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绥
小时候，我对家的概念就是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进门有一张改造过的大床。所谓“改造”，无非是把床的靠墙一侧空出半米多，用砖垒到和床一般高，再在砖上横担一条木板，与床相接，这样父亲休探亲假时，就有地方睡觉了。平日里，不满两岁的妹妹睡在床头，床帮比较高；六七岁的我睡在另一侧，床帮比较低，我不大敢翻身，怕摔下去。姐姐快十岁了，她独霸一张床——拼在一起的两个木箱，木箱上铺条薄被。有时候姐姐住在亲戚家，我就睡在这张“木箱床”上，开心的不得了。
除去床，余下的空间勉强能摆下一张吃饭的小矮桌。停电是常有的事，可蜡烛一毛钱一根，消费不起，只好自制小油灯，放在小矮桌上——往废玻璃瓶里倒煤油，在瓶盖上钻个小洞，用铅笔橡皮端的薄金属圈做个细管，固定在小洞里，再把搓好的浸满煤油的棉灯芯穿出去，一盏小油灯就做好了。灯头有红豆大小，足以照亮童年的夜。在小油灯下，我背了第一首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当时，父亲一边指着我的饭碗，一边逐字逐句讲给我听，只讲一次，第二天还问我忘没忘，要我给他复述一遍。直到现在，我仍记得父亲说的话：“你吃的每一粒粮，都是农民顶着大太阳、一滴汗珠子摔八瓣种出来的。碗里不能剩饭，要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至于诗的题目和作者，父亲没讲，可能他觉得没必要给小孩子讲太多。
尽管父亲只教过我这一首唐诗，但我知道了世上有比儿歌念起来更朗朗上口的东西。父亲回到部队后，我在他的枕头下面发现两本泛黄的书，问了问母亲，薄些的是繁体字版的《唐诗三百首》，厚些的是字典。上世纪70年代，即使家中有诗集，也不会轻易让小孩子看到吧？再说了，没上过学的小孩子怎么会查字典？可架不住有好奇心，我缠着母亲教我拼音。我脑子笨，学拼音时既认不清，也写不下，如今想来，假如我对诗词不感兴趣，大概不会咬着牙学拼音吧。
就是这本泛黄的诗集，让李白、杜甫、白居易步入我幼小的内心。最近整理书柜时，我发现了那本《唐诗三百首》，打电话给母亲，她说那盏小油灯也在，只有父亲故去二十多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