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玉兰，今年46岁。此刻，我坐在医院病房里，看着躺在床上的母亲，内心翻涌着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
“你弟弟真孝顺，昨天还送来一箱牛奶。”母亲突然开口，脸上带着欣慰的笑容。
我和姐姐杨玉梅面面相觑，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应。
半个月来，都是我们姐妹俩照顾我妈。我工作繁忙，没时间，经济条件好，我就承担了我妈八万手术费，姐姐有时间，就出力照顾。而弟弟杨国强，除了偶尔打个电话询问情况外，压根没来几次。
“妈，我们照顾您半个月了，玉兰还出了8万手术费……”姐姐终于忍不住说道，声音里带着一丝委屈。
母亲却不以为然地摆摆手，“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你弟弟工作忙还惦记着我，知道给我买营养品。”
我握紧拳头，努力控制着即将爆发的情绪。这种重男轻女的态度，我们已经忍受了大半辈子。
可是现在，在这个时候，母亲依然如此偏心，我感到一阵难以抑制的愤怒和失望。
回想起来，这种不公平待遇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和姐姐从小就被称为“大丫”、“二丫”，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而弟弟出生后，父母却花了好大心思给他取了个响亮的名字——杨国强。
我们生活在80年代的农村，家里条件并不好。可是，有限的资源总是优先满足弟弟的需求。
我和姐姐只上到小学就被迫辍学，每天干着繁重的家务活。弟弟却一直读到了高中，家里的活儿几乎不用他碰。
“玉兰，你去喂猪。玉梅，你去割草。”这是我童年时期最常听到的话。而弟弟总是能听到：“国强，快去写作业吧，别累着。”
这种差别待遇让年幼的我们感到困惑和委屈。我曾天真地问过母亲：“为什么弟弟不用干活？”
母亲的回答至今仍刻在我的记忆里：“他是男孩子，将来是要成家立业的。你们女孩子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人了，多学点家务活对你们有好处。”
这样的话，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不断重复。渐渐地，我和姐姐开始接受这种不公平，甚至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90年代初，我和姐姐相继进城打工。那时的我们，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带着对家庭的责任感。我们省吃俭用，把赚来的钱大部分都寄回了家。
“爸，妈，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你们留着用吧。”每次往家里寄钱，我都满怀期待地等着父母的夸奖。
然而，得到的回复总是：“知道了。对了，你弟弟下学期的学费还差一些，你多寄点回来。”
我们姐妹的辛苦付出，在父母眼中似乎只是理所应当。而弟弟的一举一动，却总能得到他们的赞美和支持。
这种不公平待遇，在我们姐妹结婚时达到了顶峰。我结婚那年，家里只给了几件简单的家具和一些日用品。而两年后弟弟结婚，父母不仅张罗着给他买了新房，还凑了一大笔彩礼钱。
我的丈夫王建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玉兰，你父母也太偏心了吧？咱们结婚时他们可没这么大方。”
我苦笑着说：“习惯了。在我们那儿，重男轻女很普遍。”
建国摇摇头：“这不对。你也是他们的孩子，凭什么受这种委屈？”
我心里苦涩，却又无可奈何。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平衡原生家庭和婚后家庭的关系。我不想因为家里的偏心而影响到自己的婚姻。
然而，这次母亲生病，却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得知母亲需要做手术的消息后，我和姐姐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赶了回来。我们轮流照顾母亲，日夜操劳。而弟弟却借口工作忙，始终没有露面。
“国强啊，你工作忙就别回来了，别耽误你的事业。”电话里，母亲温柔地对弟弟说，“你姐姐们在这儿照顾我呢，你放心吧。”
挂了电话，母亲满脸欣慰地对我们说：“你弟弟真懂事，知道工作重要。”
我和姐姐相视苦笑，心里五味杂陈。
