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汉武帝晚期巫蛊之祸以及霍光专权，朝堂庙宇亲情冷漠。汉宣帝需改变并树立自己的政治统治思想。

甘露三年（前51年），汉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会议当场，名儒萧望之做主持和裁判员，汉宣帝也亲自裁定评判。对阵双方为《谷梁传》与《公羊传》，期间辩论激烈，纷纷阐释己方观点，评论异同。然而经过汉宣帝多年的酝酿，大多数参与会议的人深知皇帝的意思，萧望之也顺水推舟，最终判《谷梁传》获胜，为其立博士官。

石渠阁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从官方层面打破《公羊传》一家独尊的地位，确认了《谷梁传》的学术地位。简单来说，《公羊传》更强调天人合一和皇权威仪，《谷梁传》强调礼法与情。时过境迁，前者是汉宣帝不再需要过分强调的，而后者则是所需要的。

本次会议是为了广学，而广学的目的则是通过增立博士官、扩大经学入仕途径以消除《公羊》学的三统论对皇权的威胁。

萧望之等五经诸儒二十三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过程记录称为石渠阁论，大部分已经散佚，但尚有只言片语流传后世。会议结果增设博士至十四人，比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更进一步，并对经学产生一系列影响。

《春秋》在经学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它向来被看成孔子微言大义的寄托。孔子所作的《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词句都暗含褒贬，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或“微言大义”。史家讲求秉笔直书，但孔子却利用不太明显的字眼等隐讳的写法，暗含着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而历代儒生对此深信不疑。

《春秋》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儒学在官方至高无上的地位。《公羊传》在解释《春秋》经义时所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为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的全国政治的统一和皇帝专权的中央集权制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汉武帝便很重视今文经学，尤其重视今文经学的主要经典《公羊传》。《谷梁传》则以其侧重在礼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容，与《左氏》、《公羊》成为《春秋》三传，并列成为为汉代的官学。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义特别是《春秋》经义被视为一代大法，具有超乎法律之上的权威地位，支配了汉代的法律生活和政治生活。

（一）《公羊》学理论和武、昭、宣政策的矛盾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国家的政治权力确认了公羊派儒家法思想作为西汉的正统思想。公羊学从此兴盛，汉武帝将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大一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国家统治意识形态之后，就在《公羊》学理论指导下进行一系列的开边、改制等活动。在经济上实行垄断政策，政治上高度集权，文化上“以法饰儒”，对外穷兵黩武，使汉朝由盛至衰。继武帝以后的昭、宣两位皇帝也在霍光与桑弘羊的辅佐下继续武帝的策略。

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大一统儒家思想在凸显君主专制与儒家“德治”思想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引起了儒生们的批评与反思。这种批评与反思，为其后"春秋谷梁学"的复出以及儒家学说的全面复兴奠定了基础。汉宣帝时环境与局势早已改变，北方匈奴的威胁早已清除，国内的诸侯王早已丧失了原有的政治权力，指导思想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谷梁》学正是顺应了汉朝当时的局势而兴起的。

公羊派儒家法思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需要。由于汉代社会的发展以及儒家思想内部自身的特点，促使谷梁派及其儒家法思想逐渐从边缘走向政治中心。谷梁派思想在西汉中后期一跃而成为汉代占主流地位的统治思想，由此形成了谷梁派思想的核心地位，并对西汉中后期的政治及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影响。

（二）谷梁学在汉代时期走向鼎盛，谷梁学者功不可没

《谷梁传》有着独特的经学大义，可以作为政治之学和御人之术的文本。这使其包含的经学内容成为实用之学而为统治者所用。因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一门长盛不衰的学问。设置谷梁春秋博士后，一代代的谷梁学儒生的努力为谷梁学理论添砖加瓦。石渠阁会议后大倡谷梁学，使谷梁学在整个发展史上出现了第一次繁荣昌盛。瑕丘江公、荣广、蔡千秋、周庆等人凭借谷梁学上的造诣，先后得到朝廷的重用并被任命为谷梁学博士。

《公羊传》

（三）《公羊传》与《谷梁传》的差异

《公羊传》专讲“微言大义”，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另外还有公羊三世说，即孔子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划分成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将春秋时期看作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谷梁传》“借事明义”，强调礼制，重视宗法伦理等级秩序。随着汉代政治法律实践的展开，谷梁学终于走进了统治者的视野，忠孝、仁义、尊卑等汉代谷梁学礼法思想的精髓对西汉中后期的政治、法律运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这种差异成为了《谷梁》学兴起的又一原因。

陆贾是研习《谷梁传》的开山者。在其著作《新语》中有四条是遭秦火后保留却不见于传世本的内容，为《谷梁传》成书和延续提供了宝贵的线索。陆贾是汉代第一位力倡儒学的思想家，其思想主要融汇黄老道家及法家思想，而最后归本于儒家的仁义观，他是上承孟子、荀子，下启贾谊、董仲舒的汉代重要儒家人物，他的思想是由先秦儒学发展到董仲舒的今文经学的一个中间环节。

