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地下特工叶文津笼络了不少日本军官，他利用日本人的关系，给新四军送去价值1万两黄金的物资。神奇的是，就连帮忙运送货物的都是日本人。

1945年的一天晚上，孙明正坐在日军军车队里等候，他一言不发地看着透过窗户看着一个个忙着搬军火上车的日本人，以及在不远处的指挥者——叶文津。

过了一会儿，叶文津开着轿车，带着孙明他们穿过国民党检查站，来到城外无人的空地。

“孙明同志，这是国军司令部的文书，你拿着一路上能畅通无阻。”叶文津下轿车将一张纸递给孙明。

孙明接过后小心地放好，朝他敬了个军礼说道：“谢谢你，叶文津同志，保重。”

看着消失在夜色中的车队，叶文津谨慎地观察了一下四周，钻进了轿车往回开。像这样偷偷给新四军运军火的事，他不是头一次干，早已是驾轻就熟了。

想当初，叶文津也只是一个被迫回到上海的留日学生，迷茫之际结识了共产党员夏衍，入党后到延安学习，又被派往华北担任《救亡日报》的记者。

叶文津文字功底很好，思想觉悟也很高，在他的宣传下，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游击区的群众坚定了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不久后，党组织又安排叶文津深入敌后，化名叶德铭，到伪《新中国报》报社工作。到报社不久，叶文津因为工作出色和一口流利的日语，很快就被报社经理推荐给了社长袁殊。

袁殊也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加入我党负责敌后情报工作，同时他还是中统、军统、日伪和上海青红帮五重间谍。他的人脉可以说是遍布上海，给叶文津带来很大的便利。

利用袁殊的名义，叶文津不但能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在敌人机构内部周旋，获得了不少有用的情报，还能发展自己人脉关系网。

香港沦陷后，叶文津以《新中国报》记者的身份，利用日本领事馆前往香港协助当地的地下党工作。当他得知同志们生活拮据时，还找到日本副领事根木，用报社的名义借到五千军票来贴补同志们。

然而，狡猾的敌人注意到了叶文津。

刚从香港回到上海没多久，日本领事馆宕井道领事就命令袁殊将叶文津关了起来。所幸敌人查了两天都无实据，在多方协作之下，叶文津安然无恙地被放了出来。

恢复自由之后的叶文津果断地辞职，并断掉了和袁殊的联系。

而后叶文津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担任“东业联盟上海分会”办公室秘书，又担任了一年的伪上海市政府公用局科长。

这几年的摸爬滚打，叶文津自己的人脉早已经发展成熟，上到日军军官，下到汪伪政府底层，都被他打通了，还有了自己的商业货运公司。

侵华日军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山头林立，尤其抗战后期，日伪内讧不断，很多日本人都另谋退路。

叶文津便利用这点，不断向敌人传达“求购”消息，有想法的日本人便跟他交易物资、医药、甚至军火。

从日本人手里拿到东西后，叶文津再联系我方的接头人，他安排公司运输到约定的地点交货，整个过程隐蔽又安全。

哪怕到了抗战末期，上海的日军严格限制物资进出，叶文津还能找到“卖家”寻求运输帮助，每次派一两个日本人跟随护送。

光是抗战这几年间，叶文津使用利诱、哄骗或胁迫等手段，为我军提供无数有价值的日伪情报，救助掩护多名同志转移，并且无数次为新四军和八路军的根据地提供物资。

日本投降后，叶文津便借着国民党驻沪办事处的名义，分批有计划接收日军海军军火。

叶文津很快联系到日本海军中校武井，武井原本就和叶文津合作过几次，交情不浅。面对熟人，武井自然很是轻松，毕竟都是投降，投降给熟人还能得到关照何乐不为。

于是，叶文津动用关系弄来了国民党司令部的文书，武井找了几个日本人将日本海军的军火库540箱TNT炸药，一千支雷管搬上军车，并派人负责帮助联络员孙明安全送到新四军那里。

随后，叶文津又联系武井，将日军的195挺全新机关枪和一批手枪，装车送给新四军，这些军火完全能够支撑我们的部队在江南江北地区战斗个两三年。

叶文津办事利落干净，从不拖泥带水，并且他胆大心细，不会给敌人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只要我党有需要，甚至是作战奇缺的无线电器材，叶文津不但能成功拿到物资，而且能安全地送到我军手里。

解放战争时期，叶文津又利用自己的商业货运关系，将香港著名实业家简玉阶女儿简竹坚拿到的广东全省军用地图成功交到组织手中。

这不禁让简竹坚佩服不已：“你胆子真大啊，这可是要‘杀头’的。你居然一夜之间就给搞定过关了，真了不起！”

面对这种称赞，叶文津都云淡风轻地笑笑，这些都是他作为一个“革命搬运工”的基本操作。据不完全统计，叶文津为新四军送去的这几批物资的价值，相当于当时的1万两黄金。

1980年6月15日，叶文津在广东逝世，他曾无数次地诉说着自己的赤胆忠心：“我不为名利，不怕艰难，即便会牺牲，我也义无反顾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

英雄为革命，此生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