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朝道光年间活到抗战、北京大学校长、复旦、震旦两所大学的创办人、70岁任南京第一任市长、近百岁高龄被推为救国领袖······这些堪比历史爽文的经历却曾真实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他就是近代“传奇老人”——马相伯。
马相伯
道光二十年（1840年），马相伯出生于江苏丹阳马家村，他原名马志德，后字相伯、湘伯、芗伯，由于其父母信奉天主教，故马相伯在襁褓间就受天主教洗礼，成为一名天主教徒，洗名若瑟，亦名若石。
马相伯5岁便入私塾读书，对天象奥秘十分着迷，12岁前往上海入法国耶稣会办圣依纳爵公学（后改称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继入小修院、大修院，攻读法文、希腊文、拉丁文、哲学、神学、数理和天文等现代人文及自然学科。
清同治元年（1862年），22岁的马相伯开始在徐家汇天主教小修院进行为期两年的“神修”训练，后来又入大修院进修哲学和神学。
8年后，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并加入了耶稣会，被授予司铎神职，同治十三年(1874年），马相伯被任命为徐汇公学校长兼教务，教授经史子集，同时兼任耶稣会的编撰，他不仅继续深究哲学、数理和天文，还译著了《数理大全》等百卷书籍。
正是得益于年轻时学贯中西，马相伯才能在此后的漫长人生中大放异彩。
光绪年间，满清的腐败和落后导致国贫民弱，饿殍满地，马相伯于心不忍，便自筹两千两白银救济灾民，却被教会要求“省过”，愤怒的他选择脱离耶稣会（仍信仰天主教）。此后，马相伯开始涉足外交和洋务活动，先后前往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及朝鲜等国“看世界”。
在对比了日本和朝鲜一新一旧的社会面貌后，马相伯认为要想使国家富强，必须提倡科学，操办实业，他为此频繁上书朝廷建言献策，但这些奏折都如石沉大海一般。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马相伯选择辞官，隐居于上海佘山研究天文，并助其弟马建忠著《马氏文通》，但署文名。可不甘寂寞的他深感“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遂决定毁家兴学。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马相伯散尽家财，将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良田全部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以作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规定将该产业收益设为中西大学建成后的学生助学金。
南洋公学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1月，南洋公学（即后来的交通大学）的文科教习（学官的一种）郭镇瀛，仅因5班教室内的一只空墨水瓶便迁怒于学生，而校方居然在不久后宣布开除五班全体学生。
此事迅速发酵，该校总教习蔡元培及200余名学生愤怒万分，于是集体离校，这也就是轰动一时的“墨水瓶事件”。
出走的大部分学生经中国教育会的帮助组建爱国学社，此外，蔡元培还向马相伯引荐了20多名学生。而此时的马相伯正在积极筹划建校，于是他欣然接收了这批学生，并租用了天主教会徐家汇观象台的旧屋作为学生宿舍，由几位法国神父施教。
一座新式学堂就此诞生，而马相伯还给学校起了个响亮的名字——震旦学院，并任震旦学院的监院（即院长）（不久前的震旦学院女教师不当言论让这所学校再度为国人所知，身为人师的她不知在面对马老塑像时是否会汗颜）。
“震旦”在梵文中意指“中国”，而在英语中，亦有代表黎明、曙光，足可见马相伯对这所学校的重视，希望它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曙光。
震旦学院一成立就以“广延通儒，培养译才”为办学宗旨，学制为两年，设文学、质学（科学）两类专业，此后又发展为文学、致知（哲学）、象数（数学）、形性（理科）四门学科。
梁启超
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在得知震旦学院成立后兴奋地写道：“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有了马相伯的运筹帷幄，震旦学院迅速走上正轨，他激励学生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科学救国准备者，请归我。”一年不到，震旦学院的学生人数就暴涨到了132人。
精通西学的马相伯认识到了革命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唯一途径，他对革命也非常支持，其中，他和于右任的师生之情也堪称一段佳话。
于右任从小便聪慧过人，16岁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县学，成为秀才，19岁的时候参加岁试，又以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被陕西提督学政叶尔恺誉为“西北奇才”。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携光绪帝弃京西逃，清廷一众官员“跪迎”洋人入城，二十多岁的于右任气愤不已，于是写下诗篇《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满清朝廷，而他也因此被清廷通缉。
于右任和恩师马相伯合照
1904年，于右任逃至上海，马相伯得知这位热血才俊无处安身，亲自驾舟将其接到校中，不惜冒着风险破格录取了他，并免去他所有的学杂费，还特意提醒于右任易名“刘学裕”以避人耳目。
但当时的天主教会还未从义和团事件中缓过神来，害怕清政府因为这件事秋后算账，所以耶稣会对马相伯收留“钦犯”的行为表示担忧和反对。
1905年，耶稣会派法国人南从周前往震旦学院任教务长，名义上是协助马相伯打理校务，实则是为了节制他。
这个法国人是个十分保守的耶稣会士，他到校后认为是拜祭孔子是崇拜偶像的行为，于是取消了孔子诞辰假期，强迫学生学习宗教课程，学唱圣歌，还要早晚祷告、做礼拜，而且“尽废旧章，别定规则”，禁止学生探讨时事和结社等，以免遭清政府的报复，他还限制学生出入校门、会客之类的个人权利。
