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司法裁判不仅仅是个案的定分止争，更肩负着引领社会发展、推动法治进步的重要职责。面对社会生活中的难点、痛点，老百姓的揪心事、烦心事，人民法院如何积极发挥司法职能，明规则，促治理，顺民意，解民忧？3月27日起，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推出“办案就是治理”专栏，集纳新闻媒体关注报道，讲述人民法院以案促治破难题的生动实践，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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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6日，我国首家知识产权审判专业机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正式运行。同年12月，广州、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相继成立。10年间，一幅知识产权法治保护的崭新画卷呈现于世——

守护创新创意的“源头活水”

2024年12月4日，第十一个国家宪法日。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大法官开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陶凯元敲响法槌，五人合议庭公开审理一起药物发明专利权属案，促成各方当事人当庭一揽子化解系列纠纷。

庭审结束后，合议庭成员、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杜微科法官向媒体表示，希望通过本案的依法审理和实质化解，向全社会进一步释放人民法院鼓励创新、尊重人才的鲜明导向。

从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到非遗文化传承，从传统出版物版权保护到新业态新领域的产权保护……从2014年第一家知识产权法院在北京成立至今，10年来，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体系不断发展，审判质效显著提升，审判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为创新发展注入“司法动能”

遨游太空的火箭芯片、街边商店播放的优美歌曲、食品包装袋上的商标符号……无不蕴含着人类非凡的智慧与创意。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为499.1万件。如何依法保护好以发明专利为代表的创新智慧？

时间回到10年前的2014年，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增长迅猛。根据2014年4月最高法发布的数据，2013年全国地方人民法院共新收和审结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分别比2012年上升1.33%和5.29%。

一方面，知识产权案件数量迅猛增长，案件专业性又很强，对审判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当时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赔偿额度偏低，审判周期过长，严重影响权利人司法维权的积极性。缺乏较强的司法保护，知识产权的运用和转化机制就不能真正有效地建立起来，科技创新的原动力就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法院应运而生。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随后2014年11月6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为全国首家知识产权审判专业机构正式挂牌成立，成为知识产权法治保护之路上新的里程碑。

成立专门审判机构后，如何提高知识产权案件审判的专业性？技术调查官制度被引入审判工作中。

2014年12月，最高法出台《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在实践中，技术调查官制度也逐渐从知识产权法院扩大到其他法院。

10年过去了，随着前沿技术的快速发展，新类型知识产权纠纷不断出现。据统计，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受理的涉战略性新兴产业案件占总案件数量的四分之一左右，2023年这一比例已增长到超三分之一。来自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各个领域的技术调查官，用其专业能力辅助法官破解技术难题。

此外，知识产权法院还积极探索新类型著作权案件裁判规则，激发文化创意活力。

比如，全国首例杂技作品著作权侵权案件自2018年第一次庭审起就广受关注。2021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近3万字的判决书对杂技作品的保护范围进行了详细说明，对相关案件具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面对数字经济背景下著作权保护的新需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还开展网络著作权法治保护规则研究，为优化数字文化市场环境提供思路借鉴。

守护创新的火种，还需要走出法庭，为企业“未雨绸缪”。

每个月，海南自贸港知识产权法院的法官，都会从海口前往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为企业送法上门。三亚光热条件适宜农作物生长，来自全国数百家农业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会聚于此，从事科研育种工作。

种子虽小，却是农业的“芯片”，关乎国计民生。在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种子创新研究院院长陈凡看来，海南自贸港知识产权法院在崖州湾科技城设立知识产权特区审判庭和司法保护联系点，是将司法审判与种业发展深度融合，保护“田间地头”的知识产权。

不仅要在家门口“解法结”，更要深入科研人员的心坎“解心结”。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佛山、江门等地的高新区和特色产业聚集地设立巡回审判法庭、法官工作室，把诉讼服务送到高新企业家门口，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首都15个创新创造的活跃区设立普法驿站，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

让法治成为营商环境“最硬内核”