筹集手术费用的过程异常艰难，虽然我经济条件还不错，但八万手术费也不是一笔小数目，说服老公更是不容易。
可是，当我们提议让弟弟也出一部分时，母亲却说：“别打扰你弟弟了，他工作忙，工资也不高。你们姐妹俩有能力，就你们出吧。”
手术很成功，但术后的护理更加辛苦。我们姐妹俩轮流值班，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每天给母亲翻身、擦洗、换药，忙得连口热饭都顾不上吃。
而就在这时，母亲却因为弟弟送来的一箱牛奶，对他赞不绝口。
我再也忍不住了。
“妈，您觉得一箱牛奶比得上我们日夜的照顾吗？”我的声音有些颤抖。
母亲愣了一下，随即不悦地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小气？照顾父母不是应该的吗？你弟弟工作忙，能想着买牛奶已经很不错了。”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情绪：“妈，您不觉得这样对我们姐妹太不公平了吗？我们为家里付出了这么多，可您眼里始终只有弟弟。”
“你这是什么话？”母亲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我对你们哪里不好了？养大你们，供你们上学，难道不是我们做父母的付出吗？”
我苦笑着摇摇头，“妈，您记错了。我和姐姐只上到小学就辍学了，是弟弟上到了高中。我们姐妹从小就开始干活、挣钱贴补家用，而弟弟一直在享受。”
母亲似乎被我的话噎住了，一时语塞。但很快，她又强硬起来：“那是因为你弟弟是男孩子，将来要养家。你们嫁出去了，总不能白白便宜别人家。”
这番话彻底点燃了我心中压抑多年的怒火。我站起身，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妈，这就是您的想法？我们姐妹就活该被亏待吗？我们难道不是您的孩子吗？”
姐姐拉了拉我的衣角，低声说：“玉兰，别说了，妈还在病中……”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情绪：“姐，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付出这么多，却连一句谢谢都得不到。而弟弟什么都不做，反而得到所有的赞美。这不公平！”
姐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缓缓点了点头：“你说得对，我们确实该做个了断了。”
我们对视一眼，仿佛在这一刻达成了某种共识。
我转向母亲，尽量平静地说：“妈，我和姐姐商量好了。既然您觉得弟弟更孝顺，那么接下来的照顾就交给他吧。我们要回去工作了。”
母亲显然没料到我们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到愤怒，最后变成了慌乱：“你们……你们这是要抛弃我吗？我是你们的母亲啊！”
我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坚定地说：“妈，我们没有抛弃您。只是我们也需要被公平对待，被尊重。您可以让弟弟来照顾您，他不是更孝顺吗？”
说完，我和姐姐收拾好东西，在母亲的哭喊声中离开了病房。
走出医院的那一刻，我感到既解脱又心痛。我知道，这个决定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家的关系，但我别无选择。
接下来的日子里，弟弟不得不开始承担照顾母亲的责任。他终于体会到了照顾病人的辛苦，开始抱怨工作和照顾两头忙。
母亲也渐渐意识到了自己多年来的偏心对待给家庭带来的伤害。她尝试联系我们，但我们都保持了距离，只是偶尔问候一下。
这段时间，我也在不断反思。我开始意识到，多年来的忍让不仅没有换来公平对待，反而助长了这种不健康的家庭关系。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不再将自我价值建立在父母的认可之上。
我和姐姐的关系因为这次事件变得更加亲密。我们经常交流，互相支持，成为彼此最坚强的后盾。
三天前，母亲主动给我和姐姐打来电话，语气中带着歉意：“玉兰，玉梅，妈妈这段时间想了很多。我……我以前对你们确实不太公平。你们能原谅妈妈吗？”
听到母亲的话，我心里五味杂陈。我没有立即回答，而是说：“妈，原谅不是一句话就能解决的。我们需要时间，也需要看到真正的改变。”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声说：“我明白了。我会努力改变的。”
放下电话，我长舒一口气。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重建家庭关系需要时间，需要每个人的努力。但至少，我们迈出了第一步。
