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决定压缩文科博士生规模，引发舆论关注。一时之间，“文科无用”“文科博士之死“文科危机”的话题再被提及。

虽然清华大学校长在提到“压缩博士生规模”时，还提到要“提高培养质量”、“加快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持续扩大文科影响力”、“推动文科实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尽心尽力培养高素质拔尖人才”。然而，“压缩文科博士规模”还是被质疑为歧视文科。

压缩文科博士生规模，不是不发展文科，也不是不重视文科，而是以什么为发展、建设文科的重点，是重视规模、体量，还是重视质量、特色。客观而言，过去10多年来，我国高校在发展文科时，存在重视规模、体量，超过重视质量的问题，这不但影响文科人才培养质量，还影响文科毕业生就业，导致高等教育培养结构、质量与社会需求脱节。因此，必须转变重量不重质的发展思路。

通常，涉及文理科调整的改革，都会引来歧视某一学科的口水仗。那么，是不是不顾质量增加文科招生规模，就是重视文科呢？事实是，进入本世纪以来，我国高校文科专业招生规模的增幅，远远高于理工科专业。对于高校来说，发展文科专业，是“更划算”的，因为相比理工科专业，文科对专任师资、专业实验室的要求更低，有的高校可以在没有专任师资的情况下，设置文科本科专业，马上就招上百名学生，而这对于理工科专业是不可能的。同样，在没有本校的博士导师的情况下，通过“包装”，文科也可申请到相关的硕士点、博士点。这导致文科博士教育泡沫化。由于没有接受货真价实的教育，文科博士的就业前景并不理想，文科博士“高学历低就业”现象并不鲜见。

一些人认为，近年来高校不再青睐文科，主要原因是文科课题少、经费少、产出论文不如医科、理科、工科等，以文科见长的高校，在大学排名中处于劣势。因此，高校要调整办学方向，重点投入能产出更多论文，提升学校排名的理工科、医科。也就是说，以前“重视”文科，是希望通过发展文科，“做大”学校的规模；现在“压缩”文科，是把精力用在能发表更多论文的学科领域，追求的是大学排名。这都属于功利的考量。

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我国高校确实存在追求功利办学成果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在重视规模、体量的导向下，大学办学都追求“高大全”——层次高、规模大、学科全，以硕士点、博士点数，来评价学校的办学实力。而随着建设一流大学工程的推进，社会对大学排行榜的关注增加，越来越多的大学成为“论文中的大学”，评价学科、调整学科的主要的依据是产出顶尖国际论文情况。

显然，以前追求规模发展文科博士教育，是不对的。当下追求国际论文“压缩”文科博士规模，也是需要警惕的“质量观”。不要说这种质量观会误导文科发展与文科人才培养，这种质量观，也严重影响理工科博士培养。一方面，这会影响导师对人才培养的投入，不愿意花时间对研究生进行精细化的过程管理、培养；另一方面，博士生会被要求为导师的项目“打工”，还没有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就要求申请课题、撰写论文。为破除唯论文论，我国已有大学提出，不把发表学术论文作为申请学位论文答辩或申请学位的前置条件，但是，仍旧有不少高校依旧坚持发表论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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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文科博士培养质量。首先需要大学明确自身办学定位，要由学校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对开设什么学科、专业，进行充分的论证。与我国大学追求“高大全”相对应，不少世界一流大学一直坚持自身的定位。如普利斯顿大学，就没有热门的法学、医学与商学院，不是学校董事会不想举办，而是教授委员会认为举办这些学科，不一定能办出一流水平，反而还会分散学校的办学精力。我国高校在新增学科、扩大规模以及调整学科、缩减规模时，均存在由行政主导，教授委员会参与不足的问题。这就让决策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这并不利于形成学校的办学特色，坚持学校的定位，甚至会折腾办学精力。

其次需要把人才培养作为大学的第一要务，不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教学型大学，都应该坚持育人第一。研究型大学有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多重功能，但核心功能是人才培养，开展学术研究、社会服务，也应该为人才培养服务。学术研究为培养一流人才创造参加研究的机会，社会服务为培养一流人才创造社会实践舞台。因此，要以能否进行一流人才培养来论证建设、发展学科，并围绕这一目标建设师资、课程，开展教学管理与评价。就此而言，文科规模是过大还是过小，这是伪命题，真正的问题是，文科教育以及整体大学教育，把每个学生培养为货真价实的高素质人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