这些行为引发了震旦学子们的强烈不满，如同第二次“墨水瓶事件”爆发，大批学生退学以示抗议，并在离校时摘掉了震旦学院的校牌。此时的马相伯尚在养病，虽然对学校极为不舍，但他还是选择和学生站在一起，离别了徐家汇的校舍。
没了校长和学生，震旦学院几乎等于一个空壳，但马相伯不想放弃教育强国的梦想，于是他决定重办一所高校，他的想法也得到了学生们的积极响应。
那新学校的校名该叫什么呢？
于右任建议取名“复旦”，首先，《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有云：“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意为自强不息，此外，“复旦”还有不忘震旦之旧和复兴中华之意。
马相伯对这个校名很是赞许，这回，他诚邀热衷教育事业的严复、张謇、熊希龄和袁希涛等28位社会名流担任校董，共筹复旦建校资金，两江总督周馥也慷慨拨款官银一万两相助，并愿借吴淞提督衙门作为新校的临时校舍。
复旦公学旧址
1905年5月27日，复旦公学（即后来的复旦大学）开办，马相伯再任校长并兼法文教授，严复任总教习，聘李登辉任教务长，于当年中秋节（1905年9月13日）正式开学。
1906年，马相伯前往日本，他在日本学会成立典礼上勉励留日学生：“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曾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极爱此言，称赞他是“中国第一位演说家。”
至于震旦学院，也在当年重新开课，南从周仍任教务长。马相伯始终心系这所他一手创办的学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当他得知震旦学院将搬迁时，马相伯不计前嫌捐款四万银元，并将自己名下、位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八处产业悉数捐出，募款十余万元，然后购得卢家湾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土地共103亩，以供震旦学院建造新校舍（后改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即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震旦学院自此固定办学。
民国十七年（1928年），震旦学院改称震旦大学。
时间来到辛亥革命前夕，身在日本东京的马相伯此时任《政闻社》总务员，因其德高望重，“国父”孙中山先生邀他回国任南京第一任市长，而此时的他已是古稀高龄。
不久之后，南京撤销设市，马相伯转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并代理都督，此后又往北京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北京政府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
再入仕途期间， 他与章太炎、梁启超等发起创办“函夏考文苑”，还和英华（字敛之，后任辅仁大学校长）创办了辅仁社（即后来的辅仁大学）和培根女校，马相伯对辅仁大学寄语：“齐驱欧美，或更驾而上之。”。
民国三年（1914年），马相伯之子君远病故，学生们考虑到马公早已散尽家财办学，遂募集万元作为其媳孙的教养费，可马相伯却坚决将这笔钱移作启明女子中学（今上海市第四中学）的教育经费。
民国三年（1915年）12月，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称帝，马相伯痛斥：“天下之大盗，莫大于君主”。
民国六年（1917年），他再度隐居于徐家汇土山湾（为其居起名绿野堂、乐善堂），终日著书论道，不再过问世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年逾九十的马相伯仍心系国家危亡，为救亡图存四处呼号奔走，还发表了《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不仅如此，他义卖自己的榜书、对联，筹款10万元捐给了抗日义勇军。
马相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组织起了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爱国救亡团体，被各界公认为爱国老人、救国领袖。在他家里召开的救国会第二次执委会上，他挥毫写下“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
1932年11月起，马相伯在四个月内连续发表了十二次国难广播演说。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失败，上海沦陷，侵华日军进犯南京，冯玉祥、李宗仁力劝马相伯转移至桂林风洞山。次年，应于右任请，马老再从云南、四川入越南谅山，染病留居。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马相伯百岁诞辰，4月6日，全国各地及众多组织都为其举行遥祝百龄的典礼。
不仅国民政府为他颁发了褒奖令，中共中央也特致贺电，称赞其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而给马相伯在给上海复旦同学会的亲笔信谦逊表示“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
他心念前方将士浴血抗战之劳苦，将他人所赠的寿仪捐作犒慰伤兵之用，期间他还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委员。
此后马老病重，忧国忧民之情愈发深重，愤然疾呼：“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0月20日，当马相伯得知薛岳将军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大败日军的消息后，兴奋不已，夜不能寐，但也加重了他的病势加剧，于十几天后的11月4日溘然长逝，噩耗传出，举国哀悼。
马相伯逝世后，其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国民党元老邵力子也赞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马相伯老人用了100年来诠释这句千古名言，也让世人见识到了什么才是文人傲骨，家国情怀的典范。
何足道哉
谁言书生误国？实乃国士无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