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制所谓的柳条湖事件，随后大举突袭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就此爆发。

当时东北军的精锐部队在关内，但在关外仍有大批驻军留守，如若坚决抵抗不至于不堪一击。但是在上层混乱的指挥下，留守的东北军并未能统一抗击日军，而关外的东北军精锐也没能打回去。

现在有不少网友认为，东北军是“一枪不放”就丢了东三省，这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因为当时总体上虽然有所谓的“不抵抗命令”，之后一部分东北军撤回关内，还有一部分东北军投靠日军，但剩下的一部分东北军却仍在自发抗日。包括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日，就有一部分军警人员开枪反击。比如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独立第7旅620团就在团长王铁汉的命令下，开枪还击；沈阳警察也在黄显声的率领下，奋起抗击。不过在日寇蓄谋已久的突袭下，如此小规模、局部性的抗击并未能阻止其侵略步伐。直到日伪军向黑龙江进军时，遭到了马占山将军所率部队的痛击，这才吃了比较大的亏。但是日军当时可以从容地调集大量援军，而马占山却孤立无援，最终江桥抗战也只得归于失败。由此我们也可看到，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民即已奋起抗击，中国人民的十四年抗日战争自此而始。在日军侵占我国东北的过程中，中央军无动于衷，关内的东北军也没能打回来。可关外的军民却并不屈服，以留守抵抗的原东北军部队为骨干，大量义勇军风起云涌。

黄显声将军，1949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到1932年时，关外的东北义勇军在高潮时曾有30到50万人之众，广泛地抗击着日本侵略者。但是义勇军人数虽多，可成分复杂，指挥系统更是比较混乱，关键主要还是单打独斗，缺乏关内的支援。因此在日军的重兵进攻和分化瓦解之下受到了重创，到1933年时，东北义勇军的抗战已陷入低潮。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东北的中国共产党也在发动民众抗击日寇侵略。一开始我党领导的武装还是小股的游击队级别，后来逐步发展壮大，整合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以东北人民革命军为基干，纳入仍在坚持抗战的原东北义勇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合编为了东北抗日联军。1936年到1937年，东北抗联先后发展到了11个军，其中有的军是我党直接领导的武装，有的则是接受领导的原义勇军武装，兵力最多时有约3万人。当然了，由于抗联斗争的复杂性和部队成分的复杂性，其中有的部队为基干队，还有的则是接受领导的其他武装。而且各军的兵力在不同时期也是不一样的，因此近年来也有文章分析称，抗联兵力数在巅峰时或许还不到3万人。

大家可能纳闷，怎么编了11个军，兵力最多时可能还不到3万人呢？这是由东北抗战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大的番号可以起到壮大声势和迷惑敌人的目的。而实际上东北抗联兵力最多的军也只有6000人，兵力少者甚至只有数百人。而日伪军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却是极其庞大的——以1937年为例，到年终时关东军的建制部队就有第1师团、第2师团、第4师团、第8师团、第12师团；独立混成第1旅团；骑兵第1旅团、骑兵第3旅团、骑兵第4旅团；第1至第5独立守备队；珲春驻屯队等部。此外，伪满系统的军队和警察还有约20万人之众；另外日本在东北的大量移民中，还储备有相当数量的战斗人员。上述日伪军并不全与抗联作战，但其在我东北的侵略统治，本身就在压缩着抗联的生存空间。当时日本与我国的全面战争已经开始，而且还要准备对苏战备，因此急于将抗联武装扑灭。因此，在东北的关东军兵力逐年增加。

到1938年底，日军关东军师团数增加至8个；1939年底，日军关东军师团数增加至9个；1940年，日军关东军师团数增加至11个。除了正规师团数的增加外，日军还大量组建守备队之类的武装。所以面对数十万日伪军的围追堵截，抗联的作战压力是极其大的。而且抗联所面对的困难，还不止是现实存在的日伪军。我国东北地区地域面积广大，有100多万平方公里，当时有约3000万人口。相对于关内核心区而言，可以说是地广人稀。抗日联军主要以山区密林为基地，以周边动员的群众为基础，广泛地进行活动，以打击日伪军。当时日军本身比较缺乏在密林中的作战能力，尤其是冬季来临后的严寒作战往往给其造成严重的非战斗减员。所以日军为了隔绝群众对抗联的支持，施行严酷的“集团部落”制度。

这种制度顾名思义便是将零散的居民强迫迁移到集中区域，然后由日伪组织进行统一管理。凡是敢于反抗的民众，日军一律烧杀殆尽，从而使得在“集团部落”之外，不会再有房屋和食宿之所。仅1937年至1938年2月，日伪在伪三江省的桦川县南部地区便烧毁村屯120多个，毁掉民房24000余间，杀害和冻、饿死民众13000余人。东北的抗日武装一开始就是居住在民众村落之中的，然而在日寇实施“集团部落”后，经常是连续几十里、上百里都碰不到一个人。而在这种“集团部落”中，往往都配有日伪武装或距其据点很近，即便抗联前来发动民众也并不容易。当时东北的自然环境是十分恶劣的，尤其在冬季，没有御寒衣物和食物的话，是绝难以生存的。曾任杨靖宇将军警卫员的黄生发这么回忆道：

