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山竹

出品 | 锌产业（公众号：xinchanye2021）

最近全球瞩目的2024巴黎奥运会，让这个以浪漫著称的城市再次闯入大众视线。

法国人是懂浪漫的。

作为国际奥委会对《奥林匹克宪章》修订后，首个将奥运会开幕式从室内搬到室外的城市，法国人这次把开幕式搬到了塞纳河上。

205个代表团的6800名运动员乘坐85艘船只从塞纳河上经过，沿河两岸聚集了32万名观众冒雨呐喊，场面不可谓不壮观。

法国人是懂自由的。

作为将“奥运更开放”定为奥运会口号的法国人，在开幕式上展示了修缮中的巴黎圣母院、复现了《蒙娜丽莎》被盗事件，以及别开生面的“最后的晚餐”。

在这个循规蹈矩的世界里，浪漫与自由往往带有一定的风险，巴黎奥组委在奥运会开幕式次日不得不就开幕式上的“尺度”问题和种种失误被迫进行了公开道歉。

这些是通过镜头直接呈现在世人面前的画面，也是大家茶余饭后拿来消食儿的谈资。

而那些少有人谈论，又无法被消遣的，是支撑这场全球盛会背后的技术变迁。

1894年6月23日，在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德·顾拜旦的倡议下，第一届国际奥委会在巴黎索邦神学院（现在的巴黎大学）召开。

顾拜旦出身于法国贵族家庭，这样的家庭不仅让他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也培养了他在击剑、马术、拳击等运动方面的热情。

长大成为历史学家后，顾拜旦又对古代奥运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1890年如愿访问了古代奥运会的发源地——希腊的奥林匹亚。

如果说某些人天生就被赋予了某种使命的话，顾拜旦的使命就是将奥运精神以现代奥运会的形式沿袭下来。

于是，几经奔忙，顾拜旦终于在四年后筹办了第一届国际奥委会，会上共有来自11个国家的体育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定下了两件事：

第一，国际奥委会成立，希腊文学家泽麦特里乌斯·维凯拉斯担任首任主席，顾拜旦担任首任秘书长；

第二，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于1896年在这一赛事发源地希腊的首都雅典举办，此后每四年一届。

无论是第一届奥运会举办国家的确定，还是第一位国际奥委会主席人选的选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历史一点面子，或者也可以说是为了一种传承。

维凯拉斯担任奥委会主席仅两年，在操持完第一届希腊奥运会后，就换届由顾拜旦亲自担任第二任主席。

顾拜旦不仅操持了第二届在法国巴黎举办的奥运会，而且一直连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长达29年，为国际奥委会历史之最。

而在第一届奥运会后，希腊再次承办奥运会，则是108年后的事儿了。

回过头来看这第一届奥运会，据国际奥委会官方数据显示，这届奥运会一共有14个国家参与，大部分是欧洲国家。

关于中国是否有参赛，有一种说法是，作为奥运会主办方的希腊当时也曾向中国发出邀请，中国当时正处于清朝慈禧太后掌权时期，慈禧太后拒绝了这一邀请。

从影响力来看，第一届奥运会更多算是欧洲范围内的一个运动会，并没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什么影响。

尤其当时电视还没有被发明出来，象征着大众媒体电子传播开端的无线广播电台，也还要再等二十几年。

某种意义上而言，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技术匮乏，第一届奥运会的历史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这有点类似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之于人工智能。

奥运会真正成为全民狂欢，还要等一项技术的成熟。

1926年1月，40多位英国皇家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来到了伦敦市中心某幢大楼顶楼的房间中，他们是约翰·罗杰·贝尔德邀请来的客人，为的是向他们展示一项足以改变世界的发明。

这40多位科学家被按6人一组分为几个小组，依次进入贝尔德在这里的实验室，这些科学家通过一个方形盒子，看到了一些模糊的画面，贝尔德为他发明的这个盒子取名为，电视。

两天后，伦敦《泰晤士报》报道了这次试验，“尽管转播的图像模糊不清，但它确实可以被称作「电视」。”

贝尔德对这份报道很满意，因为《泰晤士报》至少肯定了他的发明，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人对他的这项发明都保持怀疑，包括当晚受邀前来参观的科学家们。