申培公的传授为西汉谷梁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申培公传《诗》以训诂为教，成为西汉今文《诗》学中“《鲁诗》学”一派。又传《春秋梁传》于瑕丘江公。汉武帝即位，其弟子王臧、赵绾为汉武帝重用，欲更张政治，议立明堂以朝诸侯，年已八十多岁的申培公应诏入京并为官方礼制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尹更始作从蔡千秋学《穀梁春秋》，后又从张禹受《春秋左氏传》。所作《春秋谷梁章句》是最早的谷梁学章句著作，宣告了经学章句之学兴盛之世的到来。

刘向

刘向是西汉谷梁学家的最重要代表。他以阴阳灾异解读《谷梁》，并以《谷梁》思想为当权者提供治国方略。至西汉后期和东汉时期，谷梁学走向衰微。

汉宣帝一朝据记载天灾不断，共发生了包括地震、旱灾、水灾等10次大的灾害。其中本始四年（前70年），全国四十九处爆发地震，当场就死亡了六千多人，连皇帝的供奉祖宗的宗庙都被震坏了。如果按照《公羊传》的说法，这些天灾均因汉宣帝昏庸无道了。事实上，大臣们也曾拿天灾来向皇帝劝谏。汉宣帝为此还下了罪己诏：“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被地震坏败甚者，勿收租赋。”

汉宣帝一定是郁闷的。自小民间长大的他，对于老百姓的疾苦不可谓不知道，立志做个爱民如子的皇帝。可如今这天灾不断，严重打击他的政治合法性，怎么办？

汉宣帝是现实的。他打击霍光和霍氏家族，却坚决执行着霍光休养生息的国家大政方针；他不喜欢自己的儿子，至少在政治理念上，与完全崇尚儒生的儿子刘奭是意见不同的，甚至预言“乱我家者，太子也”。然而他却并未改换太子，只因历史和现实告诉他废立太子更不利于国家。

现实主义的他此时也并没有一棒子将《公羊传》的这套学说打入冷宫，毕竟他需要《公羊传》在维护君王权威上发挥作用。于是他聪明地选择将这些天人感应的学说与他的施政结合起来。

刘病已

汉宣帝统治时期一共有七个年号，其中有五个年号就与灾异有关：地节、神爵、五凤、甘露和黄龙。一场地震死了6000多人，发生于地节元年（前69年），于是那一年改年号为地节，希望“地得其节”。

同时，汉宣帝也用这些灾异调整统治政策。据记载，汉宣帝因灾害和祥瑞而颁布诏书，下达各种政令，在其亲政的20年间，多达23次。比如灾难时废除苛法，赏赐官吏和老百姓爵位、钱财和粮食等，以表示接受天责；而在祥瑞出现时，同样施以善法，以示皇恩浩荡。所以，宣帝时期出现“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的局面并不奇怪。

汉宣帝之所以推崇《谷梁传》，其目的就是希望国家能够再次通过礼仪秩序稳定下来。自汉武帝开始，国家逐渐改变文景之治时的黄老学说，开始强调中央的集权和大一统。于是，在《公羊传》思想下，汉武帝通过种种手段，对诸侯王势力进行了严厉的清洗。治淮南狱时，受到株连的高达万人。巫蛊之祸更是令汉宣帝成为直接受害者。

汉宣帝认为这些或许在当时有效，但即便如此，也都没有根除贵族与皇权之间的矛盾，反而引发了风俗的败坏，而此时已不同于汉武帝时期。于是汉宣帝选择《谷梁传》以强调宗法礼义、骨肉恩情来解决面对的矛盾。

《谷梁传》

当然，汉宣帝也并非猛然间提出此意向并迅速予以确认，而是花了很多时间，不断把《谷梁传》的思想用于执政和实践过程，同时不断扶植自己的学术力量。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谷梁传》终于可与《公羊传》分庭抗礼，才决定开此会议最终确认。

宣帝在石渠阁会议上“称制临决”，促进了儒学经义向具体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的转化。它对人们思想行为的约束具有法典的性质和效力。皇权与经学通过长期的双向互动，终于使儒学由一种思想学说转化为国家的制度性规范，也使皇权由单纯的政治权威变成思想权威。皇帝对经义的干涉和裁定，使经典的权威得到了王权的支持和肯定；而王权肯定的经义不再单纯是一种经说，而上升为国家意志，具有了法律效力。

石渠阁会议一改《公羊》学独霸的局面，增设了谷梁春秋博士。自此以后到王莽时期，朝廷的许多政策也就以《谷梁》学为指导思想。《谷梁》学兴起以后，它的思想在元、成、哀、平等朝中都有着深远的意义。无论是宣元之际的“务行宽大”、“勿行苛政”，元、成、哀时期的改制运动，还是王莽时的复古改制等，可以说都是在《谷梁》学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的。

石渠阁会议是对汉宣帝统治思想的总结，是对《谷梁传》的最终确认，也让儒学最终真正成为汉朝政治统治指导思想。石渠阁会议令儒学成为统治指导思想，导致之后的儒生势力的崛起。自石渠阁会议前后，由于政府的大力提倡，章句之学迅速发展起来。提倡章句之学是自上而下的，皇帝以个人好恶影响了章句之学的发展。例如汉宣帝就曾经明确表示自己对《榖梁》学的爱好。“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榖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榖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榖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