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年)在华传教期间曾绘制世界地图数幅，其中流传广、反响大的版本有以下三种:完成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的《山海舆地图》、二十八年(1600年)的《山海舆地全图》、三十年(1602年)的《坤舆万国全图》。

前两者现已佚失无存，惟《坤舆万国全图》，其初版原刻本虽不见于今日中国，却在罗马梵蒂冈图书馆、意大利波罗尼亚观察大学、日本宫城县立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等处有藏。

一、 东传日本

利玛窦世界地图问世不久后就被介绍到了日本，至于它初传日本的确切时间，现存史料没有记载，只能大致界定在江户时代前期。日本学者青木千枝子女士认为，就《坤舆万国全图》而言，其东传日本的时间可分作两个时期，一是17世纪早期的江户时代初期，另一个是百年后的1720年以后。在第一个东传时期，传入者是与耶稣会有关的人物，传播路线是北京、澳门、长崎。

这一时期传入的《坤舆万国全图》与梵蒂冈藏本相同，无裱装、无着色。在第二个东传时期，随着享保五年(1720年)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1684—1751年)“洋书解禁令”的下达，包括汉译洋书在内的西方科学著作输入得到了增加。这一时期传入的《坤舆万国全图》已经过了中国人的裱装和着色，有曾被作为观赏或学习之用的痕迹， “与第一时期的新品相对，这一时期东渡的地图是二手货。

需要补充的是，第一个时期的下限应该是在贞享二年(1685年)，从这一年开始，禁书制度变得极为严格，书籍检查日趋严厉，一切与利玛窦有关的书籍都被拒之门外，利氏地图传入日本的可能性极低。

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利氏地图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传到日本。

(1) 在华传教士托人或亲自带往日本。据利玛窦《入华记录》，1600年《山海舆地全图》完成后，“诸神甫亦有以寄往澳门及日本者”，即是一例。其间起桥梁作用的是频繁来往于澳门与日本间的葡萄牙商人。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进驻澳门后，澳门就成为欧洲传教士赴日本及中国大陆传教的中转站，频繁来往于澳门与日本间的葡萄牙商船无疑是联系中日两地传教士的桥梁。庆长十八年(1613年)，幕府推行全面禁教，严禁传教士入境，这条途径受阻。宽永十六年(1639年)，幕府禁止葡萄牙船通航日本，该途径被完全割断。

(2) 中国商人贩卖到日本。自日本庆长十二年(1607年)以后，每年都有中国商船赴日，尤其是1648年以后，商船数量增至几十艘，这种盛况一直延续到17世纪末，(5) 而书籍是两国贸易中的大宗商品。我们虽然没有找到利氏地图被商人卖到日本的直接材料，但下述记录亦能说明问题:据长崎县立图书馆所藏《长崎觉书》记载，在宽文八年(1668年)三月八日禁止中国商船带入日本的诸项商品中，包括各种绘图，但世界之图御免，重宝成者故”。也就是说，世界地图因属贵重之物，被排除在禁品之外。

这中间，很有可能包括在中国反响大、流传广的利玛窦世界地图。这条途径同样并非一帆风顺，从禁书制度颇为严格的贞享二年(1685年)，到大量西方科技书获得解禁的享保五年(1720年)，涉及天主及利玛窦的书籍均被定作禁书，中国商船一旦被发现载有此类书籍，就会受到勒令返航、禁止再度来日之类非常严厉的处分，在此背景下，中国商人是不会冒险将利玛窦世界地图带到日本的。

(3) 赴日中国人携往日本。享保五年(1720年)，原目贞清(生卒年不详)以利氏地图为蓝本制作《舆地图》一幅，在地图下部的说明文字中，作者简单地提到了利氏图的传入经过:“往昔有泉州人一宦某者，携图来肥州(肥州在今佐贺县、长崎县、熊本县一带。此处指长崎)，自以珍藏焉。当时人固请写之，传来于江府 。”

通过上述途径传到日本的利氏地图，以萨摩、长崎为中心，流播到日本各地。

二、 流播与影响

在利氏地图传入日本之前，已有欧洲地图被南蛮船介绍到日本，而且出现了所谓“南蛮系世界地图”的翻译、摹绘之作。可是，这类地图往往只是被制成豪华绚丽的屏风，作为时尚装饰物在上流社会传播，影响并不大。利氏地图与前者最大的不同在于:(1) 它使用的是汉字;(2) 中国和日本被置于地图的中央。

