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媒体29日报道，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去世，享年100岁。
今年10月，基辛格首部且唯一的口述史著作《基辛格谈基辛格：关于外交、大战略和领导力的省思》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本书以问答的形式，展现了基辛格对自己在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所面临的具体挑战的思考，他对领导力和国际关系的一般性建议，以及那个时代传奇般的世界领导人的惊人肖像等。
以下为该书的部分书摘：
回首过去，您认为最重要的领导力是什么？
人们首先要问的是，领导者应该做什么？任何领导者都面临一系列因时势的发展而出现的实际问题，我称之为战术层面的问题。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把他的社会从原来所处的局面带到未曾有过的局面。这是对领导力的挑战，将不断出现的特定情况变成对未来的憧憬。
就第一项任务而言，它部分取决于社会的内部结构，部分取决于某种战术技巧。
在领导力方面，最需要的素质是品格和勇气。需要品格，是因为真正棘手的决策是51∶49。平淡无奇的决策是在官僚主义的考虑过程中做出来的。但是，当处于危急关头，这意味着你决定要走的是某一条路，而不是另一条路。因此，你需要依赖道义的力量来做出决策，就本身而言，在做这个决策时，你几乎不可能拥有多数支持，因为你面对的是不熟悉的领域。你需要单打独斗的勇气走完这段路。
——《一政治家风范》p5
尼克松是如何看待世界的？您是怎么看世界的？您看到了什么机会？
尼克松对外交政策的理解是极为概念性的。这是他最感兴趣的活动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他没有遭遇过反对因素，而在和他有关的各种竞选活动中，他一直备受异议。他走遍了世界各地，每当出现某个问题时，他可以把出现的问题与他所见过的许多人中的某个人的个性联系起来。因此，对于任何问题，尼克松都从我们想要的最终解决方案的角度来考虑。他对讨论战术极不耐烦，尽管他也对这种讨论表现出兴趣。他认为总统的作用就是要实现最终目标。
所以，从一开始他就会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是要做什么？他有一句我经常引用的格言：半途而废和一意做到底的代价是一样的，不如决心干到底。所以，你最好是一路干到底。这是他的许多决策的特点。在关键时刻人们会说：“噢，看看这些疯子。他们面对某一种局面时一直思维敏捷。”当尼克松采取这些行动时，其目的是精心谋算，让另一方意识到事态正在变得非常危险，不会想采取某种临界的步骤而陷入危机。
我思考的素材更多是历史性的和哲学性的。也就是说，我把我所研究过的历史情况以及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的教训进行类比，以此来观察世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尼克松和我相辅相成。我们在应该关注的问题上彼此看法一致。但是，对我们两人来说，思考的素材各不相同。
——《二准备》p21
在秘密旅行以及随后的旅行中，您多次与周恩来会谈，几小时接几小时地和他探讨大局远景。与周恩来一起工作同后来与毛泽东一起工作有何不同？他们的方法有什么不同？
周恩来是一个极具智慧和个人魅力的人。他在非凡的知识和非凡的耐心框架下进行谈判，从来没有企图宣称要维护力量的相对平衡。有时他非常强硬，但他在这些阶段中是在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框架内进行谈判，表明我们都是认真的人，都决定朝着某个方向前进，我们将设法找到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途径。因此，他会捡起一些小事——如果我们这方有人生病了，或者在以前有过某种联系——他总是想方设法去提及。但他从来没有想要去讨好某个人。
毛泽东是革命奉献的化身。他身上有支配一切的气势。就像在舞台上，一个伟大的演员在三十秒之内就吸引了观众。毛泽东并没有特别想说服你，他说的是格言。他几乎总是以一个问题开始谈话。与大多数政治家不同，他没有说：“我要说五点。”他会说：“你在考虑什么……”然后他会带你进入下一步，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来回答，然而在对话的不同阶段会被他冷嘲热讽的评论打断，这些评论传达出“不要试图愚弄这个研究人类弱点的专家”。
他的经典回应之一是：“你们美国人让我想起燕子，它们在暴风雨来临时飞到空中，挥动翅膀。但是，教授，你和我都知道，挥动翅膀并不会影响暴风雨的到来。”或者你告诉他一些有关谈判的事，然后他就脱口而出“慕尼黑……”但这一切都是彬彬有礼地说出来的。他流露出知道世界将走向何方的信念，而你必须适应那个框架。
——《九谈判风格和人物侧记》p135-p136
我认为您的记者招待会对媒体很重要。您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事。而且，它们更多是概念性的，而非战术性的。
嗯，如果你看看我们花在演讲上的时间……
还有您写的外交政策报告。
看看我们花在演讲上的时间和我们花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时间，必须得有这些时间。在最初的几年里，每个星期五我都会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谈越南问题和其他问题。从来没有被泄密过。这就像哈佛大学的研讨会。我会给他们很好的解释。
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乘坐“空军一号”，飞机后面有一个新闻小组。我走到后面和他们聊天。我们要去萨尔茨堡与萨达特会谈。我们降落后，《华盛顿邮报》的资深人士默里·马德打电话给我说：“你应该知道，记者团完全搞砸了。他们引用在旅途中听到的你说过的话，你不会相信的，他们会造成混乱。”于是我说：“我能做些什么？”他说：“你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你不应该知道记者团的报告说了什么。”“你能做的最好的事，”他说，“就是召开一次公开的新闻发布会，我会问你一个与那一主题有关的问题，然后你就可以说出我所知道的你所要说的真正的意思。如此他们就得引用你的话。”你能想象今天会发生这种事吗？
不，今天绝没有机会这么做。他们会急着把它印出来，让你看上去像个傻瓜！
——《十外交政策的过程》p159
我们已经用了四十年来反思尼克松总统的外交政策。回头看看，您今天怎么看待这份遗产？
尼克松的基本贡献是建立一种外交政策的思维模式，这是开创性的。美国外交政策的传统思想是，重大的问题可以分割为个别的问题，逐个解决——事实上，如何解决问题就是问题。因此，我们会卷入一种似乎威胁到我们的生存或其他重大利益的局势，但很少涉及世界秩序的概念。
除了那些美国国父，以及“泰迪”·罗斯福外，尼克松是把外交视为一项大战略的美国总统。在他看来，外交政策通过平衡各国的自身利益，从结构上改善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全球和平与美国的安全。而且他从相对长远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当然，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如果你看看尼克松对中国的看法，看看在尼克松主持下撰写的外交政策报告中所说的话，就会知道，他会从世界秩序的角度来探讨中国问题，既不是从任何特定危机的角度，也不是从越南的角度，尽管他看到了对越南的影响。
他认为，通过使中国参与国际制度，国际政治的整个格局将会发生转变，因为所有其他国家都必须考虑中国在新格局中的影响。他推测，只要中美关系使双方都对对方的地位产生信心，我们就有可能制造出一种局面，即美国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会比中苏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我们就会有很强的讨价还价能力。他还认为，随着美国公众对和平前景的看法发生变化，我们的国内使命感将得到加强。
——《十一战略》p164-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