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谌旭彬
编者按：今天是梁启超先生逝世95周年。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中国近代新法家代表人物。
梁启超
1897年，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派门下弟子梁启超等人去湖南，进行变法活动。梁启超是入湘康门弟子的领袖，是康门在湖南政治活动的主要实践者，也是“湖南腹地自立”概念的实际提出者。在这段时期，“保中国不保大清”成为“湖南腹地自立”的真实指导理念。
那么，为什么维新派人士选择湖南？“腹地自立”又是何意？
以下是历史作家谌旭彬的新书《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中第37章部分内容，原标题为《康党入湘“保中国不保大清”》，潮新闻经授权转载——
谌旭彬：《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所谓“湖南腹地自立”，扼要来说，指的是康有为在1897年派门下弟子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等集体入湘，与湘省人士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合作，试图以湖南为基地，通过创办学堂、印刷报纸等方式，来谋求“保种保教”。
为什么选择湖南？“腹地自立”又是何意？康有为在1901年给革命党人赵曰生的书信中，留下过一段文字，可以权充解释。康说：
“当戊戌以前，激于国势之陵夷。当时那拉（指慈禧）揽政，圣人（指光绪皇帝）无权，故人人不知圣上之英明。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度大势必骎骎割鬻至尽而后止，故当时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因陈右铭（指湖南巡抚陈宝箴）之有志，故令卓如（梁启超字卓如）入湘。
“当时复生（谭嗣同字复生）见我于上海，相与议大局，而令复生弃官返湘。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图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主。以地在中腹，无外人之干涉，而南连百粤，即有海疆，此固因胶、旅大变而生者。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此固当时惕心痛极，斟酌此仁至义尽之法也。卓如与复生入湘，大倡民权，陈、黄、徐诸公听之，故南学会、《湘报》大行。湘中志士，于是靡然发奋，人人种此根于心中……”
康的这段自述，包含以下四点信息：
一、梁启超等康门弟子云集湖南，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有目的、有组织的一场计划。
二、诱发这场计划的导火索，是德国强占胶州湾引发的“各国割地相迫”（也就是各国在中国建立军事据点），让康门弟子和湖南士大夫们都有了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感。
三、选择湖南的原因，是该省既有谭嗣同这般对康有为执弟子礼的人物，该省官场的活跃人物陈宝箴、黄遵宪等，也均对时局持改革立场；且湖南的地理位置居中，既非首当瓜分之冲的沿海，也非封闭愚昧的内地。
四、康门弟子集体入湘的目的，是传播民权思想，造就一种“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主”的可能性，若清廷被列强瓜分，尚可留下湖南一隅作为保国保种的基地。所谓的“湘中可图自主”，即“湖南腹地自立”。
康有为
严格说起来，“湖南腹地自立”这个概念实出自梁启超之笔。
因康有为留在上海，故梁启超乃是入湘康门弟子的领袖，是康门在湖南政治活动的主要实践者。
入湘后仅一个月，梁便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向其含蓄提出“湖南腹地自立”这一计划。梁对陈说：当前的局势“非变法万无可以图存之理”，但已不能将变法寄托在“政府诸贤”身上。若继续依靠朝廷中枢，那真是“东海可涸南山可移”，改革也断无成功之日。要想挽救危亡，只剩一种办法，那就是：
“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
梁随后向陈宝箴做了一番解释，强调“腹地自立”不是背叛与脱离清廷，而是一种特殊局势下的“独立自任”。他希望陈宝箴能效仿新莽末年的窦融，经营河西而佐复汉室；效仿清朝初年的郑成功，经营台湾抵御洋人的入侵。
梁用窦融和郑成功为例来游说陈宝箴，可谓极具深意——窦融的河西政权相对于刘秀的东汉，郑成功的台湾政权相对于爱新觉罗的清廷，均拥有高度独立性，但二者皆非中央政权的叛逆。窦融后来归汉，将河西完整交到东汉政府手中；郑氏后人也归顺爱新觉罗，将台湾完整交到了清廷手中。
陈宝箴，维新派派实权人物，变法失败后被罢黜。诗人陈三立之父、学者陈寅恪、陈衡恪之祖父。
当然，梁的这番解释只是一种巧妙的掩饰。因为真正的“湖南腹地自立”计划，并不在意清廷的存亡。戊戌政变后，在康有为的家中抄获了一份梁启超1897年写给康有为的书信。梁在书信中说：
“谭服（复）生才识明达，魄力绝伦，所见未有其比……伯里玺之选也。”
“谭服生”即谭嗣同，“伯里玺”即President（总统）之音译（晚清常译为“伯里玺天德”）。显见康党有意在大局崩解之际，在湖南另立以谭嗣同为首脑的新政权，而非与清廷所任命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合作去效仿窦融经营河西。
梁启超
梁启超在其《戊戌政变记》中还曾承认，康党在湖南期间先后成立了南学会、新政局等若干机构，这些以维新面目出现的机构俱有深意：“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以南学会为众议院的雏形，以课吏堂为贵族院的雏形，以新政局为新中央政府的雏形。
显见康门子弟与谭嗣同、唐才常等湘省士大夫所谋求的绝非清廷的存续。相反，“保中国不保大清”才是“湖南腹地自立”的真实指导理念。所以，梁启超等人主持湖南时务学堂期间，曾在学生当中大力鼓吹革命：
“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师生）日夕以此相鼓吹。”
“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抨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外间莫或知之。及年假，诸生归省，出札记示亲友，全湘大哗。”
以民权革命为时务学堂的主要教学内容，是来湖南之前，谭嗣同与梁启超、康有为等人商量好了的决定。梁的教学批语，与谭嗣同《仁学》中关于“君民关系”的理念高度一致：
“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
除了在课堂上宣扬民权，谭嗣同、梁启超与唐才常等人，还曾私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添加批点按语，广为散播，并利用《湘报》为《明夷待访录》等书做广告。
至于“保中国不保大清”之说，则见于康门弟子何树龄与康有为的通信。内中有“注意大同国，勿注意大浊国……大浊国必将大乱，为人瓜分，独夫之家产何足惜！”等语。
所谓“大浊国”，显然是“大清国”的隐笔。及至戊戌年，监察御史文悌弹劾康有为等人，又特别点出其将忠君与爱国割裂为两事，完全不在乎大清国的存亡。戊戌政变后，清廷宣布康党及谭嗣同等“六君子”罪状，其中一条赫然正是：
“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
影视剧中的谭嗣同。《霍元甲》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