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债务即将突破35万亿美元。美面对持续上升的通胀，美联储采取了加息和缩减资产负债表的措施。然而，这也意味着美联储无法继续通过购买国债来提供支持，这在过去曾是其主要的经济刺激手段。
在全球市场上，对美债的需求正在减弱，近期美债收益率的上升便是一个明显的迹象。美国在发行新国债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解决债务问题上，美国似乎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包括利用俄乌冲突来削弱欧洲、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实力，同时推动美国军工企业的出口增长。尽管如此，美国的国债仍在不断攀升，这让人不禁感到困惑。即使使用了“战争洗债”这一极端手段，债务问题似乎仍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问题愈加严重。
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那么对未来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预测就可能完全错误。当前，5.5%的联邦利率对美国国债构成了巨大压力。为了维持这一高利率，美国正引入了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移民，以降低国内通胀成本，炸毁北溪管道以高价向欧洲出售能源，严格控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规模，以及实施联邦级别的超额福利。
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但似乎并未触及解决美国国债压力的核心问题。因此，有人将拜登比作裱糊匠。然而，如果连地缘冲突和战争都无法减轻债务负担，那么美国精英们能打的牌似乎已所剩无几。
美国通过极限加息来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收割。但是，效果并未如预期般成功。中国的关键决策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许多国家避免了这一命运。在经历了三年的疫情之后，全球大部分经济体已经元气大伤，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存粮”可供收割。
回顾次贷危机后的美国，我们看到了美元发行机制的转变：从被动发行（基于国际贸易规模）到主动发行（基于美国国债、福利和股市）。这导致了美元的全球泛滥，其规模之大使得美联储难以从其他国家进行有效的经济收割。
美国债务一直是全球总需求的重要来源。自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总需求强劲动能主要依赖于借债。如果没有大规模借债，美国的内需将大幅缩水，因为其劳动生产率并未显著提升。
与此同时，全球其他国家普遍依赖生产来立国。美国通过债务发行订单给全球，通过庞大的产业链分工体系，其他国家通过合作、采购、出口等方式实现了“乘数效应”，这成为了全球总需求的关键机制。
美国的债务不仅支撑了全球产能，也膨胀了其他市场的内需。然而，这种债务水平对美国来说似乎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为了解决这一财政问题，美国开始对特定国家进行定向收割。这种做法在短期内可能看似有效，但当目标转向中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等关键经济体时，问题就变得复杂了。这些国家可能会遭受产能过剩和需求萎缩的双重打击。
更严重的是，这种定向收割可能会引发全球需求的崩溃，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最终反噬美国经济。
特别是如果欧洲因美国的行动而陷入衰退，那么欧洲经济的衰败将对美国的美元离岸市场造成重大打击，减少美国从海外市场获得的订单，阻碍优质产品流向美国，甚至可能波及到美国的金融市场。
在过去，由于经济繁荣，即使有一定程度的收割，人们也不会太在意。但经过疫情四年的痛苦挣扎，大家的口袋几乎空空如也。再次收割，将直接影响全球经济的根基。
因此，美国的对外收割行为越多，未来全球经济的前景就越黯淡。这不仅无法为美国带来长远的利益，反而可能加剧其债务负担，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历史已经证明，战争是国家用以重塑金融债务的一种极端手段。然而，俄乌冲突的结果表明，这种手段的效果正在减弱。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转换了手法，开始用高通胀来重塑美国自己的债务。
“高通胀洗债”其实质是通过货币贬值来减轻债务负担。在1966至1982年的滞胀时期，美国就曾用过这招，成功消减了四分之三的债务。这不仅为美国提供了短期的经济缓解，也为其长期的全球战略铺平了道路。
然而，高通胀也意味着老百姓的购买力将受到侵蚀，生活成本的上升将使中低收入家庭面临巨大压力。为了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美国会选择对外发难，将矛头指向所谓的“外部敌人”，以此来团结国民情绪，转移公众的注意力。
美国可能将高通胀作为一种战略性的债务减免工具。这不仅有望减轻其巨额债务，还可能通过货币贬值来削弱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但是，这种手段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到美国能否继续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面临的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随之而来的输入型通胀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必须谨慎地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以确保国内经济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宁。
展望未来十年，高通胀可能成为新常态。这将对全球每个国家和每个人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准备好应对这一变化，确保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健康发展。
时局在变，攻守易势。我们需方敌人暗箭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