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军事指挥和领导岗位上，全军士气为之提振，大伙儿似乎再度看到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场景。

虽然红军在遵义获得了半个月的休整机会，但整体形势依然严峻，中央军、川军、滇军、黔军正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企图将红军围歼在“黔北”。

对此，军委根据遵义会议达成的战略决策与部署，决定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北上西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建立川西北革命根据地。

根据红军的计划，红军要北渡长江入川，川军军阀刘湘对此非常担忧，本来红四方面军就已经让他够头疼了，中央红军要再来，这日子就更没法过了。

另外，比起红军，刘湘更担心的还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如果红军进入四川，蒋介石必会以“剿匪”为由进驻四川，到时候他这个土皇帝可就当不成了。

为此，刘湘调集12个旅20个团在长江以北布防，命令郭勋祺等人率领川军“模范师”追击红军。

刘湘

这支模范师在四川有“神军”之称，它的创立者刘从云早年是个算命的道士，曾自称“奉玉皇旨谕，代天宣化，挽回下元末劫”。

1925年，刘从云的“道法”传入四川军政界，多位领导成了他的弟子。刘湘也在其中，法号“玉宪”，还被刘从云任命为万县“事园馆”馆长。

刘从云并不满足只在四川发展，在获得刘湘的信任后，有了“问鼎中原”的想法，刘湘将他视为军师，对其言听计从，企图以神治军。

1931年，刘湘以九个模范营为基础，组建“模范师”，虽然师长是刘湘，但军队的实际掌权人是刘从云。由于模范师定期开坛施行术数，官兵都号称刀枪不入，刘从云在指挥所中也总是身穿道袍，手执拂尘，因此被称为“神军”。

这支“神军”在刘湘统一四川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刘湘视为宝贝。不过，在1934年围剿红四方面军时，“神军”惨败，刘从云威严丧尽。“神军”的实际指挥转由“神军”教导师第3旅旅长郭勋祺负责。

郭勋祺接到刘湘的命令后迅速出发，1935年1月24日，郭勋祺在习水县城附近追到距离红军军委纵队仅1公里的距离。

川军

敌人逼近，情况不容乐观，但是毛泽东却看到了战机。在经过习水县西部的土城镇时，毛泽东发现此地山高谷深，地形险要，非常利于将孤军深入的敌军集中歼灭。

侦察情报也显示，在后面追击的郭勋祺只有4个团的兵力，约6000多人，红军主力约2万人，兵力和地形上拥有明显的优势。毛泽东、朱德等人当即决定就地歼灭这股敌军。

1月28日拂晓，战斗打响，红军经过3小时激战突破川军正面阵地，全线濒临崩溃，郭勋祺不得不投入预备队稳住战线。

中午，敌军一个团的先头增援部队抵达，形势陷入胶着。

毛泽东等军委领导发现情况超出了预期，计划中的速战速决很可能已经无法实现，于是急令红2师从赤水回援土城。

拉锯战对于缺乏弹药的红军来说是极为不利的，随着红军火力的削弱，川军开始尝试反击，突破红5团多道防线，一度推进到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

红军此前从未与川军交过手，没想到川军打仗如此强悍，连近战肉搏也丝毫不怵。而且在川军站稳脚阵之后，原本有利于红军的地形变得不利起来，土城距离赤水河仅一山之隔，如果不能迅速消灭或者击溃这股敌军，将陷入背水一战的绝境。

红军小战士

湘江一幕再次浮现在眼前，面对全军覆没的风险，朱德总司令再度站了出来要求亲自到前线指挥。

毛泽东抽着烟，没有回答。

朱德焦急万分：“我一个朱德死了又怎样？再说，子弹打不打得中还另说。”

毛泽东罕见地犹豫再三之后，亲自将朱德送到前线。毛泽东同时还下令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也加入战斗，战线再度反推，硬生生从己方前沿打到了郭勋祺师部附近。

干部团是保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警卫部队，全团1500人，大部分都是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连排干部，而且装备精良，一个营就有6门迫击炮和6挺重机枪。

毛泽东在前沿指挥部用望远镜看着干部团冲锋的情景，对着身边的人说：“打得好，这个陈赓行，可以当军长！”

