 年的国祚。在钓鱼城之战前，南宋独自抗击蒙古已达 24 年，与西夏的 22 年、金国的 23 年相比，并无太大差距。
倘若钓鱼城之战宋军战败，蒙哥未死在钓鱼城下，而是按计划顺江而下，与忽必烈会师于鄂州，继而攻打江南，那么南宋很可能会直接亡国，根本无法坚持 45 年之久。
所以，钓鱼城之战堪称南宋续命的关键之战。
钓鱼城之战后，战争并未立即结束，由于忽必烈主张继续南下围攻鄂州，蒙宋两军随即又在荆襄战场爆发了激烈大战。
文本来源@老威观史 的视频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