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浪漫主义运动以来，西方的理性主义就受到批判。 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产生以后，西方的科学家日益认识到：即使在自然科学中也没有绝对真理。著名的哥德尔定理更是结束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为建立能为全部数学提供严密公理的努力。哥德尔定律证明了：在任何一个严格的数学系统中，必定有用本系统内的公理不能证明其成立或不成立的命题。因此，不能说算术的基本公理不会出现矛盾。这一理论在西方引起极大震动。   埃利克·弗洛姆在《禅宗与精神分析》中指出：西方人“追逐理性主义已到了使理性主义变得完全非理性的地步”。 于是逐渐有不少西方学者把眼光转向东方，佛教的神秘主义与生活方式，中国伦理化的文化日益引起他们的重视。 然而，我们决不应当盲目乐观。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历史上看，适应专制主义封建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当它不能不面对整个世界性的文化碰撞的形势时，不能不开始一种痛苦的反思，进而谋求从根本上进行改造。 即使在今天，传统文化的非理性等特征仍然严重阻碍着我们迈向现代化的步伐。 今天，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中道德理性等特质的丧失，另一方面则是一些非理性因素的增长。 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就曾深刻指出：“现在的课题，应该是对传统进行认真的、深刻的研究，不仅要看到它对现代化有用的东西，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要看到它阻碍现代化的地方。” 应该说，这以后在理论上的反思是远远不够的。 从文化精神上看，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往往产生一种对外来文化的盲目排斥；从思维方式上看，传统文化的整体特征与内省思辨方式与封建专制主义结合，就产生了互相强化的作用，它使得中国人习惯于接受现成的教条与结论，而较少问一个为什么。 这对社会的进步有严重影响。 无数历史的经验不断告诫我们：必须具有恢宏的历史眼光，开阔的文化胸襟，才能广泛吸收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精华。 未来的文化既不是西方文明统治时代的文化，更不是什么“新儒家”的文化。而是一种多元化的、富于批判精神的、具有无限活力的大文化。 而对于我们目前而言，最迫切的则是要在文化的内容特质与思维方式上进行创造性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