李前所作杨靖宇将军油画雪地行军，裤子总是湿的，被寒风一吹冻成冰甲，很难打弯，也不知道有多沉，迈步都吃力，鞋子也都跑烂了。至于衣服全让树枝扯烂了，白天黑夜都挂着厚厚的霜，浑身上下全是白的，全是凉的。更难的是吃的，不要说是粮食啊，连草也找不到啊，枝枝叶叶被霜打枯了让雪埋上。能吃的草根儿冻在土里没法找，只好吃那难以下咽的树皮。先把老皮刮掉，把那泛绿的嫩皮一片片削下来，放在嘴里嚼啊、嚼啊，但就是咽下去了，肚子也不好受。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压力首先就是十分巨大的。东北抗日联军在严酷的形势下，以“密营”制度来解决东北林区中的生存问题。所谓“密营”，即抗联的秘密营地，通常设立在密林之中，有的也在山洞中。这些秘密营地内存储有收集来的粮食、柴火、盐巴、药品、衣物，除了物资储备外，“密营”也有一定的居住设施和防御设施。

一般每支抗联部队均有多个“密营”，即便某个“密营”被摧毁了，依然还有下一个可供休整。甚至在有的“密营”还有简单的兵工厂，以修理枪械、仿造枪械，并制造复装子弹和炸弹。“密营”制度使得抗联能够在极端恶劣的客观环境下，依然具有比较强的持续作战能力。然而，面对抗联的种种打击，日伪军不断投入大的力量进行所谓的“讨伐”。为了消灭抗联部队，日伪军不惜代价和伤亡，采用所谓的“狗绳子战术”，一旦发现抗联踪迹，就死追不放。同时为了困死抗联，其在“集团部落”之外，还广泛地烧山、投毒，穷尽各种方法来消灭抗日武装。在严酷条件下，抗联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减员，有些不坚定的分子还当了叛徒。

来自叛徒的背刺是十分严重的，在叛徒的引导下，抗联的多处“密营”被摧毁，补给渠道断绝。这些叛徒还十分熟悉抗联部队的作战习惯和战法，其往往充当先锋，使得日伪军能够不断消灭抗联武装。到1940年时，抗联已经从鼎盛时期的3万余人减员到了2000人左右。1940年1月底，抗联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将军身旁只剩下了60余人；到2月初，兵力又减少到了不到30人。此时日伪军在叛徒引导下紧追不放，几天后杨靖宇将军身旁仅剩6名战士。杨靖宇下令黄生发等4名负伤战士顺着路往回走，给陈政委送信，并告知自己这边的状况。分手前，杨靖宇说了这么一句话：要坚定，机智，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此时，杨靖宇身旁仅剩两名警卫员，而这两名战士也在2月18日壮烈牺牲。

2月22日，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一粒粮食的杨靖宇碰到了赵廷喜等四人，杨靖宇请求他们回村给自己带点食物和棉鞋，还答应多给钱。赵廷喜劝杨靖宇投降，杨靖宇说了这么一句话：老乡，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结果这个赵廷喜下山后就把杨靖宇出卖了，大批日伪军随即而来。2月23日，日伪军已经围住了杨靖宇，并再次劝降：你是怎样抵抗也没有用了，投降吧！但是回答他们的只是杨靖宇手枪中的子弹（另有资料为杨靖宇回应道：不必多说，开枪吧）。

贾涤非、胡悌麟所作杨靖宇将军油画杨靖宇将军牺牲后，日伪军不仅割下了将军的头颅，还解剖了杨将军的遗体，结果发现胃里面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草根和棉絮，有的棉花明显是刚刚吃进去的，一团一团还没变样。如此艰难的作战环境，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抗联仅剩的骨干人员被迫撤入苏联，后来以其为基础编为了著名的抗联教导旅。教导旅虽名义上暂由苏联远东方面军总部代管，但其内部仍保持东北抗联的单独编制体系，并坚持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独立作战任务。除派遣小部队重返东北活动外，主力在苏军的帮助下开展系统的军事、政治整训。

在1945年苏军出兵我国东北前，即有抗联的精干小队先期回到国内，进行侦察和袭扰，以配合苏军主力作战。在极短时间内，日军在东北的关东军便土崩瓦解，抗联教导旅历经多年血战的老战士们终于看到了抗战胜利的那天。而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在我国东北的土地上已经倒下了无数的烈士，烈士的鲜血已洒遍了大片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