正是这两点，使利氏地图让长期受中国文化浸濡的朝野人士感到亲切和易于接受，影响也随之扩大。

在东传日本的第一个时期，利氏地图极可能被传教士们作为天文地理教材而介绍给教会学校的学生。1549年起，陆续赴日的耶稣会士作为扩大传教线路的一种手段，积极从事教育文化事业，他们在九州和京畿等地兴办学校，招收武士和上层町人的子弟。在传播神学的同时，他们也教授包括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对于熟谙汉字的日本人而言，有汉字说明的利玛窦世界地图无疑是一部绝好的参考书。

利氏地图同样是那些注重西方文化的学者们的案头之物，尤为天文地理学家所器重。仅从以下几个事例便可获知:

涩川春海的浅草天文台

天文学家涩川春海(1639—1715年)，幕府第一任“天文方”，也是第一部由日本人自己编制的历法《贞享历》(1684年)的作者，于宽文七年(1667年)“以欧罗巴利玛窦所著之坤舆万国横图(乃画屏六幅)”(19) 为据，作成一地球仪。

幕府儒官新井白石(1657—1725年)，在宝永六年(1709年)对潜入日本的传教士约翰·巴蒂斯达·西多蒂(JuanBattistaSidotti，1668—1715年)进行审讯时，拿出所藏之《坤舆万国全图》向其“访以方俗”。以这次审讯为契机，新井白石于1713年和1715年相继完成了《西洋纪闻》和《采览异言》，这两部日本地理学史上的不朽名著有多处参考了利氏地图及其图说，仅《采览异言》中引用的图说部分，就达三十二处之多。

《增译订正采览异言》(1803年)被认为是江户时代首屈一指的世界地理著作，作者山村昌永(1770—1807年)在所列出的引用汉文书目中，首先举出的就是《坤舆万国全图》。

幕府儒官新井白石(1657—1725年)

此外，江户时代的著述中，有三十余种利用或提到了利玛窦世界地图，另有二十五部文献中所描绘的世界地图参考了利氏地图。

除了被广泛征引，利氏地图还被大量摹绘。以《坤舆万国全图》为例，仅现存的江户时代日本制摹绘图就有21件之多，分布在由北向南的仙台、东京、滋贺、神户、大分等多个地区，说明利氏地图曾在日本全境流布。

日本制摹绘图具有如下特征:(1) 摹绘时间晚。已知的十位作者，均为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期的人物，说明利氏地图被广为传绘的时间集中在它再次传入日本以后。(2) 日本化特征明显。为方便日本人阅读，摹绘图多在地名旁标有假名文字;对利氏地图中错误的日本地名部分也作了修正;以“颜色区分各个地域，而不仅仅是五大洲，因此，色彩较原图显得更加丰富和艳丽。(3) 装帧形式多样。21件摹绘图中，包括屏风装8件、卷轴装6件、折叠装6件、额装1件，装帧形式的多样化反映了它们被利用方式的多样化。

利氏地图传入日本后不久，地理学界出现了以它为原型制作的世界地图，即所谓的利玛窦系统世界地图，它们具有如下几个特征:椭圆形的轮廓;中国和日本位于地图的中央;北冰洋中有四个大岛，南太平洋中有连接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南极大陆的巨大陆地。一般认为，日本最早刊行的世界地图《万国总图》(1645年)就属这一系统。而其中最有影响的，要属水户藩儒臣、地理学者长久保赤水(1717—1801年)绘制于18世纪末的《地球万国山海舆地全图说》。该书问世以后屡次再版，还在民间衍生出许多奇异的本子，其影响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幕府末期。“在日本的世界地图绘制史上，17到18世纪被看作是利玛窦系世界地图唱主角的世纪。

然而，利氏地图在日本的传播并非毫无障碍，其中宣扬的“地圆说”“五大洲说”等新观点同样受到传统观念的反抗。这种批判最早来自儒教界，儒学家们或是彻底否定“地圆说”，或是从“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入手寻找“地圆说”的中国源。例如，庆长十一年(1606年)，日本朱子学的开创者林罗山(1583—1657年)在与传教士不干斋·巴鼻庵(1565年—?)论战时，认为利氏地图“彼以地中为下，地形为圆，其惑岂不悲乎。朱子所谓天半绕地下，彼不知之”。又言其中的日月行道之图，“不及一行深括之万分，盖彼潜在大明，见浑天之遗则而窃模仿之耳。可叹!”由于利氏地图在全图说明的开篇借用浑天说的比喻说明地球为圆形，林罗山以此为把柄，指责利氏地图不过是剽窃之物。

在受到保守儒学者批判的同时，利氏地图也得到儒家开明人士的青睐。前面提到的幕府儒官新井白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事实上，与在中国的遭遇相比，利氏地图受到的来自日本儒学界的责难微不足道。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江户时代以前，日本儒学思想发展并不成熟，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天朝大国”思想在日本影响并不十分深入;其二，中国的大多数儒学者继承了“君子不器”的鄙薄科学技术的传统，而日本的大多数儒学者并不轻视“经世之学”和科学技术，甚至有儒学者亲自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这就决定了他们比中国的儒学者更容易接受西方自然科学;其三，中国儒学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而日本儒学则长期与佛教、神道等其他思想共存，比较容易接纳外来文化。