被质疑，是每一项新技术和新发明的宿命，「电视」的发明当然也不例外，而电视真正有了走入人类家庭的机会，是在十年后。

1934年，作为引领了两次工业革命的英国政府终于察觉到了电视的潜力，认为英国应该率先建立起电视服务，这项重任最终落在了英国广播公司（BBC）肩上。

1936年11月2日，BBC第一次对外提供电视直播服务，BBC当时为准备这次电视直播服务采购了两套电视系统：

一套是马尔科尼提供的基于CRT（阴极射线管）的电子扫描技术，另一套正是贝尔德提供的机械扫描技术。

不得不佩服的是，即便被全世界质疑，贝尔德依然坚持搞自己的发明长达十年，这才有了守得云开见月明。

只不过，当时已经是电子显示技术的时代。

好在这位老哥并没有放弃，后来又搞出了超越同时代的彩色电视机，这是后话。

这一年，四年一届的奥运会迎来了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当时的德国正值希特勒统治时期，一战后，德国被世界各国孤立，这届奥运会成了德国摆脱孤立局面的一个绝佳契机。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参赛国家相较于第一届翻了4倍，有49个国家参赛，参赛国家几乎覆盖了七大洲，奥运会在这时已经成了公认的全球第一大体育赛事。

中国派出的是一支由69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田径、游泳、举重、拳击、自行车、篮球、足球六个比赛项目。

中国在这届奥运会上虽然没取得什么像样的成绩，但随团一同前往的武术表演队的表演，惊呆了全场。

这一年，由于电子显示技术在电视上已有应用，柏林奥运会第一次实现了电视转播。

尽管当时的电视转播带有实验性质，电视信号只能被传送到距柏林市中心15公里以内的地方，但这依然成了历史上首个电视实况转播的体育赛事。

这其中还有一个插曲：

或许是在一战中很好地运用过舆论战，德国人更早意识到了电视的重要性，于是，在有着“天才宣传家”名号之称的德国时任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推动下，德国在1935年成了第一个推出定期电视节目播放服务的国家。

当时德国在柏林推出的电视节目，一周播出三次，一次播放90分钟。

同属欧洲也就那么大的朋友圈中的两个重要国家，在制定发展策略时，自然会相互学习、互为参照。

英国重视起电视这项发明，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德国的影响。

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实况转播仅能覆盖15公里看似荒谬，实际上，当时不仅电视信号传输距离有限，就连电视也没有多少台，电视节目更是少的可怜。

当时的电视这一怪兽还远未显现出它体内所蕴含的庞大能量，电视真正风靡全球是在二战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后经济重建让大量先进技术的“军转民”成为大势所趋，在这个过程中，二战期间发展起来的电子和通信技术也开始在商业世界里生根发芽。

再加上当时世界两大阵营的太空竞赛，通信产业得到了空前发展。

1945年，英国科学家阿瑟·克拉克在《无线电世界》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地球外的中继-卫星能给出全球范围的无线电覆盖吗?》的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一种基于卫星构建的通信网络：

通过三颗等距离的同步卫星，组成一张覆盖全球的通信网络。

克拉克还在这篇论文中为他提出的通信网络设想了一个应用场景，即为全球不同地区提供内容转播服务。

这篇论文完美地预言了电视技术的发展。

在这之后，随着战后经济重建，以及人类对信息、娱乐需求的不断增加，继报纸、广播后，电视成了人类全新的信息传播媒介。

不过，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需要以十年为单位去静待技术变迁的过程。

在克拉克那篇预言之作发表不久后，美国的商业航天产业随着太空竞赛拉开帷幕。

1961年5月25日，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在一次特别会议中指出，“我相信这个国家能够凝聚所有人的力量，在1970年以前实现登陆月球并安全返回的目标。”

在这次演讲之前，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已经成为人类航天史上首次进入太空的宇航员，这对于骄傲的美国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于是，也就有了参与人数多达40万、成本预算超254亿美元（约为现在的2600亿美元）的阿波罗计划。

卫星发射要比载人航天器更容易实现，也要来得更早一些。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 1是在1957年10月4日发射升空，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Explorer 1紧随其后，在1958年1月31日发射升空，这样步步紧逼的太空竞争，为卫星通信奠定了基础。

上个世纪，苏联的航天技术强到令人发指，也让美国人时刻都能感受着威胁，美国想到的办法是合作连横之术——在卫星研制上与当时的工业强国英国、法国开展联合项目，并于1962年在佛罗里达州的空军基地成功发射了第一颗通信卫星Telstar-1。

