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海军遵义舰编队在澳大利亚以东海域的常态化训练，意外揭开了澳国防体系的深层隐患。这场原本常规的远海演练，因澳方应对失据而演变为检验其战备水平的"压力测试"，暴露出南太平洋地区安全架构的脆弱性。
2月21日的国际航空紧急频道里，中国海军用英语反复播发的实弹演习警告，成为了检验澳军反应能力的试金石。令人诧异的是，最先捕捉到这一关键信息的并非澳军方，而是维珍澳大利亚航空的民航飞行员。直到民航部门层层转报，澳国防部才在事发三小时后启动应对程序。这种情报传递的延迟，凸显其海空监视网络存在致命盲区。
更富戏剧性的是，澳防长理查德·马尔斯起初坚称"未监测到实弹射击"，却在三天后改口指责中方"通报不足"。这种前后矛盾的说辞，被新西兰军方提供的协同监控数据戳穿——盟国海军尚能及时掌握态势，作为当事方的澳大利亚却陷入信息迷雾。
澳国防军司令大卫·约翰斯顿在议会听证会上的辩解，进一步暴露体系性缺陷。所谓"演习区域超出监控范围"的托辞，与其每年高达487亿澳元的国防预算形成讽刺对比。作为拥有P-8A反潜机、"霍巴特"级驱逐舰等先进装备的国家，对距离本土仅300海里的公海区域失去态势感知，折射出资源配置与作战需求的严重脱节。
值得关注的是，即便在事件发酵一周后，澳军方仍无法确认中国编队是否伴随核潜艇行动。这种情报空白发生在美国强化"奥库斯"联盟、澳方大力筹建核潜艇部队的背景下，愈发凸显其防务建设的结构性矛盾。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的分析指出，此次事件本质上是战略误判的产物。澳政界长期沉迷于"中国威胁论"的叙事，却未对解放军的远洋能力演进给予足够重视。当055型驱逐舰、航母编队常态化前出西太平洋时，澳军的应对思维仍停留在"区域小国"的定位上。
这种认知与实力的错位，在澳政府近来强推的国防战略改革中尤为明显。价值3680亿澳元的核潜艇采购案虽具象征意义，却未能解决近海监视、快速反应等现实短板。正如前海军司令提姆·巴雷特所言："购买十二艘核潜艇不能代替对现有舰队的现代化改造。"
此次风波为印太地区国家提供了多重警示：首先，现代海权竞争已从装备竞赛转向体系对抗，单一武器平台难以弥补系统漏洞；其次，区域安全合作需建立在务实的情报共享基础上，"奥库斯"等排他性联盟反而可能弱化整体防御效能；最后，对中国海军的发展应有清醒认知——其远洋训练频次的增加，既是能力跃升的体现，也是维护航行自由的正当之举。
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当务之急是摆脱意识形态主导的安全政策，转而构建基于现实威胁评估的防御体系。毕竟，在解放军舰艇的雷达屏幕上，需要的不是臆想中的对手，而是专业且可靠的区域安全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