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勇
盛世出华章，但某些历史的至暗时刻，也是文人的艺术佳期。合上王川先生今年新出版的《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黄公望》，这个想法由是而生。
元代的文人是迷茫的，他们承受着失国之痛和精神无托的双重打击，在出世和入世，行道与守道之间挣扎。
黄公望虽出生于南宋，但仅过十一年，南宋便为蒙元所灭，“少年时的他触目所见，皆是蒙古兵”，而且，“失怙、过继、失国三件事，接踵而至”。所以，作者说:“一个在异族统治的社会最底层的孩子，还是个没有父爱的少年，他的生活一定不会幸福”。在这样的环境和境遇中，黄公望靠自学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并有“神童”之称。
然而，入元以后，马背上的统治者，其最初的行政治理逻辑却是线性而简单的:官员的甄选都限定在贵族、勋臣的体系内，世袭和荫补是选官的主流方式。开科取士既麻烦，又会削弱贵族的权力。这个状况直到1315年才有所改变。
王川先生说:“元朝取消科举制度，这就等于从根本上阉割了他们在文化上的命根”。其实，对元代文人而言，他们身处一个至暗的时代，在心理上和精神上何尝不是“阉人”呢？然而，大多数像黄公望这样的元初儒生，并没有因为国灭而心生“隐身首阳，不食周粟”的死节之志，相反，他们积极入仕，这固然有养家糊口的想法，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终究是原生的动力。
青年时代的黄公望虽饱读诗书，却入仕无门。立志行道的黄公望另辟蹊径，打算由吏入仕。
黄公望首度为吏，因为尊严受辱愤而去职。二度为吏，竟身陷囹圄。出狱后的黄公望感到悲凉和失望，从此“禁绝了仕进之心，无意于官场了”。
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既然行道无门，那就安于守道吧。
“一个做官为吏、庸庸碌碌的黄公望已经死亡，艺术家黄公望就此诞生”，在书里，王川先生用这样的话，标注了黄公望人生的分水岭。此时，黄公望已年过半百。
与中国文人传统的归隐方式不一样，黄公望采取了积极出世的归隐态度，比如广交名士、现身雅集、投身艺术等方式。当然，我们依然记得，黄公望是位道士。
通常我们认为，以黄老为信仰，定是出世修行者。但我认为道教全真派并非如此。全真派道教心系民生疾苦，充满入世关怀，这从丘处机不远万里远赴西域，和成吉思汗坐而论道，为民请命，力劝其减少杀戮的事例中可见一斑。在全真的道袍下，其实藏着真正的儒家精神。黄公望平江府开“三教堂”的举动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三教堂”，黄公望广招信众，既教授全真派独特的“道、儒、释”三教合一理论，同时也教授信众绘画技法，对他而言，信众亦是门生。黄公望用这样的方式践行着守道之责。
“当时的黄公望，无论在绘画界还是在道教界，都已经声望极高，堪称一代名师了”，作者这样评价彼时的黄公望。
他的山水画早已浸润着人生的态度和道家的精神，也因此，中国水墨山水画的面貌为之改变。这是黄公望的另一种守道。守道也能守出一片天地，谁能说，这样的守道不是另类的行道呢？
元朝虽政治、官场、行政体系一片黑暗，但对文人而言却是个友好的假期。政治阶层对文化和思想并无太多管制，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文人的艺术沙龙，艺术家可以尽情发挥。诗文、戏剧、绘画、造像，这些艺术形式在元代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梅开苦寒亦自芳，历史与黄公望是相互成就的。这也是本书作者的立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