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在传播基督教义的同时，无形中把西方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文明传入中国，并且以此作为衡量男性公民最起码的道德标准。传教士们毫不妥协的态度，在给李之藻等人授洗一事上严格把关就是例证。这种文化的碰撞发生在16、17世纪明清之际，无疑是一种新的理念。漫长的传统文化社会造成的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同时深深影响着许多传统的中国文化人，因此，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不可能在宗教道德的说教下去改变中国这种畸形的婚姻习俗。 乾隆末年，英国外交官马戛尔尼率领庞大使团来到中国。试图进行“世纪性”的对话。 《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收集了来自基督教世界的使团成员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纳妾”的议论: 一夫多妻的现象没有躲过我们的旅行者的目光。它是正常现象。巴罗(按:使节团总管)解释道:“当丈夫将第二、第三个老婆带回家时，第一个妻子既不嫉妒，也不难受;或者，她认为什么都不流露出来更为明智。”这种克制是有道理的。因为沉默并不能抑制不和:《金瓶梅》中不抱幻想地指出:“一个碗内两张匙，不是烫着就抹着。” 妾:这个概念激起巴罗的反感，他对此作了玩世不恭的解释:“在婚姻是一种合法卖淫的国家里，当妾的也就不会有什么羞耻了。” 一夫多妻制“是一种能在自身找到治疗方法的弊病。在这个国家里，十分之九的男人为养活一个妻子所生的孩子尚感到十分困难，如何又能买第二个妻子呢?何况，在一个许多小女孩被遗弃，而习俗又要求每个男子都结婚的国家里，谁讨两个老婆就会妨碍另一个男人找到妻子。妻妾成群只存在于上等人家或一些富商家庭。限制奢侈法禁止修建漂亮的房子和一切讲究排场的行为，而鼓励人们偷偷地沉湎于声色之中。” 格拉蒙神父(曾在北京传教的耶稣会士)哀叹改信基督教的人太少，他把这种情况归咎为“中国人沉溺于肉体享受。” 巴罗报道说:“国家的每个高级官员根据其经济状况和对女色喜好的程度，有六个、八个或十个妻子。广州的商人也妻妾成群。我们今天知道中国有钱人家的私生活就是变着花样集体戏耍。他们的私生活以`内宅’为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