Telstar-1也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颗真正意义上的通信卫星。

虽然这颗卫星仅仅正常服役了7个月，但它第一次实现了美国和欧洲之间的电视节目实况转播，第一次广播播出的内容依然是肯尼迪的演讲片段。

在这次演讲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负责这次转播的沃尔特·克朗凯特不无感慨地称，“我们都瞥见了我们创造出的这项技术的真正威力。”

为了加快这一项目的商业落地，美国在1964年又联合法国、加拿大、日本等14个国家成立了临时性的国际通信卫星组织。

这一组织的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搞一个全球性的商业卫星系统并向所有国家提供电信服务。

在这一组织成立一年后，1965年4月6日，第一颗商业通信卫星——Early Bird-1（晨鸟1号）发射升空，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建立起了电视和电话信号传输通路。

在通信技术发展史上，晨鸟1号升空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标志着全球卫星通信时代的正式开启。

不过，被美国拉到国际通信卫星组织中的日本等不及卫星通信技术发展的亦步亦趋，因为日本争取到了第十八届奥运会的举办权。

1964年10月10日，第十八届奥运会在东京举办，这届奥运会当时有93个国家的5151名参赛运动员，规模也是空前。

当时的日本等这届奥运会已经等了很久，为了这届奥运会，日本还特意委托美国发射了一颗名为Syncom 3（辛康3号）的通信卫星，专门用于奥运转播。

于是，在这一年，奥运会首次通过卫星在美国和欧洲实现了实况转播。

不同于18年前的柏林奥运会，这届东京奥运会的实况转播对于电视产业有两个重要意义：

首先是标志着电视产业的兴起。

早在1954年，彩色电视就已经被发明出并由美国RCA公司推向市场，到1964年，“彩电”在美国家庭的普及率已经达到了31%，作为东京奥运会的东道主，日本家庭的电视普及率在这一年更是突破了80%。

在这届东京奥运会后，电视产业开始加速走上快车道，索尼是这波大势的受益者之一。

索尼一位天才工程师在解决了当时彩电图像扭曲和光发散的问题后，索尼于1968年推出了“特丽珑”牌电视机。

在之后三十年里，特丽珑卖出了1亿台电视，成了CRT技术下显示领域的绝对霸主，直到液晶显示技术的出现。

其次是电视正式取代报纸、广播，成为大众传媒的主流媒介。

显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成熟，让电视得以以势不可挡的趋势率先在发达国家普及开来，伴随而来的，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变迁。

尼尔·波兹曼在其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一书中这样描述电视对美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电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生活中最有吸引力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绝大多数人不会关掉电视的世界里。”

同样是在这本书中，波兹曼进一步指出：

“我们的文化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奥威尔式的，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

电视成了人类社会的核心媒介，娱乐对于人类社会也越来越不可或缺，而娱乐是电视这一话语体系下与生俱来的特性。

实际上，就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第一次实现“全球”电视实况转播的这一年，为了进行商业化，奥运会也被官方贴上了“娱乐”的标签。

2023年7月12日，国际奥委会公布了2022年财年年报，年报显示，2022年，国际奥委会营收2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69.3亿元。

如果细细拆分国际奥委会的营收结构的话，这160多亿元的营收主要来自四个部分，分别是媒体转播授权、赞助商合作、特许商品销售和门票销售。

这其中，媒体转播授权营收达到了14.5亿美元，占比超60%。

或许大家会疑惑，国际奥委会这么多钱是怎么花的，这里先解释一下这些钱的去处。

从官方公布的信息来看，这些钱的10%是用来覆盖运营成本，其余则是用来支持奥运会的举办。

要知道，每届奥运会的举办背后都需要巨额的费用，这些费用是由承办国家（国家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共同负担。

以最近火热进行中的巴黎奥运会为例，据国际奥委会公开信息显示，国际奥委会仅仅是从媒体转播授权营收中分给巴黎组委会的钱，就有7.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58.7亿元）。

然而，国际奥委会也并非一直这么有钱，国际奥委会真正就奥运会进行商业化，是从电视转播权的争夺战开始。

二战结束后的第一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办，彼时，无论是举办国，还是国际奥委会，他们的日子都不好过，也是在这届伦敦奥运会上，有大约50万英国人从电视上观看了奥运会比赛，BBC从这次电视转播中赚到了一些钱。

当时的BBC还算厚道，象征性地从转播费中拿出了一些钱分给了国际奥组委，要知道，当时的BBC也不宽裕。

只是，虽然奥组委当时已经捉襟见肘，但还是将这些钱退还给了BBC。

想到要从奥运会转播权中分成并首次提出电视转播权，是在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

在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前，国际奥委会开始筹划向全球媒体出售电视转播权，但这一消息被美国三大广播公司（ABC、NBC、CBS）得知后，遭到了强烈反对。