利氏地图受到的非难更多来自于佛教界。佛教认为，我们的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须弥山的四方海中有四大洲，南方称为南瞻部洲，也就是我们居住的世界;日与月旋绕于须弥山的山腰。这一宇宙理论与利氏地图阐述的“九重天说”“四行论略”等西方宇宙论截然不同。

更有甚者，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国》的开篇说明中公然宣称:“释氏谓中国在南赡部洲，并计须弥山出入地数，其缪可知也。”(朱维铮(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 直接否定了佛教的宇宙观和世界观，这必然会引起佛教徒的恐慌和愤怒，继而导致对利玛窦及其所代表的西洋地理学的强烈攻击。

直至明治前期，佛教界不断有著述问世，对利玛窦及其代表的天主教展开批判，例如:龙温的《辟邪护法策》(1863年)、德凤的《护法小策》(1863年)、却水的《弹邪半百则》(1865年)、深慨隐士的《斥邪漫笔》“(1865年)、《斥邪二笔》(1866年)、龙晓的《论童辩》(1867年)、晃曜的《护法总论》(1869年)等。在这些著述中，利玛窦或被斥为弘布邪教的罪魁祸首，或被贬为西洋戎人、蛮夷野人，“地球说”被视作传教士祸乱佛教的工具，支持“地球说”的人被看作神国的罪人。

儒佛两界苦于应付西洋学说的窘境，遂被国学家们适时地加以利用了。后者力图在复古精神的指引下，冲破儒学与佛教思想的束缚，建立一种与传统“三国世界观”相抗衡的新的世界观。

被视作“集国学之大成”的学者本居宣长(1730—1801年)，对建立在实测基础上的西洋地理学评价颇高。他在《玉胜间》《辩沙门文雄之九山八海解嘲论》《真历不审考辩》等论著中，多次以“地圆说”与“五大洲说”为理论根据，驳斥佛教的“须弥山说”为妄说。

“地圆说”同样受到那些反对儒家中华思想和华夷观念的学者的欢迎。兰学者大槻玄泽(1757—1827年)在其著名的兰学入门书《兰学阶梯》(1788年)“御侮”篇中，以地圆说为根据，批判了某些人只知中国和印度，视他国为未化蛮夷的粗浅和孤陋。

利玛窦世界地图不仅是地图，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天文地理书，几乎囊括了当时西方地理学的主要地名、概念和理论，它的传入，在日本思想史和地理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思想史上的意义。16世纪中叶以前，受长期在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佛教的影响，日本人普遍认为，世界以中国、日本、印度三国为中心。

16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南蛮文化陆续传入日本，一部分日本人开始意识到，在三国之外，还有一个文明的西洋世界，一种更接近事实的世界认识开始形成。

利玛窦世界地图的传入如一针催化剂，加速了这种认识的形成，大多数人最后终于冲破“三国世界观”的束缚，确立了科学实证的近代世界观。由此，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国的“慕夏”观念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其二，地理学史上的意义。利氏地图将许多崭新的地理学理论与世界知识带到了日本。包括五大洲观念、经纬度的概念和测量方法、气候带的划分方法、地理大发现的新成果、世界各地风土人情的介绍等等，这一切，对江户时代地理学的发展，以及人们世界认识水平的提高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直到20世纪前半期，许多汉译外国地名和专有名词，诸如亚细亚、欧罗巴、北极、南极、地中海、日本海等还出现在日本的世界地图中。

最后，我们对利玛窦世界地图在中日两国的命运作一比较。

在中国，利氏地图的出现犹如平地一声惊雷，引起了国人思想上的强烈震动，当时影响颇大。可是，在利玛窦去世后不久，该图就被打入冷宫，日后鲜被引用，甚至被视作荒诞失实，失去了生命力。

在日本，利氏地图传入之初并未引起多大的轰动，可是其生命力却颇为顽强，影响一直持续到明治前期。造成如此差异的原因有很多，其根本原因在于两国在认识传统和文化传统上的开放程度不同。

一直生活在东亚次大陆封闭环境中的中国，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华夏文化始终居于至高无上的中心地位，为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和一般民众皆以“天朝上国”自居，并逐渐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

这种观念限制了国人的视野，妨碍了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与吸收。日本缺少华夷之别的思维定式与心理障碍，具有师法他族的认知传统，他们以是否有用决定文化选择的取向，这为利氏地图扎根日本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