“我对小微企业进行调研，凡是创新型企业，没有一家不提知识产权保护的。”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闫大鹏表示，“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那么企业将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常常在与时间赛跑。

许多企业的创新成果在案件审理和判决过程中，就已经被侵权产品凭借低价优势迅速抢占市场。即便这些企业最终通过法律途径赢得诉讼，也失去了原有的市场领先地位。

如何帮助企业高效解决纠纷？

适用先行判决，避免权利人“赢了官司、输了市场”。在审理周期较长的案件中，知识产权法院会在已经查明的专利侵权事实基础上，作出让被告停止侵权的先行判决，避免被侵权者合法权益在诉讼过程中受损继续扩大。

诉前调解、适用速裁程序……加快审理节奏。在涉“智能物流机器人”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系列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促成双方当事人对十余起未结诉讼达成全面和解，减轻当事人诉累，实现双赢多赢共赢。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加强司法审判与行政执法的无缝衔接，与广州、东莞等11市市场监管局建立“行政调解+司法确认”机制，双方在市场监管局的调解下达成调解协议，经司法确认后不用打官司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除了案件审理“周期长”，知识产权诉讼还面临“赔偿低”的难题。

2023年4月，一起涉CATIA系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公开宣判。在这起案件中，原告主张以被告违法复制原告CATIA软件的数量，参照软件许可使用费来计算赔偿基数，并主张2倍的惩罚性赔偿金额。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侵权获利、侵权情节严重程度……一系列界定问题考验着法院的智慧。

让原告欣慰的是，该公司获赔经济损失人民币2000万元。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原告提供充足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的情况下，判决被告立刻停止侵权，并全额支持原告主张的损害赔偿数额。

这是法治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要有效震慑侵犯知识产权的不法行为，就要科学合理确定赔偿额，让创新者吃下“定心丸”。在“卡波”技术秘密侵权案中，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根据侵权情节，顶格适用惩罚性赔偿，最终以5倍计算判赔3000余万元，严厉制裁侵权行为。

快审理，严保护。

“以北京、上海、广州等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为起点，经过10年的努力，我国建立了以‘知识产权上诉法庭+知识产权专业法院（法庭）’为特征的大国知识产权司法体系，逐步统一了知识产权司法裁判标准，有效减少了知识产权审判机制改革中的制度摩擦成本，为进一步深化知识产权司法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马一德说。

为国际知识产权诉讼提供“优选地”

“贵院判决对我司在华业务开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优化市场环境，正本清源，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在华发展的信心，也让我们拥有150多年历史的德国母公司感到振奋。”这是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收到的来自威乐（中国）水泵系统有限公司的感谢信，信件中该公司诚挚感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的公正审理。

涉外知识产权审判是世界观察中国知识产权法治保护的窗口之一。据统计，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建院10年来，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占比近两成，当事人覆盖全球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知识产权审判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贡献中国司法经验和智慧。

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签署加强交流与合作谅解备忘录；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调处多起涉跨国企业知识产权纠纷，法官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法官专利案件管理国际指南》的编写，提升了我国司法国际影响力。

2024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主办知识产权司法国际研讨会，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资深法官、学者围绕“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等重点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便利涉外主体参与诉讼，及时发布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努力破解全球知识产权裁判标准不统一的难题；加强与国际知识产权组织对话合作，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健全域外法查明机制，完善跨境诉讼服务；加强知识产权法官参与国际交流，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产权法官队伍……

10年间，中国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司法环境，让各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更加安心、放心、顺心。中国正努力为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制机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截至目前，已批复建设123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分布在全国29个省（区、市）。

2024年前三季度，已运行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共受理知识产权保护维权案件9.8万件，平均处理周期在2周以内。

截至2024年6月，我国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2.9件，提前实现国家“十四五”规划预期目标。

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转让许可备案次数同比增长24.1%；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总额达3072亿元，同比增长7.2%，均创历史新高。（数据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来源：光明日报

记者：俞海萍丨通讯员：吴坤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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