他们的反对理由看起来也很充分，他们认为，奥运会不是娱乐节目，电视台有权拒绝支付这笔费用。

再加上当时的卫星实况转播技术还不成熟，大部分国家还只能在现场录制好视频，然后将录用视频的录像带运回国内进行播放，所谓的转播授权在技术上也不够够成熟。

最终，转播权收费事宜在双方争论过程中不了了之。

不过，国际奥委会并没有因此放弃。

1958年，国际奥委会对《奥林匹克宪章》进行了修订，新增的第49条明确规定，奥运会现场直播属于娱乐内容，国际奥委会是奥运会转播权的唯一拥有者，由承办国组委会负责销售，所得收入按规定进行分配。

在这之后，随着电视产业的兴起、卫星通信技术的成熟，奥运会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终于实现了“全球”实况转播。

尤其是在电视逐渐成为每个家庭的标配后，媒体转播授权也逐渐成为国际奥组委主要收入来源，支撑奥运会这一赛事一路发展了下来。

最近几天，就在巴黎奥运会火热进行时，实则，国际奥组委正在遭遇着新的挑战。

国际奥组委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主动申办奥运会的国家和城市越来越少，中途退出竞标的越来越多：

2004年的夏季奥运会申办竞标中，一共吸引了11个城市参与竞标，到2024年的夏季奥运会，只有两个城市参与了竞标。

除了法国巴黎外，就只有美国洛杉矶，最终在法国巴黎获得了2024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后，美国洛杉矶顺位拿到了2028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而且这两个决议是在同一个会议上做出的。

更让人感到唏嘘的是，在美国、加拿大、西班牙、日本先后退出竞标后，法国阿尔卑斯毫无悬念地拿到了2030年冬奥会的举办权。

在举办完巴黎奥运会后，法国是否还有“余粮”举办冬奥，成了如今国内外媒体议论的焦点。

在如今全球经济环境下，面对奥运会的巨额支出，即便是发达国家数一数二的城市，想要举办奥运会，也要掂量再三。

在这样的局势下，变革就成了国际奥委会唯一的出路。

这里要提一个关键人物，托马斯·巴赫。

2013年9月，巴赫从6位候选人中胜出，顺利从雅克·罗格手中接棒，成为第九任国际奥委会主席。

就在巴赫接任前，他的前任曾留下过这样一句话：

无论谁来接任这一职位，都将面临在全球经济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办好奥运的挑战。

因而，巴赫算是临危受命。

实际上，这也可以从八年后的换届选举情形看出。

2021年3月，在国际奥委会主席选举过程中，巴赫作为唯一候选人，毫无悬念地成功连任。

巴赫连任的毫无悬念，法国拿下2030年冬奥会举办权的毫无悬念，此外，还有一个毫无悬念是，2032年奥运会的竞标过程中，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作为唯一候选城市获得举办权。

三个毫无悬念，让国际奥委会的变革成了箭在弦上。

关于变革，巴赫也一直在构想，具体来看，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制度变革。

巴赫的前任罗格，曾尝试过为奥运瘦身，通过将一些落后、观赏性差的项目剔除出奥运，减轻举办奥运会的城市的经济压力。

但这样的调整远比罗格想象中的要难，直到罗格卸任，这一措施也未能如愿落实。

巴赫改革秉承的则是另一条思路，放宽准入门槛，具体而言，巴赫在推行的是允许多个国家联合举办奥运会，这样就可以将不同的赛事放在联合举办国家的不同地区。

其次是技术变革。

无论是在电视的普及，还是通信卫星的应用上，奥运会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这些技术又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奥运会的运行效率，并为举办国带来了额外的产业红利。

从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的技术应用来看，无论是在5G、人工智能、云计算上，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尤其是，巴黎奥运会已经在大量尝试应用刚刚兴起的大模型产品，而云计算在这届奥运上也得以首次超过卫星，成为奥运转播主要方式。

据官方数据显示，本届奥运会超过三分之二的奥运转播信号将由阿里云通过云计算方式向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分发，服务数十亿观众。

而这，只不过是奥运会技术变革的开始。

当各行各业都在试图通过数字化转型来实现企业降本增效时，奥运会也该认真考虑：

是否也可以通过数字化，一方面实现降本增效，另一方面为举办国带来新一轮的技术先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