形势好不容易好转，但川军后续增援兵力再次抵达，战斗陷入僵持。

土城战役

虽然郭勋祺的“神军”伤亡惨重，但是将其歼灭的计划已经落空。

红军损失也非常大，特别是干部团一营，阵亡90多人，在逼近郭勋祺指挥部时，正好遇到敌人的增援部队抵达，不得不撤下来，一营3连的一个排担任掩护，这个排最后只剩下十多个人。

全团连级干部牺牲3人，团参谋长钟伟剑也在这次战役中牺牲，

这些干部都是革命储备人才，这里面的人随便拉出去一个都能拉起一支队伍，一次性损失这么多，毛泽东非常痛心。他对团政委宋任穷说：“代价太大了，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但这样用不行。”

入夜以后，战场陷入暂时的沉寂，山谷里偶尔传来几声哀嚎，提醒着所有人，战斗并未结束。

根据战况和俘虏交代的情况，毛泽东已经知道，前线的情报侦察出现了重大失误。

首先是搞错了川军将领，把郭勋祺误认为廖泽，红军所面临的川军也并非4个团，而是6个团，共1万余人。后面还有两个旅在跟进。

出现这样的错误，是因为情报人员在截获敌人电报时，把“旅”翻译成了“团”。一字之差，使战场变化完全出乎意料。

此外，土城战役暴露了红军主力所在位置，四面八方的敌人正在向这里聚拢。

经过开会总结，军委认为，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无法实施，全歼尾随之敌的意图也没有达成，因此决定立刻脱离战斗，西渡赤水河。

在“一渡赤水”进入川南之后，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对土城战役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

首要的教训是轻敌，红军此前并未与川军打过交道，对其印象一直是刻板印象，认为这些“双枪兵”军纪涣散、矛盾重重，战斗力与土匪无异。

但在实际交战中，川军并没有一触即溃，反而越战越勇，多次被突破防线后也不仅没有溃逃，而是立即组织起新的防线，这和刻板印象中的军阀完全不一样。

第二是分散了兵力，土城战役中，除了主战场青杠坡之外，还有梅溪阻击战、黄陂洞激战、复兴场之战、箭滩遭遇战、元厚渡口之战。加上情报失误错估了敌人兵力，使得我军不能时刻掌握主动权。

接着毛泽东也做出了自我检讨，他反思自己“刚上任，求胜心切”“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意图过于明显”。毛泽东多次强调是自己的主观原因导致战役失利，主要责任在自己。

在毛泽东的带头反思总结下，朱德、周恩来等人也主动进行了反思。

土城战役是红军在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失败对毛泽东的威信非常不利，但是毛泽东的态度却让所有人对他更加认可和信任，党内思想也更加团结。

陈毅曾评价毛泽东：

善于反思总结经验教训，虽然出现过不少失误，但能迅速反思，及时调整，且不会犯第二次这样的错误。

事实也证明，在随后的“四渡赤水”中，毛泽东的指挥天分得到了充分施展，一举摆脱了国民党军10大军的堵截。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土城战役的红军领导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杨尚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陈赓、宋任穷等包括7位开国元帅在内的200多名开国将领。

这么多军神般的人物被郭勋祺正面击败，恐怕国民党军将领里找不出第二个。

此战之后，郭勋祺名声大噪，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成为国军中的名将。

郭勋祺

抗战爆发后，郭勋祺率领他的模范师再度出川。淞沪会战中，在太湖与日军激战3昼夜，破坏日军截断芜湖海上通道的计划，掩护数万从上海撤下来的国军到芜湖休整。

此战中，郭勋祺身负重伤却不下火线，得到陈诚、白崇禧的高度认可。伤愈复出后升任50军军长。

1938年，郭勋祺率部与新四军密切配合，击溃驻扎在芜湖的日军116师团，战后送给新四军3万发子弹。他多次同意新四军进出自己的防区，并多次将蒋介石要求对付新四军的密电交于新四军敌工部长夏育群。

1940年，郭勋祺因“通共”被调离前线，到重庆进入陆军大学学习。直到解放战争才再度被启用，并在襄樊战役中被我军俘虏。不久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四川，尤其是和平解放成都做出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